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1949年3月，陈奇涵随四野南下，5月被任命为江西军区司令员。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经毛泽东提议，由他出任庭长，同年11月改称军事法院，他任院长，兼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这样一来，陈奇涵是从拿枪的将军变成执法的法官。他通过法定程序，主持修改完善了军事法院的三个条例，率先确立全国三级军事法院体制，把军事法院分为解放军军事法院、大军区和军种军事法院、地区军事法院三个层级。
我国军法这条线，是从陈奇涵手里一砖一瓦搭起来的。
到了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审判四十五名日本战犯，陈奇涵主持的制度经受住了考验，也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司法能力。
1955年申报军衔时，全军高级干部都要先填写个人军衔建议表，写上自己的目标军衔，再由上级统一审定。
陈奇涵提笔写下的是"中将"二字，并在旁边写道："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的高低得失已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
后来广为流传的是，罗荣桓看了他填的"中将"，笑着说陈院长太谦虚了。
当然，陈奇涵写中将，是他的个人高风亮节。实际上，在评军衔的时候，有相当严格的标准。上将的硬条件是：在红军时期参与创建重要根据地，担任过师长或政委以上的职责、参与过重要战役。
以上这些条件，陈奇涵一条不落，甚至远远超出了条件范围。他可是赣南苏区的创建者、红一军团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这些职务和经历放在一起，比一些上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说审核的同志翻完他的档案，说了句大实话："这位的履历，按规定，怎么也不该是中将。"
上级最终给出的结论，是上将军衔。
实际上还有个问题：当时授衔时有一条规定，就是离开军队体系的不参与授衔。但陈奇涵明显也是个例外。陈奇涵虽然已经离开军队作战一线，但他毕竟还是军事法院院长，还是应该和军队体系靠得更近。
尽管当时陈奇涵做的是军事法院工作，但他当年对根据地建设作出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只看陈奇涵当时的职务，评中将其实也说得过去。但是，军衔评定从来不是只看1955年授衔时的情况，而是要综合以往的革命资历、职务、能力和现实岗位。
经过综合分析，组织上还是坚决给了陈奇涵上将军衔，这也是对他半生贡献的认可。
1955年9月27日进行大授衔时，陈奇涵正式成为我国的开国上将。更有意思的是，他也是从1955年到现在唯一一位军法上将。
陈奇涵早年写诗明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全国齐解放，攘攘与熙熙。"
大授衔结束后不久，陈奇涵便一再请求辞去一线领导职务，退下来读书、调研、整理历史资料，60多岁时主动要求退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