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甘肃，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冼恒汉，等来的不是复职通知，而是一纸改变生活待遇的决定。此前，他曾长期担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后来却按地、师级待遇交由地方安置。这样的落差，放在一名开国中将身上，格外令人费解。
冼恒汉的名字，或许不如一些战场指挥员响亮，但在西北军队和地方工作体系中，他有着很深的履历。1936年起，他便在陕甘宁及西北地区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间，工作区域大多没有离开这片土地，军队政治工作也成为他最主要的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冼恒汉逐步走上高级领导岗位。兰州军区成立后，他担任政治委员，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军区政委并不只是负责思想教育，还要管干部、抓组织、协调军政关系。尤其在边疆和战略后方，政治工作往往与地方治理紧紧连在一起。
这段经历，也解释了他后来为何被推到地方工作的第一线。特殊时期，甘肃地方秩序受到冲击，部分机关和生产单位难以正常运转。军队承担“三支两军”任务后，冼恒汉兼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达志则更多负责兰州军区事务。
地方局面十分复杂。不同群众组织之间意见相左，谁该得到支持，怎样避免冲突扩大，都不是简单下命令能够解决的事情。冼恒汉后来回忆，面对几方力量，他曾经反复权衡，最终支持以学生和工人为主要成员的“红三司”。
这项选择并没有让问题立即平静下来。相反，调解工作接连不断，电话常常在深夜响起。有一次，他服下安眠药刚准备休息，电话又打了过来，只能立即起身赶往现场。类似情况持续了很久，他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位负责人很少真正睡过一个安稳觉。
在地方任职期间，他还把相当多精力放在恢复生产和维持秩序上。工厂能否复工，交通能否恢复，干部队伍能否重新开展工作，往往需要军队与地方共同处理。冼恒汉后来承认，自己在那段岁月里并非没有问题，存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也说过一些脱离实际的话，树立过经不起检验的典型。
这份自我检讨，带有那个时代干部常见的历史印记。问题在于，许多工作并非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个人责任也常常与整体环境交织在一起。把复杂局面全部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过错，容易失去事情本来的层次；但若完全回避个人责任，同样无法解释后来产生的影响。
1977年，甘肃有关铁路问题成为处理冼恒汉问题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央对甘肃问题作出处理时，并没有简单把他与“四人帮”混为一谈，而是免去了他的职务，并表示今后还会另行安排工作。这个表态，让他和家人一直保留着等待的希望。
然而，新的工作迟迟没有到来。冼恒汉此后在北京一处招待场所居住，前后五年多，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安排。对一名长期担任大军区政委的高级干部来说，等待本身就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压力。身份没有彻底定性，未来也没有清楚说法，生活便陷入停滞。
1982年，他接到通知返回甘肃，本以为只是协助了解过去的情况，实际处境却远比预想复杂。行动受到限制，还要面对批评和审查。多年积压的情绪突然集中爆发，身体很快出现严重问题，心肌梗死后住院治疗，一住就是一年。
出院之后，冼恒汉得到的安排仍然出人意料。有关方面通知他退出现役，按照地、师级待遇交由地方安置。换句话说，今后的生活保障不再由军队系统负责，而由地方承担。对一名开国中将而言，这不仅是待遇问题，也意味着军籍身份和政治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
他显然无法理解这一决定。既然此前没有明确说明究竟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为什么又在多年后突然作出如此处理？而且，处理决定下达时，没有给出足够解释。冼恒汉曾多次写信申诉，希望弄清缘由，但不少信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事情并没有停在这里。大约一年半后，总政治部通过电话通知他，根据上级指示，改变此前的处理决定，改按正军职离休待遇安置。待遇从地、师级提高到正军职，变化不可谓不大，可通知中同样没有详细说明此前决定为何改变，也没有对相关问题作出完整解释。
这就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待遇恢复了，疑问却没有随之消失。冼恒汉后来仍不断申诉，希望有关方面说明事实、厘清责任。对于经历过长期军政工作的干部来说，物质待遇固然重要，组织上如何评价本人，同样关系到晚年生活的尊严与内心安定。
1982年关于军队干部离休待遇的政策，对高级干部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范，中将以上通常可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但冼恒汉的经历说明，政策条文之外，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个人审查结论以及特殊时期处理决定等多重因素。正因如此，他的待遇变化才显得格外曲折，也成为一段复杂历史留下的具体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