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面，西路军打散之后，王树声、杜义德几个人在山林里面辗转突围。粮食早就耗尽，只能试着找当地老百姓讨要一点吃食。
长期在野外奔波，王树声满脸污垢，个子又高大，模样看着很有威慑感。老乡远远瞥见人影，吓得直接往山里跑。没办法，只能让杜义德走上前开口搭话，王树声就躲在后边，生怕自己的样貌把百姓再给惊走。
曾经手握重兵的高级指挥员，落到这一步，讨一口糊糊吃，都要顾及自己的外形会吓到旁人。这个经历过巨大起落的人，就是王树声。很多人知道他后来是开国大将，却少有人回望懋功会师前后那段往事。
时间拨回到1935年6月，川西懋功。历经湘江血战、翻越重重雪山，中央红军抵达此地，此时部队剩余兵力不到两万人。不少战士衣衫破碎，鞋底磨穿，面容饥瘦疲惫。
另一边，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开过来，家底厚实，兵力大约八万，武器、被服物资都要充裕不少。两万对比八万，两军实力差距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两军会师的现场，不同部队的干部互相碰面。经历湘江恶仗之后，罗炳辉带领的原红九军团，人员损耗巨大，收拢之后，实际规模也就相当于一个营。当时四方面军部分干部，因为己方人多枪多，心里生出几分傲气，对一路苦战过来的中央红军抱有偏见。
这里要厘清一段史实，公开权威史料之中，并没有记载王树声当面对罗炳辉说出“你带的这点兵，也配叫军团长？换我，当个营长得了”这句话。但是在张国焘搞分裂的那段时期，四方面军内部确实弥漫过这类风气。部分干部单纯以人数多少评判部队战斗力，忽略中央红军一路上承担的掩护、阻击任务，看不见湘江战役数倍强敌带来的惨重牺牲。
还有一件广为流传的事件，彭绍辉写书信不赞同南下方案，遭到严厉斥责，现场有人拔枪恐吓。根据当事人回忆，做出拔枪举动的并不是王树声。不过那段时期，受张国焘的影响，部队内部上下级关系紧张，不少人都亲身经历过这股斗争氛围。
王树声身上这种刚烈的性格，很早就已经成型。1905年，他出生在湖北麻城乘马岗，原名王宏信。家里条件尚可，亲戚之中不乏当地有势力的经商、放债的乡绅。1926年，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鄂豫皖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王树声加入共产党，担任县农会组织部长，投入减租、打击土豪劣绅的工作。
当地恶霸丁枕鱼，是他的嫡亲舅爷，霸占大片田地，常年放高利贷，还带头破坏农会工作。开会的时候，台下群众心里都有顾虑，忌惮二人的亲戚关系。
王树声当众表态，“要革命，就不能讲亲戚情面，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娘老子，我也要跟他斗”。之后农会将丁枕鱼捉拿镇压。这件事，等于主动斩断自己在旧宗族里面的退路。这份决绝，伴随了他的革命生涯，也让他吃过不少苦头。
真正磨平他身上那股骄矜锐气的，是西路军的血战。
1936年秋天，红四方面军两万多将士西渡黄河，组建西路军。陈昌浩、徐向前统一指挥，王树声出任副总指挥，向河西走廊开进，计划向新疆方向推进。
纸面的行军规划看着可行，但河西走廊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对方骑兵力量强悍，熟悉本地地形，补给充足。孤军深入戈壁，部队等于踏入险境。
高台、永昌、倪家营子，一场场恶仗接连打响。短短数月，两万多人的队伍遭受毁灭性打击。1937年春天，建制彻底被打散，大批指战员战死，剩余人员只能分散在祁连山各个角落寻找出路。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老部下，成片倒在戈壁荒滩之上。之前那种“人多就代表一切”的想法，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历经千难万险，王树声辗转回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课堂之上，重新复盘长征、懋功会师、北上南下一系列事件当中的得失。亲身卷入过那段纠葛，再听旁人的分析评判，过往一幕幕经历会不断在脑海当中重现。当年会师之时部队之间的种种隔阂，他也得以重新审视。
从抗大结业之后，王树声先后在晋冀豫、太行、中原、湖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外界不少人看到他长期出任副职，猜测他是受到冷遇。实际上，副职岗位十分考验多方协调的能力，正好适合一个正在收敛锋芒、沉淀心性的指挥员。
1946年6月，罗炳辉在华中前线突发脑溢血，年仅49岁就离世。消息传遍各个根据地。当年懋功会师时埋下的那一点不愉快，两个人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解开。
1955年授衔，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
从鄂豫皖时期的锋芒毕露，到河西走廊付出鲜血换来教训，再到延安重新学习沉淀。几十年革命岁月，他一点点修正自己过往认知上的偏差。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