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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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后周世宗攻占南唐寿州后，将其治由寿春迁移到下蔡，打破了该地秦汉以降寿春作为统县政区治所的长期传统。南唐刘仁赡曾在寿春长期抵抗并得到民众的拥护，当地对新政权缺乏认同、存在不满情绪，民众在朝廷限制之下坚持奉祀刘仁赡、追思南唐史事。因此治所变动不仅有军事战略部署和区域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更是后周朝廷在南唐政权仍存在的情况下，加强统治、防止事变的努力。地方社会的政权认同成为政区治所变动的重要原因，这一案例将为讨论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设置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五代宋初 寿春 治所迁移 刘仁赡 统县政区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治所”在政区中发挥着行政枢纽的职能，往往具备资源条件的特殊性。理论上，治所应位于核心位置，但很多情况下，治所所在地体现中央政府对政策推行和地方治理的双重考量。寿春县（治今安徽寿县）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特殊的地位，不仅多次成为割据政权的都城，也由于其控扼淮河的地理位置往往在南北对立、地方割据中发挥关键影响。秦汉以降大多数时候，寿春都是统县政区治所所在地。但在这近两千年历史中，后周、北宋时期尤为特殊，此时寿春县地属寿州，寿州治所却在五代末期北迁下蔡县（治今安徽凤台县）。行政区划与治所的变迁，背后有着五代北宋之际寿州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涉及统一战争、政权认同对行政区划变动的深层次影响。本文尝试梳理五代宋初寿州治所变迁的过程，揭示治所变动背后的地方治理内涵，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后周北宋统一战争进程的认识，也将为理解中国古代统县政区治所设计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一、长时段视野中寿春城治所地位的变动
寿春为淮河流域的重要城市，建城由来已久，控扼淮河流域战略要冲。自秦统一后全面推行郡县制，迄五代之末，寿春县长期作为郡、州等统县政区治所。战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 241），“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秦统一后，设九江郡，治寿春。汉初，为英布置淮南国，“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其国都在六县（今安徽六安市北），寿春为九江郡治；高帝十一年（前196），徙治寿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国除，复置九江郡，仍治寿春。
东汉时，九江郡治阴陵（今安徽怀远县），扬州刺史治历阳（今安徽和县），但据《三国志》“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汉末扬州治又似在寿春，盖州治后有变动。其后，“魏、晋治寿春”，“（晋）武帝改为淮南郡”，并将寿春列为淮南郡首县，亦为淮南郡与扬州治所。“自东晋以后，（寿春）常为南北两朝疆埸之地，彼废此立，改变无恒，各逐便宜，不常厥所。”其时南北政权并立，各政权疆域有限却务虚名，广置州郡；寿春地处江淮军事攻防枢纽点，战事频仍，辖属不定。
隋统一南北，前代在寿春设的各目郡名得到清理。开皇九年（589），置寿州总管府，大业元年府废，置淮南郡。唐时，寿春的统县政区在寿州、寿春郡之间又经历几次更易，但治所长期稳定在寿春。
唐末乾宁二年（895），“杨行密围寿州，不克，将还；庚寅，其将朱延寿请试往更攻，一鼓拔之，执刺史江从勖”。此后寿州成为杨吴、南唐政权疆域。《旧五代史》载，后唐天成三年（928）冬十月甲子，“诏升寿州为忠正军”；成书稍晚的《太平寰宇记》则称“后唐天成三年为顺化军节度”；北宋末成书的《舆地广记》所载与薛史同。结合下文后周时期的“复名”，节镇名称应为“忠正军”，此时寿州为杨吴政权统治，“忠正军”可能是后唐政权的遥设。朱玉龙根据《刘崇俊神道碑》考证得出，杨吴约于贞明五年（919）在濠州设清淮军。此后在天成二年（927），清淮军由濠州移至寿春：“初，先太尉公之薨也，西北小惊，戒严从便，因诏执事，移清淮军于寿春。”尽管五代时期藩镇一级的行政区划多有变动，但寿州州治所在寿春当无变化，下文所及后周世宗征寿州、刘仁赡守寿州，均在寿春城。
由上述回顾可以看出，秦汉至南唐以寿春为州郡治所，充分体现了该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地位。然而，后周攻占淮南后突然将州治移到下蔡，改变了长期以来这一区域的治所设定传统。《旧五代史》指出，寿州“周显德四年，移于颍州下蔡县，仍以下蔡县为倚郭，以旧寿州为寿春县”。《新五代史》亦载：“寿州故治寿春，世宗以其难克，遂徙城下蔡，而复其军曰忠正军，曰：‘吾以旌仁赡之节也。’”类似记载还见于《资治通鉴》等多种史籍，此处不再赘举。后周迁治后，继而修护增建下蔡城。《宋史·杨承信传》载：“寿州平，累战功，忠正军节度、同平章事。时徙州治下蔡，承信既增广其城，又遣监军薛友柔败淮人六百余于庐州北。”从传主“擢忠正军节度”和“增广其城”能够看出，周世宗更改军号和迁治的决策都得到迅速落实，显然后周政权十分重视下蔡城。
与之相对应的，是寿春城的长期荒废。宋人笔记《春明退朝录》载：“予家有范鲁公《杂录》，记世宗亲征忠正，驻跸城下，······吴人闭壁逾年，殍殕者甚众。及刘仁赡以城归，迁州于下蔡，其城遂芜废。”“范鲁公”即范质，他曾跟随周世宗征淮南，“诏令多出其手，吴中文士莫不惊伏”，其所记寿春城事当为可信。
此外，清代知名学者、凤台知县李兆洛曾推测北宋熙宁间修城事：“其南唐寿州城当即今城处，观周世宗攻取之迹可知也。······周迁治下蔡时故城大抵毁坏，今城或是熙宁间所重筑耳。”其说源自明嘉靖《寿州志》“周显德中徙治淮北，宋熙宁复故处。嘉定间许都统重修之，东南咸为壕堑，北达于淝西连湖水”一语。尽管没有宋代史料可供佐证，但考虑到两宋之际寿春城多有战事，又是南宋寿春府的治所，寿春县在熙宁年间（1068—1077）得到重建是可能的。由此可知，寿春城在后周、南唐战后不仅失去了州治地位，连城池都长期未得修葺。这一变化深刻改变了该地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北宋灭亡后寿春县又重新成为统县政区的治所。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的约定，下蔡划归金朝，金因置寿州；南宋“绍兴间升安丰县为军。今领县四，治寿春”。元代在此设立更高级别的统县政区安丰路：“元至元十四年，改安丰路总管府。十五年，定为散府，领寿春、安丰、霍丘三县。二十八年，复升为路，以临濠府为濠州，与下蔡、蒙城俱来属。”寿春为“倚郭”。明代，寿州隶凤阳府（治今安徽凤阳县），领蒙城、霍丘（或作邱）县。此时的寿州即原寿春、安丰、下蔡三县合并而成，寿春城仍为治所，至今古城尚存。清代，寿州降为散州，原霍邱、蒙城二县均划入颍州府，寿春城失去其统县政区治所的地位。
历史上寿春长期作为统县政区的治所，核心原因在于其控扼淮河、连接中原与江南的战略地位，以及深厚的政治与文化积淀。这一地位使其成为历代王朝在江淮地区实施有效统治的关键支点，同时也更凸显后周、北宋迁治的特殊性。
二、后周南唐寿州之战与寿州治所变化
五代末期寿州迁治，不仅仅是治所的变动，因下蔡原属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市），故迁治更意味着行政区划边界的调整。如此大费周章，显示此次寿州迁治的必要性。关于迁治的原因，《新五代史》有明确记载：“寿州故治寿春，世宗以其难克，遂徙城下蔡，而复其军曰忠正军，曰：‘吾以旌仁赡之节也。’”“难克”是迁治的重要原因，这就涉及到战争问题——周世宗与南唐寿州守将刘仁赡的长期对峙，是寿州治所迁徙的关键点。下面先循着《新五代史》的叙述，从战争经过揭示寿州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对迁治的影响。
后周世宗柴荣继位以后采纳比部郎中王朴的意见，制定“先南后北”的策略，将夺取南唐江北诸地视为平定江南第一步：“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江北诸地中，又以寿州为险，于是显德二年（955）“乃拜李谷为行营都部署，攻自寿州始”，同时迫使吴越、楚、荆南倒向后周阵营。在政治盟友或断交或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南唐被迫孤军应战，“以刘彦贞为神武统军，刘仁赡为清淮军节度使，以距周师”。后周对南唐寿州的争夺由此展开。南唐方面未战先怯，“唐人闻周兵将至而惧；刘仁赡神气自若，部分守御，无异平日，众情稍安”；然刘彦贞冒进而败，更动摇南唐军心：“是时江、淮久安，民不习战，彦贞既败，唐人大恐，张全约收余众奔寿州，刘仁赡表全约为马步左厢都指挥使。皇甫晖、姚凤退保清流关。”后周屯兵在寿春城西南面的正阳关、城北面的下蔡，攻下寿春后后周大军就要立刻南下，直指江南。
显德三年正月，周世宗亲征淮南，“帝至寿州城下，营于淝水之阳，命诸军围寿州，徙正阳浮梁于下蔡镇。丁巳，征······丁夫数十万以攻城，昼夜不息”。后周的进攻虽猛烈，但南唐水军实力总体强于后周，寿州又有淮河天堑，因此双方一时之间难分高下。后周建浮梁桥以渡淮，派重兵囤积下蔡城，刘仁赡苦守援兵却久不至。南唐朝廷在高压下决定和谈，“遣（孙）忌与王崇质、钟谟、李德明相次奉表称藩请和。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命，请割淮南十四郡，以江为界。朝议不从，杀德明，遣齐王景达、陈觉、朱元等救援寿春，与周人屡战”。由于无法接受割让淮南十四郡的和谈条件，于是派齐王景达等带兵援助寿州，与后周继续作战。
到四月，在刘仁赡的长期坚守下，后周军队“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岁大暑，霖雨弥旬，周兵营寨水深数尺，淮、淝暴涨，炮舟竹龙皆飘南岸，为（李）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乃议旋师。或劝帝东幸濠州，声言寿州已破；从之”，留李重进等于寿春城外与刘仁赡继续对峙。七月，南唐援兵到达寿春南紫金山（或即八公山），“唐诸将请据险以邀周师，宋齐丘曰：‘如此，则怨益深。’乃命诸将各自保守，毋得擅出击周兵。由是寿春之围益急。”此时南唐朝廷还在担心与后周积怨问题，结合上述议和不成又再战，可见其态度之摇摆。南唐各地守将不敢出兵，错过战争良机，刘仁赡所守寿春情况不断恶化。
显德四年，“城中食尽”，此时刘仁赡已苦守寿州三年，援军再不到达，寿州必破。“齐王景达自濠州遣应援使·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将兵数万，泝淮救之，军于紫金山，列十余寨如连珠，与城中烽火晨夕相应，又筑甬道抵寿春，欲运粮以馈之，绵亘数十里。将及寿春，李重进邀击，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夺其二寨。”此后，南唐将领所统之地，除寿州外，势如散沙，快速崩塌：“（李）景兵大败，诸将往往见擒，而景之守将广陵冯延鲁、光州张绍、舒州周祚、泰州方讷、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虽景君臣亦皆震慑，奉表称臣，愿割土地、输贡赋，以效诚款，而仁赡独坚守，不可下。”南唐援军遭重大打击，城中又粮尽，刘仁赡以“周将李重进等兵力颇屈”，“因请乘世宗之归，以边镐守城，自出决战。景达畏懦，又方任陈觉，固不许。仁赡愤郁得疾”。“自是围之愈急，城中饥死者甚众”， 仁赡“幼子崇谏夜泛舟度淮北，为小校所执，仁赡命腰斩之，左右莫敢救”。刘仁赡斩子之举，虽被后世视为大义灭亲的典范，但无益于寿州的守御。最终，刘仁赡在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后周。
后周军队前后历经三年才最终取得寿春城，由此可见，欧史寿州“难克”之语洵为允当。不难假设，若南唐政权抵抗的意志坚决，刘仁赡尚有控制能力，寿春城应能坚持更长一段时间。那么，这与寿州迁治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一方面，战争使寿春城遭到严重破坏。宋人笔记提到：
顷见故老，犹能言淮上事。周师之出也，亩无栖粮，廪无留藏，卷地以往，视人如土芥。坟墓圮毁，老幼系缧，墟落之地，胔腐骨填，里鼓绝响，殆无炊烟。于是自邗沟以北，皆群聚而成团，糊纸以为甲，坏锄耰以为器，因废垒以为固，官军与之对，则往往折北。是以刘仁赡以死守，寿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孙忌睢盱于楼车之上，不顾身首异处，违诏而致其区区之忠。为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与古烈士比。
其中“里鼓绝响，殆无炊烟”的情形，与前引范质“殍殕者甚众”的记述相互印证。受此影响，寿春城社会经济彻底衰败，已难以继续承担州治功能，而下蔡城受战乱的冲击则相对轻微。
另一方面，从战略地位上来说，寿春是淮河以南防御的第一重镇。南宋人身临其境，对此的理解十分深刻：“守淮之计，庐、寿为急。以周世宗之略，尚不能久处淮南，盖刘仁赡坚守寿春，当其冲会。寿春不下，固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赡者果能胜周，诚亦兵家之所禁也。”寿春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战略地位，给柴荣创造了巨大的困扰。后周政权的基础在淮河以北，寿春城不仅遭到战争破坏，统治基础也相当薄弱，将政治中心转移到淮河以北并屯驻大军，显然是更有利于后周的战略选择。南宋人对此亦有清楚的认识：“夫以周师之强，畏寿春之议，其后莫敢越淮而南窥者，诚地有所必争也。世宗既克寿春，恶其地险，非中原之利，徙州于下蔡。”杨吴、南唐政权在寿州经营多年，寿州自然成为易守难攻之地，但换作周世宗，这种“背水一战”并不利于防守南唐的反扑和开展进一步的南征。
相比之下，下蔡长期为中原政权的疆域，不仅能以淮河作为防御南方的天然屏障，在物资运输、军队部署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直到灭南唐前夕，北宋政权仍延续这种思路，将军事驻扎的重点放在淮北，甚至引得南唐有人计划袭取寿州：
开宝中，（林仁肇）密言于后主曰：“宋淮南诸州，戍守单弱，而连年出兵，灭蜀，平荆湖，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弊，此在兵家为有可乘之势。请假臣兵数万，出寿春，渡淮，据正阳，因思旧之民以复故境，彼纵来援，吾形势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后主惧，不敢从。
三、政权认同与统治基础：州治变动的深层次原因
寿州之战改变了寿春城的政治与经济状态，这是寿州迁治的直接原因。但是，倘若只从军事战略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则流于简单。刘仁赡以一己之力坚守寿州孤城，阻滞了后周军队对江南的攻伐，然而其造成的连带反应远不止此。在《新五代史》的解释之外，还有一些史料暗示了州治变动的深层次原因，反映出后周与北宋政权对待寿春的态度；而捋清寿春入周的情形，也有助于理解南唐故地被后周、北宋王朝征服后的境遇。
刘仁赡“投降”后周之事，史家多有记载。《旧五代史》载：“会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飞诏以谕之，时仁赡卧疾已亟，因翻然纳款，而城内诸军万计，皆屏息以听其命。”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分析认为：“仁赡既杀其子以自明矣，岂有垂死而变节者乎？今《周世宗实录》载仁赡降书，盖其副使孙羽等所为也。当世宗时，王环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颇嗟其忠，然止于为大将军。视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书，乃知仁赡非降者也。”他以刘仁赡杀子明志和世宗对刘仁赡的推崇，推断刘仁赡绝非投降。因此，《新五代史》对刘仁赡的降周给出了与旧史颇为不同的记述：“三月，仁赡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赡至帐前，叹嗟久之，赐以玉带、御马，复使入城养疾，是日卒。”
尽管欧阳修在修撰《新五代史》时具有强烈的道德倾向，他对刘仁赡的记述确与《旧五代史》明显不同，但这一推断并非没有道理。司马光亦以副使投降说行文，认为刘仁赡并非主动投降。事实上，刘仁赡在降周后几日内就去世，各书对此并无记载冲突，这说明刘仁赡在降周时已生命垂危，既无能力也无动机在此时选择投降。因此，刘仁赡当是在丧失行为能力之下，被动降于后周。
刘仁赡宁死不愿投降的精神、气节，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他去世后，双方均给予了至高规格的丧礼，周世宗“遣使吊祭，命内臣监护丧事，追封彭城郡王”，南唐“元宗闻仁赡死，哭之恸，赠太师、中书令，谥忠肃”。而寿春城内的军民，态度又如何呢？上引《旧五代史》尽管认为刘仁赡“翻然纳款”，主动投降，也不得不承认“城内诸军万计，皆屏息以听其命”。对此，《新五代史》载曰：“虽（李）景君臣亦皆震慑，奉表称臣，愿割土地、输贡赋，以效诚款，而仁赡独坚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孙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赡子崇谏幸其父病，谋与诸将出降，仁赡立命斩之，监军使周廷构哭于中门救之，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愿以死守。”宋人笔记中提到寿春民众在刘仁赡去世之后的态度：
仁赡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时日阴曀，天雨黄沙，士卒闻之，人人莫不衔泣而哭，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为？”自刭者数十人。
陆游在《南唐书》中亦予采录此事。更能提供侧面佐证的，是后周方面的诏令：
庚戌，徙寿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书聚山林者，并召令复业，勿问罪；有尝为其杀伤者，毋得雠讼。向日政令有不便于民者，令本州条奏。辛亥，以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制辞略曰：“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
“州民受唐文书聚山林者”反映的是南唐民众对后周政权的长期抵抗，且直到刘仁赡去世时仍未彻底瓦解。由此可以推想寿春民众对南唐政权，尤其是对刘仁赡本人的态度，这种感情显然不利于“征服者”后周政权的统治稳定，继承后周的北宋政权也将抱以警惕和防范。陆游之父陆宰，在北宋末年曾担任淮西提举常平，陆游所留下的一批关于寿州的宝贵材料，均是较为可信的亲身见闻。他曾提及北宋时寿州人对刘仁赡的态度：
寿春县，古寿州也，有汉淮南王安庙，载在祀典。邑人思刘仁赡，欲为立庙而不得，乃作刘侍中像于南庙。好事者为诗曰：“刘安据国叛西京，仁赡担身保一城。今日乡人聊合祭，不应同食便同情。”先君为淮西提举常平时，始为仁赡筑庙，且具奏得额，曰“忠显”，先君亲受榜焉。
这则材料所载甚明：寿春人怀念刘仁赡，但北宋朝廷不允许立庙，于是为刘仁赡造像，立在刘安庙中。此事王得臣《麈史》亦有载：“余长子渝，尝为寿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庙，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刘仁赡之功德，欲立庙，不可得也，遂共为刘令公像于淮南庙中，岁时享焉。诗曰：‘淮南据险逆西京，仁赡输忠保一城。今日乡人聊合祭，未应同食便同情。’”陆、王二人的记载，不仅表明北宋时寿州人怀念刘仁赡的真实性，也体现出这种感情在寿州以外的影响。
寿春本地对刘仁赡如此强烈的怀念与颂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新政权认同感的缺失，这明显影响到后周、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可以想见，在长期的围困中，寿州城内百姓对后周必然抱着反感，而怀念、祭祀刘仁赡就在无声表达着对新政权的不满，前文所引宋人笔记“顷见故老，犹能言淮上事”一段便揭示了这种情绪。
故老的叙述代表着当地民众的态度，整个淮南区域遭到后周军队的残害，寿春百姓对北方政权颇有敌意，这成为刘仁赡坚守寿州的社会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将区域行政中心转移到统治基础稳固的淮河以北，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此即周世宗迁治的深层次原因。
北宋建立初期南唐政权仍存在，寿春民众对新政权认同的缺失，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隐患，林仁肇关于“请假臣兵数万，出寿春，渡淮，据正阳，因思旧之民以复故境”的建议，尽管最后没有被南唐后主李煜所采用，但足以反映此时寿春民众的政治倾向。陆游就明确记述：“先君会稽公······尝寓家寿春，方世宗攻下寿州，废为寿春县，而徙寿州于下蔡，故寿春父老喜言仁赡死时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传记所不载。庙在邑中，岁时奉祀甚盛。”其中“喜言”“奉祀甚盛”颇能说明问题。
这样，对“欲为立庙而不得”就容易理解了，这是后周、北宋政权对寿春民众刘仁赡信仰的忧惧，不仅仅是社会文化问题，更牵扯到该地的统治能否稳固。北宋开国君臣通过兵变接管后周政权，太祖、太宗两朝时南唐朝廷仍存，加之宋太祖曾为周世宗部属，并亲身参与寿州之役，同样对刘仁赡问题持以防范态度。陆游之父任职淮西距刘仁赡身死已隔百年时光，城中人对于刘仁赡的怀念仍旧强烈，而此时陆宰向朝廷申请庙额“忠显”，除系行政请批程序外，亦应有请示朝廷定夺敏感问题的意图。
此时毕竟与刘仁赡守寿州相隔已久，朝廷赐予的“忠显”之称，将寿州人对前朝旧将的怀念转化为对当时政权忠诚的鼓励，民众“忠”的对象无疑已变为赵宋天下，刘仁赡信仰与当朝认同得以共存。北宋末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陆游《家世旧闻》载：“宣和七年，黄安时自寿春来山阳，见先君，叹曰：‘乱作不过旦暮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复苏，是特使之身受祸也，天下其能不亟乱乎！’”陆宰为刘仁赡立庙，也是安抚当地百姓、缓解社会矛盾的一个手段。
地方社会政权认同的长期积淀，是驱动国家军政建制调整的重要内在因素。北宋初立局势未稳，承袭后周建制以淮北下蔡为寿州治所。经百余年治理，寿春各阶层逐步形成对赵宋的归属心态。绍兴和议后，原寿州格局瓦解。寿春民众普遍心向宋室的社会现实，促使南宋先后设立寿春府、安丰军，将军治移至寿春旧城，依托兼具民心基础与防御价值的古垒构建淮河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武义大夫、门宣赞舍人、主管庐寿镇抚司公事王亨进秩一等，以收复安丰、寿春县、花黡镇故也。初，寿春既为伪齐王彦先所据，江东大帅李光欲出师，而朝廷不从。吕颐浩言：“寿春本治淮南，国初方移治下蔡，今贼不能守，得之亦不能城，不若遣兵二千，逐安丰、霍邱、寿春之寇，使之过淮，且于寿春寄治府事。如此，则在我可省转输，又足以示敌人不过淮之信。”诏督府措置。
吕颐浩的奏议，可与五代、北宋时期朝廷对寿春一地的经略态度形成对照：后周世宗倾主力攻取寿春，视其为控制淮西、完整掌控淮南的核心支点；而吕颐浩基于宋金、宋伪齐对峙的战时格局，提出不必固守寿春、仅设临时寄治机构的方略，二者看似迥异的处置方案，实则源于南北对峙不同阶段的地缘形势差异。其所言“在我可省转输”，意在依靠临时寄治简化战时后勤供给；“足以示敌人不过淮之信”，核心是借淮河防线彰显南宋边防底线，威慑伪齐南侵势力。前文已论，寿春（寿州）地处淮西水陆要冲，寿州不拔则淮南难以安定；淮南若不能稳固控制，中原王朝便无从充实国力、消除南线军事压力，北伐收复失地、完成统一的战略布局亦难以推进，这也是周世宗执意夺取寿州的根本缘由。本条宋代史料虽时代晚于后周，却从淮河边防、治所设置、后勤成本多重维度印证寿春独特的地缘价值，为第二节关于寿州战略地位的分析提供跨时代史料佐证，凸显不同政权在淮河沿线攻守布局的逻辑差异。
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后周、北宋政权在寿春统治基础的新建也并非无迹可寻。上引周世宗诏书就是对地方民众的安抚，是后周政权开展统治的开始。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寿州被后周占领后，转变为中原政权经略江淮的前沿基地，承担囤积军需、长期威慑江南的功能，彻底逆转南北攻守态势，从地缘层面严重削弱了江南政权实力。后周占据寿州后的第一任忠正军节度是杨承信：“显德初，征淮南，为濠州攻城副都部署，改寿州北砦都部署兼知行府事。寿州平，累战功，擢忠正军节度、同平章事。”杨承信任职至北宋建立初，继任者是赵赞：“淮南平，以战功多，授保信军节度。赞入视事，尽去苛政，务从宽简，居民便之。恭帝即位，加开府阶。宋初，加检校太师，移忠正军节度，预平维扬。”二人均属后周旧臣，所以很快被替换掉。作为赵匡胤的亲信心腹，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外放，接替赵赞出任忠正军节度，“罢军职”。这三人均是武将，正如赵赞传记中所言，他们出任忠正军节度使的主要任务是“预平维扬”，杨承信在下蔡时“增广其城”，就是这种目的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不过，他们在任职时期也有努力恢复社会秩序的举措，赵赞在保信军节度（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市）任上“尽去苛政，务从宽简，居民便之”，很可能在寿州同样如此；王审琦“在镇八年，为政宽简。······镇寿春，岁得租课，量入为出，未尝有所诛求”。这些无疑都是为新政权建立统治基础的努力。
寿州民众对中央政权认同的初步形成，要到南唐灭亡之后。嘉靖《寿州志》载：“宋太平兴国二年，（吕）龟祥登进士及第，为殿中丞，知寿州，有惠政及民，民爱留之，不忍舍去，遂家焉。”说明当地民众对这位文官知州颇为认可，这也意味着他们对新政权的接受。曾致尧任职知州时，寿州民众的表现也十分值得注意：
寿近京师，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公居岁余，诸豪敛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见其以何术而然也。公于寿尤有惠爱，既去，寿人遮留数日，以一骑从二卒逃去，过他州，寿人犹有追之者。
寿州当地民众对这些杰出地方官员的充分认可，是政权认同的直观体现。随着南唐政权的灭亡，寿州成为内地，地方长官也从武将担任的忠正军节度使转为由文官担任的知州，寿州军事对峙前沿的属性消退。社会秩序不断恢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再加之后周围困寿州历史的远去，民众逐渐形成对北宋政权的认同。当然，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与刘仁赡信仰并不完全对立，到南宋时刘仁赡庙仍香火兴盛。政权认同的作用在于，人们对刘仁赡追思不再意味着对新政权的不满和怀疑，而逐渐向维护新国家的意识形态转变。
结语
寿春自秦汉起曾长期作为统县政区治所的所在地（后周、北宋除外），由此可见周世宗将寿州州治由寿春北迁下蔡的特殊性。寿春以其自然与人文优势具有长期担任统县政区治所的合理性，而周世宗却打破了这种历史惯例，其中必然有其明确且重要的目的。寿州州治的迁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为地理形势、后周南唐军事对峙情形所决定，亦有对统治基础受当地社会文化、民众政权认同心理影响的考虑。归根到底，这些出发点均在于维护新政权的统治稳定，而寿州迁治的直接原因是周世宗发动的统一战争和刘仁赡的长期固守，如果战争迅速结束，或刘仁赡望风而降，当地民众对新政权的不满情绪就不会如此强烈和持久，新政权对该地的治理会容易许多，也就不会导致朝廷对寿春地方社会的长期警惕。
寿州在后周、北宋之际的情形为中国古代政区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一方面显示出政权认同等社会因素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为我们理解古代地方行政中心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考；另一方面寿州迁治无论出于军事战略还是统治基础，仍然反映了地方行政区划从维护统治秩序出发的特点，这与此前的研究结论又一以贯之。战争是社会变革的一种非常规动力，战争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暴烈的破坏力量，也隐含在战争之后持久发展的思想意识之中。
作者：宋冰冰
来源：《军事历史》2026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王昱婷
审订：江 桐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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