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4年1月
编者按：《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日前由研究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考古改写中国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本书通过对一个个考古史料细致入微地解读，讲述了以往对历史知识认知上的偏差，从考古的视角让读者对中国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书中史料丰富、逻辑严密、趣味性强，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激发读者的历史兴趣等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考古出来的东西是历史遗存的物质碎片，在图书馆中展列，在地上遗存，人人可以参观，但又一知半解。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那些尘封在黄土之下的秘密娓娓道来，让读者仿佛亲身遇见古人的生活、听见他们的笑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下文系该书前言部分。
自从 20 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来，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迄今为止，考古人员已经在南起南海、北到黑龙江、东起东海、西至青藏高原这一广袤的范围以内，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古代文化遗址 , 可谓遍地开花，硕果累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史无记载的惊世大发现，如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城池——6000 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最早迈进文明时代的城市——4500 年前的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史前中国最大的城址——4300年前面积达 400 多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等等。
考古人员用高科技等手段，从动态的角度观察、分析，发现了距今 5300 年和距今 4300 年时，中国大地南北文化格局发生的两次剧变。5300 年前是北方沉沦，南方崛起，东方强势。至 4300 年前，北方蘧然崛起，南方归于沉寂，而东方势力也在强盛 1000 年之后突然走向衰落。距今 4600 年时，黄河中下游还发生了一次“改道入海”的惨烈事件，波及今津、鲁、冀、豫、徽、苏等多个省市，水患延续了二三百年之久，不但给沿途数百公里范围以内的居民造成灭顶之灾，还直接摧毁了彼时势力最为强大的东方大汶口文化政权。
还有一部分考古发现则是直接将民间传说改写成了信史，如几千年以来关于尧舜绵延不断的传说，经考古证明，确有充足的史实根据，举世闻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极可能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为此专门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成果，尧舜传说由此成为信史。
与此相类的还有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和清光绪皇帝被害传说等。四川彭山江口数百年一直传说是明末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水下“沉银”之地，国家文物考古部门对张献忠“江口沉银”地点进行勘测定位后，从 2016 年至 2022 年先后进行了四次打捞，总计打捞出金、银、钱币等文物共计 7 万余件，皆为张献忠起义军在此战败后沉船所遗，纷纷扰扰的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也因此正式走进信史。
清光绪皇帝载湉 38 岁就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民间传说和一些野史笔记，如徐坷的《清稗类钞》、德龄的《瀛台泣血记》、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和王照的《德宗遗事》等，都认为光绪帝是被人害死的。2003 年，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携手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共同组成了一个“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对光绪帝的两小缕多根头发进行了鉴定，结果表明，光绪帝体内摄入的砒霜总量已经大大超过了致死量，换言之，光绪帝系砒霜中毒而亡。传说再一次成为信史。
除此以外，还有陕西扶风法门寺关于佛指舍利和地宫宝藏的传说、成都都江堰关于李冰石人的传说、唐代神镜“江心镜”的传说、明宣宗是“蟋蟀天子”的传说等，都被考古证明实有其事。
在考古发现中，另有一类是直接推翻正史的记载，还原了历史的本真面目。如我们熟悉的“昏君”周厉王，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他“即位三十年，好利……暴虐侈傲……其谤鲜矣，诸侯不朝……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但随着青铜器铭文的不断出土，人们才发现，周厉王不但不是个“昏君”，反而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这在其在位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周厉王即位后，先后多次平定来自东南方夷人和西北方猃狁的叛乱，其中一次对南方诸侯和部分东方夷国的征伐，安定了南方的局势，让 26 个小国的国君都拜服在了他的脚下。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人暴动”也不是过去历史课本里所说的平民暴动、奴隶起义，而极有可能是西周王廷内部因为周厉王激进改革引起的一次政变。
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是在周厉王时期失宠、曾经掌管军政大权的司马“伯龢父”——就是文献记载的共伯和。“周召共和”也不是什么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而是共伯和执政之谓。“厉王”传说是他死后他儿子周宣王给他的谥号，但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根本就没有“厉王”这个字眼，对“厉王”称呼用的都是“剌王”。“剌”就是“烈”，为光明、显赫之意，同《逸周书·谥法》所云“杀戮无辜曰厉”意思刚好相反，所以“剌王”就等于“烈王”。这是一个很高的赞誉。
再如我们以前在中小学课本里学过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项羽火烧阿房宫、陈胜吴广起义中“失期当斩”、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等，经考古证实都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杜撰。
这些考古发现，有的曾经轰动一时，为世人所瞩目；有的虽然也做了相关报道，但关注的人不多；有的仅局限于考古界，“养在深闺人未识”，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考古学已经推翻了他们固有的一些历史认知，还在一本正经地宣传这些伪历史知识，让人啼笑皆非。
与此相关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介绍这些改写了中国史发现的图书在市场上出现，这应该也是已经被考古推翻的那些伪历史知识在社会上继续谬种流传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上古史，近年来，我用这 100 多年来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结合文献，对距今 9000 年至西周末年这 6000 年的中国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先后出版了《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晚夏殷商八百年》和《何以华夏》四本书。这一研究写作过程，使我对考古学改写中国史这个问题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因此，我就想利用手头现成的资料，再补充一些中古和近古的资料，写一本《考古改写中国史》，以填补图书市场上这方面的空缺。
但由于以前只是专注于秦代以前古史的考古研究，对秦汉及其以后的考古学成果涉猎不多，这就造成了我认识上的误区，以为秦汉及其以后都有确凿的文献记载，考古改写历史的内容不会太多。但仔细查阅相关资料才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其中对既有中国史造成冲击的考古成果比比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写作计划，大幅度地增加工作量，将原来的一本扩展成三本，分别以《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返璞归真：考古纠错的中国史》和《传说有据：考古证实的中国史》三个专题的形式陆续推出。
当然，这三个专题类别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泾渭分明，其中有些内容就能归置于不同的类别之中，但为了保证三本书不出现重复现象，就只能归类于其中一本。如清光绪帝之死，官方和正史认定光绪帝是死于疾病，所以既可以将它归类到《返璞归真：考古纠错的中国史》之中，也可以归置到《传说有据：考古证实的中国史》当中。最后，我将它归类于后者，是因为后者关于明清时代的同类内容较少，是从三本书篇幅比例平衡角度考量的。
就夏代以前的上古史而言，几乎每个考古大发现都可以说是史无记载，都对中国史有补充、丰富和完善的作用，但考虑到读者的兴趣、可读性和三本书的整体容量，我将这段时期的内容做了大幅度的压缩，而且主要不是写某个具体遗址，而是将内容着重放到揭示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场景上。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读者一幅整体的情景画面，而不是像写一个个具体遗址那样，留下的都是碎片式的残缺影像。但由此就会淘汰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对此我采取的补救策略是，用一篇全景辐射式的文章，对这 100 年来全国各地所发现的重要考古成果做一个宏观综述，这就是放在《返璞归真：考古纠错的中国史》篇首的《中华文明起源并非“一元中心”》。这篇文章原是 2017 年 3 月，我在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所作《中华早期文明源流线路图》专题讲座的讲稿，这次发表又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
就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改写了中国史的相关遗址和文物，商周及其以前和秦汉时期较多，三国至清代时期较少，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毕竟时代越近，书写越方便，历史记录也越全面。
我将这本书定位为严谨而不失活泼的普及性读物，严谨是说，书中的每个观点、每个说法都言之有出，出之有据，为此我在书后附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和古籍参考目录；活泼是说，让文字跳跃起来，提升文章的流畅感和趣味性，让读者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能享受到阅读的快感。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
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往往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所以读而后思，思而后疑，疑而后信，方为读书之道。读史尤其如此。
其实，历史不仅是胜利者书写的，当时代的帷幕落下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书写者。
愿本书带给读者的不仅仅只是新的历史认知，更希望带给读者新的思考。
《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先后入选了《2024年开年值得关注的人文社科新书50种》（《中华读书报》2024年1月11日）和“长安街读书会第20240301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