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动。耿飚从18岁起便投身武装斗争，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红一军团第四团团长，后来又任红四军参谋长。他熟悉山地行军，也熟悉大兵团作战，曾参加湘江战役、娄山关战斗和四渡赤水等重要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驻守陇东，承担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解放战争中，他又担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平津、太原和宁夏等战役。
有意思的是，这位长期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却走上了外交岗位。1950年，他被调往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外大使。对一个文化基础并不深厚的老红军来说，谈判桌同样是一场硬仗。
耿飚早年做过童工，正规教育十分有限，但反应快，肯钻研。红军时期，为解决架桥问题，他曾啃读一本满是外文公式的工程学书籍。驻外工作中，他又从头学习外交礼仪、国际规则和外语，逐渐成为新中国早期外交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1977年以后，耿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处理外交事务，同时分管民航和旅游等工作。1978年，他出访归国途中得知罗瑞卿逝世，心情十分沉重。罗瑞卿不仅是老战友，也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共事的领导。
长征时期，罗瑞卿曾因部队失守阵地，对耿飚严厉追问。后来得知耿飚当时正发着高烧仍坚持指挥，罗瑞卿十分懊悔。战争年代没有太多解释的时间，枪声一响，责任便落在指挥员肩上。
解放战争中，罗瑞卿任政委，杨得志任司令员，耿飚负责参谋工作，三人组成了后来闻名的“杨罗耿兵团”。罗瑞卿去世后，这个并肩多年的指挥组合少了一位老将，耿飚参加追悼会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
1978年年底，中央军委开始重新研究军队建设和日常领导工作。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耿飚回军队任职。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他兼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军委日常事务。
重新穿上军装的那天，耿飚没有久等。家人回忆，军装送来后，他直接披在身上，连声说：“还是穿军装舒服。”看到帽徽上的红五星，他又想起长征途中夜行军时，战士们曾靠帽徽辨认自己人。
这身军装穿回来的时候，边境形势已经十分紧张。1978年以后，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不断制造边境摩擦，大量华侨被排斥和驱逐，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压力持续增加。苏联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兵力，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东西两线展开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耿飚进入指挥岗位后，面对的不是纸面上的调度，而是大规模部队的协同、后勤保障和战场变化。多年未直接参与军队指挥，但他并未显得生疏。
西线由杨得志负责指挥。两人都是湖南醴陵人，长征时期又分别担任红一军团所属部队的团长，后来在晋察冀和华北战场多次共事。如今，一个负责前线统筹，一个负责军委层面的协调，昔日的搭档再次站到同一张地图前。
据相关回忆，耿飚向杨得志传达任务时，话说得很简短：“命令已经下达，按军委部署行动。”杨得志回答：“请军委放心。”几十年前，他们围着地图研究战局；几十年后，地图上的箭头再次移动。
东线总指挥许世友，时年73岁；杨得志时年68岁。两位老将军都已年过花甲，却仍奔赴高强度的指挥岗位。杨得志长期患有胃病和高血压，作战期间身体多次出现严重反应，但前线指挥并未因此中断。
经过一个多月作战，我军攻占高平、谅山等重要地区，达成预定作战目的。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西线部队于3月13日全部撤回境内，东线部队于3月16日完成回撤。这场行动的关键，不只在于推进，更在于能够按照既定部署及时收兵。
战事结束后，军委建立办公会议，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由耿飚主持。成员中有韦国清、王平、杨勇、洪学智等开国将领。一个未参加1955年授衔、又离开军队29年的干部，能够主持这项工作，说明中央看重的并非单纯的军衔，而是他的综合判断和组织能力。
1980年前后，耿飚与杨得志再次搭档，参与军队精简整编。解放军总员额从600多万人压缩到400多万人，涉及机构调整、干部安排和部队结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1981年3月，耿飚兼任国防部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未授军衔的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