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天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湘军将领在战场上获得了巨大声望，清廷也把“中兴”二字挂在了这场胜利之后。耐人寻味的是，此时胡林翼已经去世三年，张之洞才入仕不久，彭玉麟虽战功显赫，却仍只是水师将领。
所以，这个问题不能只看谁更有名，而要先弄清楚“中兴四名臣”中的“中兴”，究竟指什么。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之所以长期被视为固定人选，原因并不难理解。曾国藩创建湘军，重建清廷的地方军事体系；左宗棠平定西北，收复新疆；李鸿章统领淮军，主持洋务，长期承担外交与国防重任。他们既有军政实力，又进入了清朝最高决策圈。
第四个人，便不能只凭清廉、勇猛或一时声名来判断，还要看其是否真正参与了晚清国家秩序的重建。
胡林翼是最容易被列入的人选。道光十六年，也就是1836年，他考中进士，后来历任贵州、湖北等地官职。咸丰五年，1855年，湖北巡抚陶恩培战死，胡林翼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从此成为湘军集团中最早掌握一省军政大权的人。
他的长处不在亲自冲锋，而在识人、用人和协调各方。曾国藩创办湘军后，胡林翼在湖北经营多年，为湘军提供粮饷、兵员和战略支撑。左宗棠早年仕途受阻，也是在胡林翼推荐下逐渐得到朝廷重视。
有人曾问：“胡林翼若不早逝，能否与曾国藩并论？”这个假设并非没有依据。曾国藩评价他“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可见在组织能力和政治判断上，曾国藩也相当推重。
遗憾的是，胡林翼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逝。此时太平天国尚未覆亡，所谓“同治中兴”还没有真正展开。他对湘军崛起功不可没，却没有经历后来三十年洋务建设与清末政治转型。
彭玉麟的情况又不同。他出身并不显赫，最高功名只是生员，却凭借水战才能成为湘军水师的重要人物。湘军水师早期由曾国藩主持建立，彭玉麟与杨载福等人负责统领，在长江战场发挥了关键作用。
彭玉麟为官清廉，敢于直言，也多次请求辞职，不愿长期沉浮于官场。他的个人操守很受称道，但从权力结构看，他始终没有成为统筹全国军政的核心人物。说得直白些，他是一位重要将领，却不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中兴重臣。
张之洞则完全属于另一代人。1863年，他考中进士时，湘军已将太平军困于天京外围。早年的张之洞以清流名士著称，擅长议论时政，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并不一味赞同。
转折发生在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真正掌握一省事务后，他逐渐明白，治理地方不能只靠奏章上的道理，还要处理财政、军队、铁路、矿务和教育等具体问题。此后，他由清流言官转为地方实干派。
张之洞没有参加镇压太平天国，也没有左宗棠那样的西征战功，但他在洋务和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任湖广总督期间，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兴办新式教育，推动湖北成为清末较具规模的工业与教育中心。
有人据此反问：“没有战功，凭什么进入四名臣？”答案就在“中兴”二字。若把中兴只理解为镇压太平天国，那么胡林翼自然更有资格；若把范围扩大到同治、光绪两朝的国家重建，张之洞的分量便明显上升。
通常所说的“同光中兴”，大致从1864年天京陷落延续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年间，清廷相继兴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整顿海陆军，并试图以西方技术维持传统政权。
这段历程并非胡林翼能够亲身参与，因为他早在1861年去世；彭玉麟虽活跃于长江水师，却没有进入洋务和全国政务的主导层。张之洞虽起步较晚，却在中兴后半段成为汉族官僚集团的重要代表，与曾、左、李共同构成晚清重建秩序的四个典型人物。
因此，若讨论湘军兴起和镇压太平天国，胡林翼的地位很难被替代；若讨论“同光中兴”这一完整历史阶段，第四人更应是张之洞。两种说法并非全然矛盾，只是采用的衡量尺度不同。依照“中兴四名臣”的通常含义，答案应当是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