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云飞游

#候鸟# #江西# #动物#
2026第30个国际湿地日，来到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跟随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放归救治康复的候鸟。此次放归的候鸟有六只，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一只鸡，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鸿雁各一只，“三有”名录动物豆雁三只。

乱云飞游

“得天下难，守天下更难。”这句古训在后唐庄宗李存勖身上得到令人扼腕的印证。那位以“一矢报仇”激励三军、横扫中原的军事天才，为何在登上皇位后迅速沦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戏子皇帝”？新旧五代史将其归为“骄奢淫逸”的传统道德评判，但若用现代心理学、行为学及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重新审视，我们会发现一幅更为复杂深邃的权力人格裂变图景。李存勖角色失调：从复仇者到统治者的身份焦虑 913年，幽州城破。李存勖站在父亲李克用生前屡攻不克的城墙下，将缴获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献于太庙。此刻的他，是完美的“儿子”——完成了父亲“三矢遗命”中的第一项。心理学上的“角色认同” 在这一刻达到巅峰：他为复仇者角色而生，这是他的存在意义。 923年，洛阳皇宫。称帝后的李存勖穿上戏服，在伶人环绕中高唱《百年歌》。此刻的他，角色混乱不堪——是皇帝？是演员？是将军？还是那个永远活在父亲阴影下的儿子？现代心理学中的“角色认知失调”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剧变：当个体的多重社会角色发生冲突，而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时，人格结构就会出现裂缝。李存勖的生命脚本被过早设定为“复仇者”，这一角色赋予他超常的意志力和战略眼光。在称帝前，他的目标清晰而单一：击败朱温后梁，为父报仇。行为心理学中的“目标导向行为” 理论指出，明确的目标能够激发个体的最高潜能。李存勖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正是这一机制的完美体现。李存勖然而称帝后，目标突然消失。“复仇者”角色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李存勖并未发展出适应新身份的“统治者”角色脚本。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个体在每个生命阶段都有需要解决的核心冲突。李存勖在“复仇阶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却未能顺利过渡到“统治阶段”，导致角色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权力异化：从工具到目的的逆转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权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物化。在李存勖的认知中，权力经历了危险的异化过程：从实现目标的工具，异化为自我满足的目的。称帝前，权力对他而言是集结资源、指挥军队、实现复仇的必要手段。每一场胜利都强化着“权力-目标”之间的正反馈循环。然而923年攻破汴梁、灭梁称帝后，权力突然失去了外部制衡和明确目标。此时，行为学中的“强化机制” 开始转向：权力不再需要通过实现宏大目标来证明其合法性，而是通过仪式、享乐和个人趣味的满足来获得即时快感。李存勖对戏曲的痴迷，在心理学视角下可被解读为逃避现实的防御机制。面对复杂的治国理政——这个他既无经验又无兴趣的领域，他退行到了自己熟悉且能获得掌控感的艺术世界。在舞台上，他可以完美控制一切：台词、动作、喝彩。这种控制感，补偿了他在现实政治中日益增强的无力感。李存勖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后突然获得绝对权力，会导致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决策）功能抑制，而边缘系统（负责情绪和奖赏）过度激活。李存勖从长期战争压力中解脱，又被置于皇权的绝对掌控位置，这种剧烈的环境变化很可能导致其神经系统的适应性失调，表现为冲动决策和即时满足偏好。环境强化：从军事共同体到宫廷文化的场域变迁行为心理学强调环境对行为的塑造作用。李存勖行为模式的剧变，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根本转变密不可分。称帝前，他生活在军事共同体中：与士兵同甘共苦，吃同样的食物，睡同样的帐篷。这个环境强化的是勇武、简朴、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式。每一次与将士的互动，都在强化他作为军事领袖的身份认同。称帝后，环境突变为宫廷文化场域：繁文缛节、阿谀奉承、奢侈享乐成为主流。更关键的是，他刻意创造的“戏剧化宫廷”——伶人不再只是娱乐提供者，而是被授予官职，参与朝政。这种环境设置并非偶然，而是李存勖无意识中为自己创造的心理舒适区：在这里，他熟悉的艺术评价体系取代了陌生的政治评价体系。沉迷戏曲的李存勖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思维”和“信息茧房”现象在李存勖宫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郭崇韬等功臣因直言进谏而遭疏远，当景进、史彦琼等伶人因阿谀奉承而获重用，宫廷内逐渐形成了排斥异见、强化皇帝偏好的信息环境。这种环境进一步异化了李存勖的决策机制，使其日益脱离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李存勖并非简单的“昏君”。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显示，聪明人在封闭的反馈系统中更容易走向极端，因为他们擅长为自己构建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李存勖很可能为自己的行为构建了这样一套“艺术治国”的理论框架：戏曲教化民众，伶人传递民情，艺术创造盛世气象。情感代偿：父亲阴影下的终身焦虑精神分析理论为我们理解李存勖的行为提供了深层视角。终其一生，他都在与父亲李克用的阴影搏斗。 “三矢遗命”既是动力，也是枷锁。在完成父亲遗命的过程中，李存勖获得了替代性的情感满足：每一次军事胜利，都仿佛在向父亲证明自己。然而当遗命完成，这种代偿机制突然失效，留下巨大的情感真空。李克用临终前，给李存勖三矢遗命他对伶人的过分宠信，在心理学上可被解读为寻求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在功臣集团眼中，他是需要承担责任、做出正确决策的皇帝；但在伶人眼中，他可以是“李天下”，是可以犯错的表演者。这种关系满足了他对被接纳、被赞赏的基本情感需求——这些需求可能源于童年时期在父亲严格期望下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情感空缺。 923年灭梁后的李存勖，实质上面临着存在主义危机：父亲遗命已完成，人生意义何在？他没有像李世民那样转向“开创盛世”的新目标，而是退行到了更原始的情感满足模式中。这种退行，在心理学上是一种面对无法解决的存在焦虑时的防御机制。结构性矛盾：晚唐五代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断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要求我们将个人行为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李存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晚唐五代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五代时期处于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军阀崛起的过渡阶段。李存勖的沙陀军事集团本质上是部落军事民主制与节度使体制的混合体，这一结构在战争时期高效运转，却完全不适合和平治理。后唐疆域称帝后，李存勖试图构建传统中央集权帝国，但缺乏相应的阶级基础和治理技术。他的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多重矛盾：沙陀旧将与汉人官僚的矛盾，军事功臣与宫廷近侍的矛盾，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个人品德能够调和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李存勖试图用个人权威和艺术化的统治方式来解决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是用意识形态手段解决物质基础矛盾，注定失败。他对伶人的宠信、对戏曲的痴迷，可以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过度补偿：通过强化文化象征系统，来弥补政治整合能力的不足。决策机制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行为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在李存勖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军事上的成功，形成了一套高度有效的决策模式：快速判断、果断行动、信任核心团队。这套模式在战争中无往不利。然而治理国家需要的却是另一套决策模式：广泛咨询、平衡各方利益、渐进式改革。李存勖未能完成这种决策模式的转换，反而将战争中的决策习惯带入了治国理政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处置功臣的方式：像对待战场上的敌军一样，要么完全信任，要么彻底铲除，缺乏政治必需的模糊和妥协空间。戏子皇帝李存勖认知心理学的“框架效应” 也在起作用。李存勖始终用军事框架理解政治问题：将领要么忠诚要么叛变，政策要么胜利要么失败。这种二元认知框架使他无法处理复杂的政治灰度问题，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决策模式锁定并非完全出于无知。李存勖身边不乏有见识的大臣，但他逐渐关闭了反馈渠道。心理学研究显示，长期处于高位者会出现“权力致盲”现象：权力会削弱个体的共情能力，降低对他人建议的开放性。李存勖晚期的孤立状态，正是这一心理机制作用的结果。即时满足与延迟满足的神经机制失衡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李存勖的行为转变提供了生理层面的视角。长期军事生涯塑造了他高度发达的即时反馈系统：一场战斗的胜负立竿见影，一次突袭的效果即刻显现。然而治国理政本质上是延迟满足系统：政策的成效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显现，改革会遭遇阻力，妥协往往比胜利更重要。李存勖的大脑已经适应了即时反馈模式，难以适应延迟满足的政治节奏。李存勖痴迷戏曲他对戏曲的痴迷，部分原因在于戏曲提供了即时的情感回报：掌声、喝彩、完美的艺术体验。相比之下，处理财政亏空、调和将相矛盾、应对自然灾害等政务，带来的只有焦虑和挫败感。神经可塑性研究表明，长期从事某种特定活动会重塑大脑神经连接。李存勖四十余年的人生中，超过三十年都在战争状态中度过，他的大脑神经网络已经高度专业化于军事思维。称帝后要求他突然转换思维模式，无异于要求一位职业运动员突然成为哲学教授——生理基础已经不适应新的认知需求。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个人因素在结构中的权重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同时，也承认个人因素的作用。李存勖的案例，正是历史必然性与个人偶然性交织的典型案例。从必然性角度看，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决定了任何统治者都面临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构性矛盾。即便李存勖是更成熟的政治家，这一矛盾也无法完全避免。从偶然性角度看，李存勖个人的心理特质、成长经历和兴趣爱好，决定了矛盾爆发的具体形式和速度。换一个性格更稳重、兴趣更传统的统治者，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失败，或获得暂时的成功。值得思考的是，李存勖的戏曲爱好本身并非致命问题。历史上不乏有艺术爱好的杰出统治者，如李煜的词、宋徽宗的画、明宣宗的书法。问题在于，他将个人爱好系统性地嵌入了政治决策机制，破坏了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行规则。这种行为，在组织行为学中被称为“角色混淆”和“系统越界”，是组织崩溃...

乱云飞游

公元936年，太原城外旌旗猎猎，一支契丹铁骑正向着中原腹地疾驰。为首的是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而他此行的目的，竟是为了给一名中原将领加冕称帝——这个人就是石敬瑭。当耶律德光在晋阳城外脱下自己的袍服披在石敬瑭身上时，一个充满争议的王朝拉开了帷幕，也埋下了一对父子皇帝截然不同命运的种子。石敬瑭：乱世中的生存大师石敬瑭并非天生皇族。他出生于沙陀部落的一个武将家庭，年少时就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在那个武夫当国的五代十国时期，石敬瑭凭借战功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和心腹大将。 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猜忌石敬瑭势力过大，命其移镇。石敬瑭深知一旦离开根据地，必将沦为砧板之肉。在生死存亡之际，他做出了那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决定：向契丹求援。电视剧《太平年》石敬瑭剧照 “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当石敬瑭的使者将这一条件呈给耶律德光时，就连契丹贵族都感到震惊——一个中原将领竟然愿意称比自己小十岁的外族君主为父，并以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为交换条件。这一决定在千年后的今天仍被唾骂为“卖国”，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石敬瑭或许有他的无奈。面对李从珂的数万大军围困太原，石敬瑭手中兵力不足两万，且粮草日渐匮乏。生死存亡之际，他选择了最务实却也最耻辱的求生之道。耶律德光欣然接受，亲率五万铁骑南下，与石敬瑭合兵击败后唐军。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史称后晋。作为回报，石敬瑭不仅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还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并在国书中自称“儿皇帝”，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屈辱下的治理：石敬瑭的艰难平衡登基后的石敬瑭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兑现对契丹的承诺，维持脆弱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他必须治理一个百废待兴、民心不稳的中原王朝。在治国方面，石敬瑭展现出了与外交屈辱截然不同的务实与能力：后晋、辽国疆域经济上，他减轻赋税，恢复农业生产。《旧五代史》记载：“时兵革方息，公私困竭，敬瑭务从俭约，以宽民力。”他下令减免部分地区的夏秋两税，允许民间自行铸钱以促进流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乱后的民生凋敝。政治上，石敬瑭延续了后唐的官僚体系，同时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汉人官员。他深知自己的皇位合法性不足，因此格外注重拉拢士人群体，恢复科举取士，试图建立文治基础。军事上，他着手整顿禁军，削弱藩镇势力。然而，由于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失去了长城防线，北部边境门户大开，这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石敬瑭在位七年间，最大的矛盾在于如何平衡对契丹的臣服与保持中原王朝的尊严。每当契丹使者到来，石敬瑭必须毕恭毕敬，行父子之礼；而在国内，他又必须维持皇帝的威严。这种双重身份让他的心理备受煎熬，也引起了部分将领和文臣的不满。公元942年，石敬瑭在屈辱与压力中病逝，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养子石重贵。他可能未曾想到，这位继承者将走上一条与自己截然相反的道路。石重贵：从谨慎继位到决裂抗辽石重贵即位之初，面临着比石敬瑭更为严峻的局面。国内藩镇不稳，朝中权臣当道；国外契丹虎视眈眈，视后晋为附庸。这位年轻的皇帝最初选择了谨慎路线，延续了石敬瑭的对辽政策，继续称孙不称臣——这一微妙区别意味着承认家族辈分关系，但不承认政治上的臣属地位。电视剧《太平年》石重贵剧照然而，一股强大的抗辽势力正在朝中崛起。以景延广为首的强硬派将领认为，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晋已有能力摆脱契丹的控制。景延广甚至公开宣称：“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这种强硬姿态与石敬瑭的屈膝形成了鲜明对比。石重贵最初在强硬派与妥协派之间摇摆不定，但两件事促使他最终倒向抗辽一边：第一是契丹的不断勒索。耶律德光以“祖父”自居，要求日益苛刻，不仅要增加岁贡，还时常干涉后晋内政。第二是朝野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中原士民对石敬瑭割地称儿的行为早已不满，石重贵感受到了这种民意的压力。 943年，石重贵做出决定：停止向契丹称臣，仅保持家族间的“称孙”关系。这一政策转变直接导致契丹与后晋关系的破裂。耶律德光无法接受“孙子”的叛逆，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战与和的悖论：石重贵的三次抗辽战争从944年到946年，契丹三次大规模南侵，石重贵领导的抗辽战争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944年）：契丹兵分两路南侵，石重贵御驾亲征。在戚城、马家口等战役中，晋军凭借城池之利屡次击退辽军。特别是白团卫村之战，晋军在逆风情况下发动突袭，大败辽军，耶律德光仅以身免。这一阶段的胜利让石重贵和主战派信心大增。电视剧《太平年》耶律德光剧照第二阶段（945年）：契丹再次南侵，双方在滹沱河对峙。晋军内部出现分歧，主帅杜重威畏敌不前，导致战局陷入僵持。最终契丹因粮草不济退兵，但晋军也未能扩大战果。第三阶段（946年）：耶律德光集结全国兵力，第三次南侵。这次他改变了策略，一面军事进攻，一面利用后晋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关键时刻，晋军主帅杜重威在前线投降，导致防线崩溃。契丹铁骑长驱直入，直逼开封。值得注意的是，石重贵在军事部署上犯了一系列致命错误：过度信任能力不足的亲戚将领；未能有效整合各地藩镇力量；在战略上过于依赖城池防御，缺乏机动兵力。这些失误最终断送了抗辽大业。父子两代皇帝不同选择的代价对比石敬瑭与石重贵这对父子皇帝的统治，我们可以发现五代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外交策略的截然不同：石敬瑭选择“以地换和平”，通过极端屈辱的方式获得契丹支持，建立政权；石重贵则试图摆脱附庸地位，通过武力维护国家尊严。前者获得了短期稳定却遗祸无穷；后者展现了民族气节却因实力不足而失败。治国能力的差异：在内政方面，石敬瑭展现了更多务实精神。他轻徭薄赋，恢复生产，使中原经济在战乱后得到一定恢复。石重贵虽有心抗辽，但内政处理相对薄弱，未能有效整合国内各方势力，最终在外敌入侵时内部崩溃。历史评价的两难：传统史家对二人的评价往往陷入道德与实效的两难。石敬瑭被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但他的确为中原带来了七年相对的和平；石重贵作为抗争者受到一定同情，但他的决策失误直接导致王朝覆灭和中原百姓遭受更深重的灾难。彰国军节度使张彦泽是五代骄兵悍将的缩影时代局限的制约：两人的选择都受制于五代时期的特殊环境。藩镇割据、武人专政、中央集权薄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无论石敬瑭的依附还是石重贵的抗争，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原政权相对于契丹的弱势地位。燕云之痛：割让十六州的深远影响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后晋一朝。这一地区不仅是农耕与游牧经济的分界线，更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骑兵的天然屏障。失去燕云，等于打开了中原的北大门。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在随后的四百多年里，中原王朝（后周、北宋）始终无法恢复这一战略要地。北宋为了防御契丹，不得不在平原上挖掘千里塘泊、种植树木，构筑人工防线，耗费巨大国力。直到1368年明朝建立，徐达北伐，燕云地区才重新回到汉人政权手中。石敬瑭的决策固然出于求生本能，但其后果之严重，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而石重贵虽然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时机和能力都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五代困境中的父子悲剧石敬瑭与石重贵的统治，构成了五代时期最具戏剧性的父子对比。父亲以屈辱换生存，却埋下了王朝覆灭的种子；儿子以抗争求尊严，却因实力不济加速了灭亡进程。他们的故事折射出那个混乱时代的核心矛盾：在外族压力下，中原政权如何在生存与尊严之间找到平衡点？过度妥协可能导致政权合法性丧失和长期战略被动；过度强硬又可能因实力不足而招致毁灭性打击。投降并引导契丹军长驱汴梁的节度使杜重威后晋的兴亡就像五代时期的一个缩影——短暂、脆弱、充满无奈。石敬瑭与石重贵这对父子皇帝，各自做出了符合当时处境的选择，却都无法逃脱历史的悲剧结局。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需要理解其所处时代的特殊困境，而非简单以今人标准苛责古人。千年之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或许可以超越简单的“卖国”与“抗争”二元对立，看到那个特殊时代中，决策者面临的极端困境与有限选择。这也正是历史最令人深思之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或许，根本就没有完美的答案。

乱云飞游

林肯号航母的舰载机呼啸着掠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岸线上的导弹发射车悄然改变阵位。在这片连接东西方的古老土地上，历史仿佛正在重演。 2026年1月，波斯湾的紧张局势随着美国航母打击群的逼近而急剧升温。伊朗革命卫队宣布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德黑兰街头的抗议与美国白宫的武力威胁交织成一幅熟悉的画面。 2026年1月，美航母林肯号抵进波斯湾这已是这片土地数千年来的常态——从居鲁士大帝到特朗普总统，世界强权总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伊朗高原。地理宿命：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伊朗高原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千年命运。它坐落在亚洲西南部，北部是里海与中亚草原，南部扼守波斯湾与阿拉伯海，西部毗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部延伸至印度河流域。伊朗地形这片高原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被扎格罗斯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等天然屏障环绕。这种地形让伊朗易守难攻，成为天然的独立王国。伊朗高原是连接东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天然桥梁，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今，世界能源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33公里，全球约35%的石油和20%的液化天然气需经此运输，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这片水域。要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钥匙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在能源时代达到顶峰。这条狭窄水道是波斯湾唯一的出海口，控制它就意味着扼住了全球能源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伊朗曾多次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战略筹码。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此实施了“油轮战”。2025年6月，在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后，伊朗议会再次发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这种对关键通道的控制能力，使伊朗即使面对强大外部压力时，仍握有重要战略筹码。地缘优势与资源控制的结合，让伊朗成为大国无法忽视的存在。波斯辉煌：首个横跨三洲的大帝国伊朗高原的历史辉煌始于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缔造了世界首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创建了高效行政体系，“皇家大道”从波斯波利斯直达爱琴海岸，成为古代的高速公路网。帝国对不同文化、宗教采取包容政策，成为多文明融合的熔炉。这种早期建立的帝国传统与文化自信，为伊朗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调。即便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踏平波斯，也选择与波斯贵族通婚，沿用了波斯的行政制度。文明冲撞：希腊化与丝绸之路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虽然希腊人统治了伊朗高原，但波斯文化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与包容力。希腊化的塞琉古帝国作为亚历山大帝国在波斯地区的继承者，塞琉古王国在伊朗建设了众多希腊式城市，这些据点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后来，塞琉古帝国被安息国（帕提亚帝国）取代。公元前139年，张骞的副使到达安息，中国与伊朗的官方联系正式建立。张骞通西域时，派使臣抵达伊朗丝绸之路不仅传输货物，更传播思想与技术。波斯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中转站与融合器，这一角色持续了千年。阿拉伯浪潮：伊斯兰化下的文明韧性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改变了中东格局。公元651年，萨珊波斯帝国灭亡，伊朗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版图。阿拉伯统治时期，波斯经历了深刻的伊斯兰化，但波斯文化并未消失。波斯官僚体系、文学艺术深刻影响了阿拉伯帝国。9世纪后，波斯文化复兴，菲尔多西的《列王纪》重铸了波斯民族精神。波斯文作品《列王纪》正是这种文化韧性，使波斯民族在外族统治下保持了自身认同，也为16世纪什叶派意识形态的独特构建奠定了基础。大博弈场：近代列强的角力场 19世纪，伊朗成为英俄“大博弈”的核心战场。北方南下的俄罗斯帝国与掌控海洋的大英帝国，在这里展开激烈争夺。英俄两国在伊朗的博弈当时，伊朗恺加王朝试图推行“第三国外交”，引入法国、德国等势力制衡英俄，但收效甚微。1856年至1857年的英伊战争，伊朗战败，被迫承认历史上长期属于伊朗的阿富汗地区独立，这标志着伊朗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段被列强肢解的屈辱历史，让伊朗精英深刻意识到：仅凭外交周旋无法捍卫国家独立，必须在思想层面构建更坚固的防线。意识形态：锻造独特的铠甲数个世纪身处大国夹缝的切肤之痛，让伊朗开始有意识地在思想层面锻造独特的铠甲。16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宣布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这成为伊朗史上最关键的身份选择。这一选择在地缘上划清了与西边逊尼派奥斯曼帝国、东边逊尼派莫卧儿帝国的界限，在意识形态前线筑起“防火墙”。什叶派“受压迫者”的叙事与波斯帝国记忆相融合，形成了坚韧的民族认同。 1979年领导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首领霍梅尼 1979年伊斯兰革命将这套意识形态资源全面政治化，“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纲领，使意识形态从防御铠甲变为思想武器。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独特的什叶派主导国家，与周边逊尼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冷战夹缝：从盟友到死敌的蜕变二战后，冷战将全球拖入美苏对峙，伊朗因其战略位置成为关键“北层屏障”。1953年，美国中情局策动政变推翻伊朗巴列维王朝民选首相摩萨台，重新扶植巴列维国王掌权，伊朗被牢固纳入西方阵营。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的这场“白色革命”得到美国支持，德黑兰成为美国“波斯湾宪兵”。但这种依附关系埋下了反噬的种子。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卡特政府首先关切的是“谁丢掉了伊朗？”这一战略资产。随后的“人质危机”彻底撕碎美伊关系。霍梅尼政权将扣押美国外交官称为“第二次革命”，美伊从盟友急转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开启了持续至今的对抗。现代抗争：构建“抵抗轴心”与极限求生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走上全面对抗西方的道路。为打破地缘孤立，伊朗构建了横跨中东的“抵抗轴心”，以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为支点，实现非对称战略平衡。几年前伊朗构建的什叶派“抵抗之弧”，现已被美以联手破坏两伊战争（1980-1988年）进一步固化了伊朗的“被围困心态”。近年来，美国“极限施压”政策使伊朗经济陷入困境，2025年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更重创其威慑能力。 2026年初的伊朗国内骚乱是内忧外困的集中体现。但伊朗政权展现出历史积淀的韧性，在强硬回击与务实克制间寻找平衡。四战之地：千年博弈的不灭韧性纵观历史，伊朗的“四战之地”属性既是诅咒也是祝福。各大帝国的兴衰如潮水般在伊朗高原上冲刷，却未能磨灭波斯文明的基石。伊朗民族的韧性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源于地理环境造就的独立性。高原的地形使其相对封闭，易于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同时增加了外部征服和对外开拓的难度。这种韧性在当代体现为多层次的生存策略：通过“抵抗轴心”拓展影响力；与中俄深化战略合作；在最艰难时期展现内部弹性.这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不同，伊朗拥有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更统一的文化认同。未来前景：文明古国的现代考验笔者认为，2026年的伊朗面临多重危机：经济困境、社会压力、外部威胁和军事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武力威胁与国内抗议相互激荡，形成危险漩涡。但伊朗仍握有重要筹码：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可观的导弹库与区域代理网络、以及中俄的战略协作。更重要的是，波斯民族千年积淀的文明自信与抗争智慧。历史表明，外部高压或能使伊朗暂时困顿，却极少能使其屈服。深厚的文明底蕴是国家最厚重的防弹衣，伊朗大概率不会重蹈叙利亚覆辙。这片土地见证过太多帝国的兴衰，而波斯文明始终延续。宏伟的伊朗伊斯法罕纳什格世界广场，是波斯文化的象征夕阳将德黑兰的天空染成波斯地毯般的金黄与赤红，街头革命卫队的宣传画在暮色中若隐若现。数千公里外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航母的阴影与伊朗导弹的射程相互重叠，划出无形的对峙线。在这片连接东西方的古老高原上，时间似乎同时向着过去与未来流淌。各大帝国的野心来了又走，唯有扎格罗斯山脉依然挺立，见证着又一个千年博弈的篇章正在被书写。伊朗的故事远未结束，它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着那个困扰了所有地缘政治大师的问题：在强权环伺的世界中，一个文明如何保持自我，顽强生存？

环球视角

乱云飞游

黄金的光芒首次刺穿5000美元的天花板，一场席卷全球的央行购金潮背后，隐含着半个世纪以来最剧烈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2026年1月25日傍晚，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在电子盘交易中首次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大关。市场立即作出反应，短短一天后，现货黄金价格已攀升至5023.010美元。黄金在2026年开年不足一个月内累计涨幅已超17%，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的强势行情这场黄金狂飙在2026年仅仅开始不足一个月，黄金涨幅已超15%，累计上涨近700美元。高盛已将2026年12月的黄金价格预测上调至5400美元。黄金市场正经历着自1970年代以来最显著的上涨周期。历史的维度黄金价格的百年历程，折射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几次重大转型。每个历史阶段黄金价格的大幅波动，都对应着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的深刻变化。黄金的现代价格史大致可以分为八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1915年至1970年，黄金作为官方货币锚，价格基本稳定。布雷顿森林会议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黄金开始自由浮动定价。随后1973年第一次和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接踵而至，美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黄金迎来了非凡牛市，价格翻了整整23倍。第三阶段，1980年至2000年是黄金的二十年衰落期。美联储在“沃尔克时刻”（指通胀飙升至必须采取激进政策手段进行调控的时刻）激进加息，美元走强，加上黄金供给侧革命导致的产量大增，全球央行大幅减持黄金，互联网革命吸引市场资金从黄金转向科技股，黄金经历了长达20年的熊市，累计下跌70%。 2001年至2011年是黄金的十年牛市。互联网泡沫破裂、911事件、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事件推动黄金累计上涨650%。而2022年第四季度至今，我们见证了黄金价格的进一步上冲，全球央行加速增持黄金，“去美元化”进程加快，黄金突破3700美元，累计涨幅达128%。黄金定价逻辑的范式转变传统的黄金定价框架认为，黄金价格与实际利率呈负相关关系，利率上升时，黄金作为无息资产的机会成本增加，价格往往会下跌。但这种经典关系在近年来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2022年后，黄金价格和实际利率多次出现同向波动，而非传统的反向关系。即使在美联储累计加息525个基点的情况下，黄金价格依然持续上涨，这表明黄金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范式转变。目前国际金价中约有35%的价值反映了非传统因素，这一比例较2024年提升了12个百分点。黄金正从对利率敏感的资产，逐步转变为对冲主权信用风险的资产。 2024年以来黄金价格走势（世界黄金协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美元信用弱化背景下黄金‘终极货币’属性的回归”。这种定价逻辑的转变意味着黄金市场正在形成新的规则。央行的集体选择全球央行的购金行为已成为支撑金价最坚实的力量。从历史数据看，2000年至2025年，黄金需求结构已由金饰制造和投资需求主导，转变为由金饰制造、投资需求、央行和各官方机构共同构成。美联储降息预期、地缘冲突局势的演变、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变化、美国总统大选的相关影响 2024年全球央行净购金量达到1045吨，已连续第三年超过1000吨。这种持续性的大规模购金行为在黄金市场历史上是罕见的。高盛预计，2026年各国央行月均购金量将达60吨。据东吴期货报告，波兰央行宣布增持黄金，丹麦养老基金决定抛售美债，这些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黄金价格。央行的购金行为不仅提供了实际的买方支撑，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信心信号。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近43%的央行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增加黄金储备。全球央行连续15年维持净购入态势，即使金价屡创新高，各央行对黄金的配置热情仍未降温。美元信用的裂痕美元信用体系的弱化是推动黄金价格上涨的根本动力。2026年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债务占GDP比重已达125%，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正在陷入“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支付利息-更大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71%降至58%。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剧市场对美元资产的担忧。2025年“对等关税”政策引发避险情绪，“去美元化”成为促使金价上涨的主要推手。美联储的独立性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信任危机。美国当地时间今年1月11日鲍威尔遭到刑事起诉，本质上是美联储独立性再次遭到挑战，美元信用再遭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黄金作为“终极非信用资产”，扮演着对冲货币贬值的核心角色。当市场对主要货币的长期购买力产生担忧时，黄金的光芒自然愈发耀眼。地缘政治的燃料地缘政治风险为黄金价格上涨注入了持续的燃料。2026年开年以来，特朗普对欧关税威胁、格陵兰岛主权争议等事件加剧了投资者避险情绪。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历史数据显示，中东地区爆发直接军事对抗时，黄金价格往往显著上涨。1973年中东冲突期间黄金价格近乎翻倍，2023年巴以冲突时黄金价格涨幅达14%。东吴期货报告指出，后续需要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人选，美欧关税对峙，南美及格陵兰岛的地缘影响等。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将持续推动资金从全球股市流向黄金等安全资产。欧洲中央银行报告认为，黄金已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资产，占全球储备资产的21%。供需结构的重构黄金市场正经历从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的加速转变，供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供应端看，2010年至2024年全球黄金总供应量年复合增速仅为1%。全球矿产金产量增速明显放缓，近年黄金供应量增加主要源于金价上涨后回收金的增加。需求端的变化更为显著。中国、印度等传统消费大国金饰需求同比下降32%，而投资需求占比从2024年的18%跃升至34%。这种“消费萎缩、投资扩张”的格局是前所未有的。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全球黄金投资需求同比增长170%。投资需求的强劲增长已成为推动金价上涨的主导力量。个人投资者配置需求的增加也为金价提供了进一步支撑。黄金ETF等投资工具的普及，使得普通投资者更容易参与黄金市场，推动了黄金的金融化进程。康波周期中的黄金从更宏观的经济周期视角来看，黄金当前的表现与全球经济所处的周期阶段密切相关。兴业研究认为，经济周期和产业技术周期对金价影响深远，当前全球经济符合康波周期（由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1925年首次提出，该理论通过分析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数据，识别出以技术革命驱动的长波周期，包含复苏、繁荣、衰退与萧条四个阶段）萧条期的特征。在历史上，黄金在康波周期萧条期的上涨概率是100%。这一判断基于对长期经济波动的观察。康波周期通常持续50-60年，当前我们可能正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衰退阶段，这种时期往往伴随着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和资产价格重估。历史上的类似阶段，如1970年代的滞胀时期，黄金年化回报率达到18%，远超股票和债券。若美国陷入轻度滞胀，摩根士丹利模型显示黄金价格可能突破3800美元/盎司。技术周期的转变也影响着资金流向。90年代互联网革命时，市场资金配置偏好转向科技股，导致黄金经历了长期熊市。如今，随着AI等技术发展进入新阶段，市场正在重新评估各类资产的价值。未来世界的黄金布局随着金价突破5000美元关口，这一事件已不仅仅是价格上的里程碑，更预示着全球货币信用体系的重构预期。中银国际、华西证券等机构预测金价或达5500-6600美元区间，长期看涨至债务周期重构阶段。高盛则将2026年底金价预测从4900美元上调至5400美元。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黄金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3%提升至22%。若按G20国家平均水平（12%）测算，中国央行潜在购金规模可达2800吨，相当于全球一年产量的32%。据此，有理由相信，黄金市场的未来可能呈现三种不同情景：若地缘冲突未进一步扩大，黄金价格或回调至一定区间，但央行购金持续、ETF投资升温以及美元疲软等因素，将支撑金价维持宽幅震荡。若美国直接对伊朗开战或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黄金价格可能加速冲高并不断刷新历史高点。若美债市场遭遇大规模抛售，黄金作为“非主权避险资产”的属性将进一步凸显，持续吸引战略配置资金。综上所述，黄金市场正经历从避险资产向新货币锚的范式转变。在去全球化与数字货币双重冲击下，黄金或将扮演连接传统货币体系与新型支付系统的关键角色。美元指数自2024年峰值下跌了9.2%，10年期美债实际收益率仍维持在1.2%左右，远高于2020年负利率时期的-0.5%。然而黄金价格却突破5000美元关口，这种现象表明，地缘政治溢价和货币信用风险正在重构黄金的定价逻辑。市场已经意识到，经贸秩序可被美国亲自掀翻，所以黄金飙涨，代表美国信用的美债、美元一度同跌。参考资料： 1、中新经纬2026.1.26《现货黄金史上首次突破5000美元》 2、天风证券《黄金专题报告：黄金百年复盘及分析框架》 3、中国经济网2025.5.24《又涨了！金价为什么变来变去？》 4、中国经济时报2025.7.2《黄金：或从“避险资产”向“新货币锚”转变》 5、南方日报2026.1.26《再创历史新高！黄金首破5000美元/盎司》 6、华福证券·王保庆《黄金供需重构下的机遇：历史复盘与未来定价逻辑展望》 7、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学术前沿｜黄金价格屡创新高下的黄金市场分析》 8、期货日报2025.6.20《黄金长期配置价值凸显》 9、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黄金价格创历史新高，引爆抢购》

乱云飞游

#动物# #江西# #鸟类#
江西省林科院一角，上周去看到的，一些被救治的受伤康复鸟类，灰雁、灰鹤、野鸭等等，都在这里悠哉养老

乱云飞游

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曾有一段被刻意淡忘却又血迹斑斑的历史。1932年至1945年间，中国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怪胎——"满洲国"。这个被国际社会普遍否认的傀儡政权，是日本军国主义与部分满洲旧贵族勾结的产物。那些曾经享受清王朝特权的旧贵族，为了个人权位，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与侵略者合谋，将三千万东北同胞推向深渊。伪满洲国末代皇帝的复辟梦与侵略者的阴谋爱新觉罗·溥仪，中国的末代皇帝，自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后，一直怀揣着重登帝位的梦想。日本关东军参谋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一个失意的前朝皇帝，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完美傀儡。 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还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随即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拉开了侵占中国东北的序幕。短短四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日本军方清楚，赤裸的军事占领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他们需要一个"合法"的外衣。溥仪成了不二人选。1931年11月，关东军高级参谋土肥原贤二秘密会见溥仪，承诺"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并暗示溥仪可以重登帝位。溥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完全被复辟的美梦蒙蔽了双眼，明知日本人的意图，却自欺欺人地认为可以先借助日本的力量恢复祖业。"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使他一步步走向叛国的深渊。 1932年2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所谓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宣布东北脱离中国。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出任"执政"。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本庄繁在日记中直言不讳："溥仪不过是我们手中的棋子，他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外衣。" 日满亲善宣传画旧贵族的集体背叛溥仪并非孤例。一批满洲旧贵族纷纷投靠伪满政权，其中包括溥仪的弟弟溥杰、清末亲王善耆的儿子金壁东（宪奎）、清太祖努尔哈赤弟弟舒尔哈齐的后代罗振玉等人。这些旧贵族在伪满政权中担任要职，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帮凶。郑孝胥，清末遗老，伪满洲国首任"国务总理"。他曾公然宣称："满洲原本就是清帝国的龙兴之地，如今独立建国，是恢复祖业。"他亲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署《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满洲的一切特权，包括驻军权和资源开发权。熙洽熙洽，爱新觉罗家族成员，清末贵族，九一八事变后主动打开吉林城门迎日军入城，后在伪满任财政部长官。他曾在会议上宣称："日本人来是帮助我们建立王道乐土，我们应该欢迎。" 这些旧贵族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与侵略者合作？历史学者分析，除了复辟梦外，还有对失去特权的恐惧和对权力的渴望。一位历史学家尖锐指出："他们怀念的是那个可以奴役人民的旧时代，为了恢复那种特权，不惜出卖自己的民族。" 血泪交织的傀儡政权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第三次登基，称"满洲国皇帝"。登基典礼看似隆重，实则是场精心编排的闹剧。连溥仪穿的龙袍都是关东军特意从北京定制的——他们不允许溥仪穿清朝龙袍，只能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伪满皇帝溥仪溥仪后来在东京审判作证时坦言："我没有任何实权，所有法律、法令都必须经过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我不过是个傀儡。" 伪满政权的各级部门都设有日本"次长"，实际掌握大权。所谓的"国务院"实由日本总务厅长官操控，各部次长均为日本人，形成"次长制"统治体系。中国官员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摆设。日本殖民者还通过"协和会"实施思想控制，强迫民众信奉"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等奴化思想。溥仪及其他旧贵族积极参与此类活动，为殖民统治涂脂抹粉。经济掠夺的帮凶在旧贵族的配合下，日本对东北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1933年，伪满政府颁布《满洲经济建设纲要》，将东北经济完全纳入日本战争体系。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垄断了东北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的生产和销售。至1943年，东北煤炭产量的65%、生铁产量的80%直接被运往日本。日满掠夺东北资源与此同时，日本开拓团在东北强占大量耕地，至1945年，日本移民侵占土地达3.9亿亩，约占东北耕地面积的60%。数百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伪满政府颁布《土地商租权公证令》，为这种掠夺提供"法律依据"。曾任伪满产业部次长的王子佑，在战后审判中承认："我们明知日本人在掠夺中国资源，却仍然协助他们制定政策，压迫同胞。" 人间地狱：劳工的血泪日本在东北实行全民劳务奴役制度，通过"国民勤劳奉公局"强征大量劳工。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至1945年间，超过1000万中国劳工被强制劳动，其中约200万人死于非人的待遇和恶劣的条件。抚顺煤矿被称为"人间地狱"，矿工平均寿命不足30岁。幸存者回忆："矿井下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塌方、瓦斯爆炸时有发生。死了人就直接扔到山上喂狼。" 日满731细菌部队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数千名中国爱国者、平民被用作实验材料，称为"马路大"。而这些暴行，都是在伪满政府的默许和配合下进行的。文化灭绝与奴化教育为彻底割断东北民众的民族认同，伪满政权在日本操控下推行全面的文化灭绝政策。汉语被贬称为"满语"，日语成为"国语"，中国历史被篡改，东北地区被称为"满洲"，不再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学校教育也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学生背诵《回銮训民诏书》，宣扬"日满一德一心"。1935年，溥仪访日归来后发布的《回銮训民诏书》中竟宣称："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 日满在东北的奴化教育曾担任伪满文教部大臣的郑禹（郑孝胥之子）积极推行这一政策，他曾在训话中称："日本文化是亚洲最优秀的文化，我们应该全面学习。" 不甘屈辱的抵抗面对日本殖民者和伪满政权的残暴统治，东北人民从未停止抵抗。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4年，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的事迹可歌可泣。东北抗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一些参与伪政权的旧贵族后代也最终觉醒。溥仪的侄女、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后来回忆："我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压迫，逐渐明白了所谓'日满亲善&# 39;的谎言。" 正义的审判与历史的警示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伪满政权顷刻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溥仪在通化宣读《退位诏书》，伪满洲国覆灭。战后，溥仪作为战犯被苏联红军逮捕，后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1950年，被引渡回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特赦后成为普通公民，1967年病逝于北京。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其他伪满战犯也受到不同程度惩处。郑孝胥早在1938年暴毙，传闻被日本人毒杀——傀儡一旦失去利用价值，结局往往悲惨。历史的镜鉴伪满洲国的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殖民者的残暴与狡诈，也照见了背叛者的懦弱与无耻。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衰弱，则民族受难；内部背叛，则外敌易侵。那些为一时权位而出卖民族利益的旧贵族，最终不仅未能实现复辟迷梦，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被永远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伪满皇宫旧址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弱国。但历史的教训仍需铭记：唯有国家强大，民族团结，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东北大地上的累累白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苦难，也警示着后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家主权，不容交易。

乱云飞游

#宠物# #养龟#
冬天午后难得的两个小时，是小青最喜欢的时刻，又爬上来晒背

乱云飞游

在谈及中华民族时，我们常会用“多元一体”来概括，正如一颗石榴，56个民族如同紧密相依的石榴籽。这个比喻生动形象，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这“多元”何以能凝聚成“一体”？这颗石榴何以能紧密不分？历史的答案清晰地指向一个核心：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是维系这个宏大共同体数千年不散的核心凝聚力量。这并非宣扬民族优越论，而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所总结出的客观事实。首先，汉族构建了“一体”的政治与文化框架。想象一下，一个庞大的建筑需要一个坚固的骨架。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汉族就提供了这个骨架。从秦朝“书同文，车同轨”并创立中央集权郡县制，到汉朝奠定儒家治国理念，再到隋唐开创科举，明清完善行省，这套由华夏-汉文明开创的政治治理体系，成为了历代王朝统治的标准模板。即便是入主中原的元朝和清朝，也基本承袭了这套秦汉体系来治理这个“大国”。正是这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政治框架，为不同民族的活动和融合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舞台”，使“多元”得以整合于“一体”之中。其次，汉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具有辐射向外和凝聚核心的绝对主体地位。汉语汉字成为历史上通用的“雅言”、“官话”，跨越了无数方言和民族语言的障碍，使得政令上传下达、文化典籍传承、不同族群间交流成为可能，极大地降低了沟通成本，塑造了共同的文化记忆。汉语汉字之外，儒家思想倡导的“大一统”、“仁义礼智信”、“和而不同”等理念，也成为了超越单一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和价值取向，为“一体”提供了最深层的思想凝聚力。另外，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并通过朝贡、互市等形式，将周边游牧、渔猎民族的经济生活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互补共生的经济共同体。汉族的主体性，并非建立在“血统纯粹”的神话上，恰恰相反，它体现在其无与伦比的包容与同化能力上。现代分子人类学已证明，汉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熔炉”，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吸纳了周边众多古代民族，如戎、狄、夷、越、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今天的汉族在基因上是多元的。然而，分子人类学又证明，汉族基因的纯粹性在世界上又是极高的。这充分说明，汉族的主体性在千年历史中并未丝毫改变，相反，巨大的融合能力让汉文化不断丰富发展。历史上，汉族不断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引入了游牧民族的服饰和军事技术；盛唐乐舞洋溢着浓郁的西域风情；佛教从印度传入，最终与儒道思想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特性，使得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活力，也让周边民族在文化上更容易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人口增长、地域开发上，汉族也是绝对的主体。自秦汉以来，汉族始终占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巨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是国家赋税、兵役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也使其文化自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汉族最早开发并长期密集居住于黄河、长江流域等核心区域，这些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历代的经济文化中心。通过“湖广填四川”、“走西口”、“闯关东”等迁徙，汉族的生存空间和农耕文明模式也不断扩展，为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盘。强调汉族的主体地位，绝不意味着否定或压制其他民族的重要性。 “多元”滋养了“一体”：蒙古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所有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和疆域开拓守护做出了很大贡献。 “主体”的作用是“凝聚”而非“统治”：汉族的核心作用，体现在其提供的那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政治与文化平台上。这个平台使得“多元”得以避免碎片化，而是朝着“一体”的方向凝聚。这正如一棵参天大树，汉族是粗壮的主干，各少数民族是繁茂的枝叶，它们共同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谁也离不开谁。回首历史，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一个自然融合与政治建构并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族因其庞大的人口、稳定的地理核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历史地、客观地成为了这个共同体的主干和核心。否定这一历史事实，无异于否定中华民族自身形成的历史逻辑。在今天，我们深刻理解汉族的核心作用，正是为了更自觉地维护“多元一体”的大格局。我们要旗帜鲜明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它会撕裂国家认同，破坏“一体”的根本。唯有在承认历史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让主干更加茁壮，枝叶更加繁茂，共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网易读书

乱云飞游

#养龟#
11月中旬午后，南昌的阳光真的舒服，小青龟都爬上沉木悠闲懒洋洋晒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