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二月，锡拉胡同的曾府浸在阴沉沉的寒气里。庭院里的枯枝一动不动，府里上下都压着声，连下人打水扫地，都尽量放轻手脚。曾国藩已经卧病多日，眩晕时常发作，手脚发麻，说话断断续续，一口气常常接不上另一口气。太医轮番来过，方子换了好几轮，谁心里都明白，时日不多了。

消息传到各处，李鸿章先赶了过来。他是曾国藩一手带出来的门生，当年在安徽落魄碰壁，是曾国藩把他留在大营，磨掉他身上的浮躁，一点点放手让他担事。这些年东南的局面，淮军、洋务，桩桩件件都离不开老师的提点。进门看见榻上瘦得脱了形的曾国藩，李鸿章鼻子先酸了，安安静静坐在一旁，不敢多言语，只等着老师开口交代后事。

没过两天，远在西北筹办粮饷的左宗棠也收到急信。路途遥远，一路车马颠簸，紧赶慢赶才抵京城。外人都说曾左二人早就闹翻了，当年打下金陵，为幼天王的去向，折子一封封递上去，在朝堂上辩得厉害。左宗棠性子烈，有话直讲，从来不肯相让，曾国藩也不肯含糊。这么多年，朝堂上的官员闲来闲谈，都说他俩积怨很深，见面必要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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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踏入内室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守在边上。两人目光一碰，都有些不自在。他们本就路子不同，李鸿章擅长周旋调和，做事留后路；左宗棠认死理，遇事只问该不该做，不问得失祸福。后来海防和塞防之争，两个人更是吵得沸沸扬扬，朝堂之上各说各的道理，不少官员跟着站队，私下里互相攻讦。就算见了面，也只是客套行礼，很少多说半句心里话。

卧榻上的曾国藩听见脚步声，费力地掀开眼皮，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他喘了好一阵子，气息微弱，一时说不出完整的话。曾纪泽端来温水，慢慢喂了两口，才稍稍缓过来。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烛火时不时噼啪响一声。

李鸿章原本想着，老师会叮嘱自己稳住东南防务，小心朝堂里的倾轧；左宗棠心里也猜，多半是交代西北用兵的难处，劝自己凡事退让几分。

曾国藩先慢慢扫过他们二人，目光落在这两个撑起大清半边局面的人身上。他看着李鸿章，又看向左宗棠，停顿许久，才哑着嗓子慢慢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落到两个人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