1958年，大陆供应香港农产品减少，引起港人抗议，后来如何

1949年之后，香港与澳门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政治状态成为了当时中国仅有的对外窗口。

而其中香港更是凭借着港币的自由外汇身份，成为了当时转口贸易的重心。

因此，对新中国来说，在当时向两地稳定的供应食品已经不单纯是为了赚取外汇的经济任务，而是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确保港澳市面上物资供应充分，物价稳定，满足两地人民的生活需要，成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但要完成这项任务绝非易事，当时国内不仅还处在物资相对匮乏的时代，面临着内外销矛盾的问题。

而国内运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业品严格按国家计划生产，产品由国家统一调配、运输，这就要求国家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对于供应港澳商品给予特别的倾斜政策。

而至于销量更大、攸关港澳人民生活需要的农副产品，因受自然条件所限，产量极不稳定。

其中的鲜活商品，对交通运输和储存条件要求特别高，而香港又人多地少，仓租费率高，市场容量有限，变数更大，这都对当时的国内部门提出严峻的挑战。

在最初的1949年-1952年时期，由于当时国内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因此对港澳贸易仍是沿用了之前的方式。

选择继续倚重广州和香港的私人进出口商进行交易，允许商人在港澳边缘区进行小额贸易。

而从1953年开始，国内逐步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对港澳贸易成为政府经济管理的新课题。

1954年10月，外贸部召集了扩大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对港澳出口的问题。

在会议上，当时的外贸部部长李强明确对港澳出口供应的方针为团结港澳同胞及东南亚侨胞，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并增加外汇收入，以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

同时，外贸部也定下了“内销服从外销”的基本原则。

会议之后，相关组织的工作也立刻展开，当局要求驻港澳机构南光公司、德信行、五丰行和华润公司担负了对港澳出口任务，受华南(广东)及有关总公司双重领导。

华南外贸分局“应特别加强对本口岸货源及公私营企业的组织工作和对我驻港、澳机构的领导、督促与检查，并与全国各口岸经常取得密切联系”。

据此华南外贸分局从货源组织的角度，以出口经营与输出口岸专业化为原则，拟订了对港澳农副产品的供应方案。

到1955年，外贸部复设驻广州特派员，管辖中南五省和福建。

在广州召集对港澳出口会议，是特派员统筹协调这项工作的主要方式。

外贸部门将根据内地货源生产和港澳市场容量制定出口计划，特别是针对鲜活冷冻商品提出“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供应方针。

并在货源、质量、出口、运输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并采用配额管理制度。

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华南外贸分局)将分季度、分月制定下达供应物资的品种和数量。

当时间走到1958年，由于政治运动导致了国内粮食大幅度减收，“大河没水小河干”，在1958年底和1959年初，供应港澳的物资也出现了短缺性危机。

当时香港主要物资的来源地是大陆，物资供应乏力更严重的后果是香港副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增加了民众的生活负担。

有的人薪金被减半，杂鱼栏工人大部分7折发薪，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因此香港的工商界、工人乃至居民都对内地政府非常不满，媒体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不少批评大陆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