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张爱玲在拉德克利夫研究所做了一场演讲。她没有谈自己的小说，而是从翻译史切入，追问一个问题：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西之间到底理解了多少。
她的结论并不乐观——“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一样，固定而狭隘。”翻译成果没有达到早期期待。
林纾的文言译本：黄金时代，也是改写
演讲从林纾讲起。林纾不懂英文，由魏先生口述，他用文言转写，译出狄更斯、司各特、福尔摩斯等作品。译文中删去了铺陈、夸张和絮叨。
Arthur Waley（阿瑟·韦利）甚至认为，狄更斯被改得更好。张爱玲引述的说法是：狄更斯不可避免变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家，而且变得更好了。
这类译本商业上成功，但严格说更像改写。她指出，这既是晚清向外探索，也是逃避现实的双重心态。
五四之后：翻译解放了，选择却收窄了
五四白话文运动结束了“隔两层”的翻译——把外语译成一种已不再口头使用的语言，那种费劲的做法结束了。《新青年》1915年后提倡白话，译介易卜生、马克思、罗素、杜威，个人主义与家族制度的冲突成为青年议题。
1921至1932年，《小说月报》大量译介俄国与东欧文学。但随后日本侵华、经济大萧条与左转，让译介选择收窄。《红与黑》、莎士比亚等译介反响有限，俄国作家成为少数被保留的选择。
演讲还提到宋春舫的戏剧改革：他推崇结构严密、出人意料的转折与震撼落幕，认为中国戏剧复兴要以此为范本。张爱玲指出，中国戏曲是戏剧、音乐舞蹈与杂技的综合艺术，没有鲜明集中的戏剧高潮，所以“先有一样东西，才能谈得上超越”。曹禺在30年代受奥尼尔与弗洛伊德学派影响。
《红楼梦》的现代性，与续书的盲点
谈到《红楼梦》，张爱玲认为它的现代性来自反复改写与越界处理：男主人公家道中落后因反对科举而无路可走；丫鬟与戏子的关系挑战18世纪道德。
后三分之一非原作，人物、情节接不上，读者因续写枯燥而长期未察觉。她的判断是，这部小说远远走在时代前面，不光超过当时的中国人，也超过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
最后落到技术难题：人名音译让西方读者混淆人物，罗马字母拼写存在“不知道怎么念”的问题，简化字与拼音化推广有限；科举废除后教育成本上升，经典阅读又常借电影改编建立参照。
这些条件叠加，构成了中西互识的狭窄。语言改革本身，也没有自动解决理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