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大宋王朝建国之初，有过一次非常值得注意的刑罚改革。建隆四年（963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吏部尚书张昭等人重新厘定徒、流、笞、杖诸刑的执行办法，由此形成了后来著名的“折杖法”。《宋史·刑法志》概括此事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
所谓“折杖”，顾名思义，就是把原来法律规定的笞、杖、徒、流等刑罚，按照轻重不同，折换成一定数量的杖刑来执行。这个制度如果只从中国法制史角度看，通常被解释为宋初鉴于五代刑政苛酷而采取的一项“慎刑”“恤刑”措施；但如果从“杖政史”的角度观察，事情就显出了另外一层意味：宋太祖并不是简单地减少了刑罚，而是把原来性质不同的四种刑罚，大量装进了一根国家统一使用的官杖之中。
先看笞刑。按照折杖法，原来笞十、笞二十的，改为臀杖七下；笞三十、四十的，臀杖八下；笞五十的，臀杖十下。再看杖刑，原来杖六十，改为臀杖十三；杖七十，臀杖十五；杖八十，臀杖十七；杖九十，臀杖十八；杖一百，也只打臀杖二十。也就是说，原来动辄六十、一百的杖数，被压缩到了十三至二十杖。
真正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徒刑和流刑。按照传统五刑体系，徒刑的本意是剥夺一定时期的人身自由，并强制服劳役；流刑则更加严重，要把罪犯送到两千里、两千五百里乃至三千里之外。可是折杖法一出，这两种刑罚都被大量“杖化”了。徒一年，改为脊杖十三；徒一年半，脊杖十五；徒二年，脊杖十七；徒二年半，脊杖十八；徒三年，脊杖二十。打完以后，“徒罪决而不役”，也就是板子挨完，人就可以释放，不必再去服原来规定的一年、两年乃至三年徒役。
流刑也是如此。流二千里，改为脊杖十七；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流三千里，脊杖二十，随后在当地配役一年。最重的加役流，则脊杖二十，配役三年。原来需要背井离乡、跋涉数千里接受流放的人，现在不必再按照原刑远徙，而是在身体上先承受十几杖、二十杖，然后接受相应配役。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说得非常直白：“建隆四年制，徒者加杖免役，流者加杖留住居役一年，加役流三年也。”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宋朝在法律名目上仍然保留着笞、杖、徒、流、死五刑，可是到了实际执行层面，笞可以折成杖，杖可以折成杖，徒也可以折成杖，流还是可以折成杖。除了死刑之外，传统五刑中的四刑，都在不同程度上汇入了杖刑。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隆四年（963年）的折杖法，实际上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刑罚杖化”。
而且，宋代对这根杖并不是随便使用的。什么罪打臀部，什么罪打脊背，也有明确区分：笞、杖折刑，一律用“臀杖”；徒、流折刑，则使用“脊杖”。《宋史·刑法志》还记载，当时所用“常行官杖”，依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制度，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得超过二寸，厚度以及小头直径都有规定。换句话说，宋初不仅重新计算了板子数量，而且开始把刑具尺寸、击打部位、刑罚折算关系一并纳入国家制度。
这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少打几板子”。它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国家身体惩罚技术。
为什么徒刑折杖要打脊背，而笞杖折刑只打臀部？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古人的身体经验中，脊杖显然比臀杖更加严重，也更加危险，因此原来较重的徒、流二刑，必须用更具惩罚性的脊杖来表现刑罚等级。刑名虽然经过折换，等级差别仍然要落实到肉体之上。国家刑罚轻重，最终被转换成了“打几下”和“打哪里”。
当然，折杖法确实有减轻刑罚的一面。一个本来要流放三千里的人，现在不用千里跋涉；一个原来要服徒刑三年的人，挨完二十脊杖便可以免役。从犯人的长期处境来看，这无疑比原有刑罚轻缓得多。所以历代论者多把折杖法视为宋初革除五代苛政的重要措施，这种判断并没有错。
但是，从“杖政史”来看，我们还应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正因为徒役与远流被大幅度压缩，杖刑反而成为国家最经常、最方便、最直接的惩罚工具。原来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刑罚，现在可能在公堂上一顿板子就解决；原来需要把犯人押送几千里的惩罚，现在首先变成了十七杖、十八杖、二十杖打在脊背上。
行政成本降低了，司法执行加快了，国家惩罚也因此更加集中地落到了人的身体上。
因此，建隆四年（963年）的折杖法在中国刑罚史上当然可以被称为一项“轻刑改革”；但是在中华帝国杖政史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记住的意义：从这一年开始，宋朝用一套精密的折算办法，把笞、杖、徒、流四种刑罚，一项一项换算成了身体上的杖数。
宋太祖削减了许多刑罚，却也让那根杖，第一次如此系统地进入国家刑罚体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