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出狱后就露出真面目：监狱里的积极都是装的

在1975年那个春意盎然的四月中旬，香港的某家酒店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十位年迈的长者。他们暂时在此安顿下来，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激动与紧张交织的情感。

他们并非随旅行团四处游玩的旅客，也非赴香港洽谈商务的商人，而是昔日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经过特赦后，正静候着回归中国台湾省的时刻。

今年，中央决定释放最后一批战犯，赋予他们自主选择的权利。他们既可以选择在大陆继续生活，也可以选择前往其他地方谋求新的发展，中央将不会对此进行任何干涉。

在十人的群体中，有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迈向对岸的旅程，其中就包括了前军统中的一位重要特务——周养浩。他们带着各自的决心与使命，踏上了前往对岸的道路。

获悉周养浩获得特赦后，首要的行动便是重回国民党阵营，舆论哗然，质疑他是否在狱中真心悔过、积极改造不过是假象！人们认为他心怀叵测，对蒋介石的幻想犹存，意图回归享受元老的尊崇待遇。由此，骂声如潮涌般传遍四方。

难道周养浩内心确实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吗？他最终是否顺利地重返了台湾省呢？

【在功德林的日子】

在1949年12月9日的深夜，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李志正沉浸在甜美的梦境之中，却被一声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猛然打破。他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深夜时分，能够打来电话的对方，必然是有紧要之事需要他的关注。尽管心中涌起了些许不满与怒火，李志还是努力平复情绪，拿起了电话接听。

打电话过来的竟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他下达紧急指令，要求他立即率领手下前往巫家坝机场，务必捉拿大特务周养浩，绝不能让此人逃脱法网。

李志正原本浓重的睡意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紧张与兴奋交织的情绪，让他无法平静。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的追捕目标竟是恶名昭彰的“书生杀手”周养浩，这让他不禁忧虑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此次任务。然而，他们早已对这些顽固分子进行了长期的严密监控，只待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倘若能成功将其抓捕归案，这无疑将是他们的一次辉煌战绩。

他向卢汉郑重地承诺，必将全力以赴，不负使命，完成既定的任务。

紧接着，李志正毫不迟疑地集结人手，以最快的步伐奔向预定地点。他们团团围住机场，展开了一场全面而细致的搜寻工作。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将周养浩捕获归案。然而，此刻的他早已不复往日温文尔雅的风采。为了躲避追捕，他精心伪装自己，试图以假象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法网，计划以失败告终。

李志正等人成功将周养浩带至重庆白公馆，安排他与多位国民党高层人员进行了会面。

这片地方曾经是个阴森恐怖的所在，特务们在此处囚禁、虐待我党的英勇同志。周养浩曾经不可一世地矗立在这片土地上，趾高气扬地指挥手下对那些共产党员施加酷刑。然而，如今他自己却沦为了阶下囚，仿佛一瞬之间从云端跌落至深渊，这样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内心充满了不甘与抗拒，对于改造的提议更是坚决拒绝。

他的这种情感，如同被白公馆的阴影所笼罩，一路带到了功德林，展现出了十分颓丧的态度。他回避了所有旨在提升思维境界的学习交流场合，独自沉浸于吟诵感怀诗中，以此寄托对国民党往昔岁月的怀念。

他往往倾向于规避责任，能避开的工作就尽量不去触碰，对待规章制度也显得漠不关心，因此经常与他人产生矛盾与摩擦。

最让人感到棘手的是周养浩那法学院出身所具备的出色口才。为了深入了解战犯们的生活状况，探寻当年事件的真相，并为处置这些战犯提供确凿可靠的依据，看守人员会定期与他们展开交谈。通过这样的交流，旨在更全面地了解战犯们的情况，为后续处理提供有力的支撑。

在审讯室中，类似的对话场景时常上演：

“关于那起令人发指的爱国人士遇害案，你还有哪些需要坦白和说明的情况吗？”

“我仅仅是遵循上级的指令行事，无论他们指示我杀害何人，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我并不了解那些人的身份是爱国志士。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及对‘革命理念’的坚定信仰。”

周养浩对于自己所为总是采取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时而承认部分事实，时而坚决否认，并善于利用多种言辞和借口来自我辩护，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无辜受害者”的形象。在这些时刻，他不再保持平日的沉默寡言，而是变得能说会道，舌灿莲花。

我党与残忍的国民党截然不同，我们对待战俘和战犯采用的是充满人性化的措施，体现了我们的宽容和大义。我们并非束手无策，而是有着更为人道和理智的处理方式。

在功德林，昔日的战犯们无需为基本生活所需忧虑。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管理部门精心安排了多样化的饮食方案，其中不乏如鸡蛋、牛奶等珍贵食材的供应，确保他们吃得健康又满足。至于衣物，他们穿着的则是统一发放的、仿照我军制服样式的服装，既体现了管理的人性化，也符合他们当前的身份与地位。

在精神层面的关照上，战犯们并非是为了享受优越生活而来，同样也并非是要遭受身心折磨。看守机构为他们精心组织了多元化的活动小组，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他们每日除却深入学习先进的思想理念外，更能够投身于自己所热爱的各种活动中，以此来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

战犯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周到的照料，更在精神层面受到了我党领导和高层人士的深切关怀。他们时常前来探望，用温暖的言语和行动表达着对战犯们的关心与牵挂，从身体到心灵，全方位地给予他们关照与呵护。

即便周养浩这位昔日的顽固派曾经犯下诸多错误，我党依然给予了他相应的待遇。随着我党日复一日的耐心关怀，他逐渐变得不再那么固执难通，内心深处开始有了些许动摇。

将战犯统一安置于功德林，此举的首要目的并非单纯施加惩罚，而是出于中央的深思熟虑，旨在通过感化和改造的方式，引导他们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进而在真心悔过后得以重塑自我，重新踏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此外，多数高管将领具备出色的能力，经过改造后将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提供服务，实现更高的社会价值。

在1959年，中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即特别赦免一批曾经的战犯，旨在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共同为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无疑激发了整个战犯所内的热烈情绪，绝大多数人纷纷展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渴望着自己的名字能够荣幸地被列入那份特赦名单之中。

周养浩与众不同，他对此置若罔闻，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改造。

首批获得特赦的个体中包括了宋希濂等人，这些人因展现出了较为积极的改过态度，且在被捕之前所犯下的罪行相对而言并未显得过于残忍，因而得以先行获得释放。对于这样的结果，他内心早有预料，因此并未产生过于强烈的情绪波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功德林内的战犯数量逐渐减少，而被特赦的人数却日益增多，这种变化对周养浩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逐渐认识到，自由是每个人都向往的，没有人愿意长期被束缚在囚笼之中。

耳畔传来众人即将出狱、整理行囊的欢声笑语，他却深感不适，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渴望，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一同享受这份即将重获自由的喜悦。

他逐渐恢复了行动，不仅积极参与各种学习活动，还主动加入到讨论之中，坦诚地交代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包括自杀害杨虎城将军一事。他这样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1973年，徐远举因长久未能获得特赦，内心愤懑难平，终至脑血管破裂，不幸在狱中病逝。这一事件给周养浩带来了极大的触动，他深恐自己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因此更加坚定了自我蜕变的决心，开始更加积极地寻求改变。

1975年3月，经过中央的两次深入会议研讨，最终决定全面释放剩余的战犯。这一决策的背后，是对长达25年的改造生活的深刻认识，相信这段时间的洗礼足以让曾经迷失方向的人们重新找到回归正途的勇气与决心。

周养浩终于摆脱了束缚，重新获得了自由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