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古称华亭，别名云间，素有“上海之根”之美誉。这里自古文脉绵长，翰墨屯云，历代书法名家、名作辈出。陆机《平复帖》有“祖帖”“墨皇”之称。到了明代，松江书法在董其昌的带领下崛起为一座时代高峰，与晚明诸家一道掀起书法变革的浪潮。
10月20日，由上海博物馆、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程十发艺术馆联合主办的“丰神独绝——董其昌与晚明书法艺术特展”亮相位于松江醉白池内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不仅希望再现晚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书法创作风貌，更希望通过对董其昌和晚明书法的重新认识，为当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考。
董其昌如何通过临古、创作与理论，完成对帖学传统的总结与革新，在展览中有迹可循。现身展览的董其昌《临钟繇〈宣示表〉》，借展自上海博物馆，为董其昌在世最后一年、时年82岁所书，端正规矩，以帖写碑，虽是临古之作却依旧体现个人书风，可见其不泥古的临摹观。《书法合帖》拓本与《书“祖先诰命”碑记》拓本，均来自松江区博物馆，可见董其昌分别学“二王”与颜真卿的实践，对应“六经注我”式的创造性临帖观与“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合离观。
晚明书法的变革，是一场“借古开新”的运动。董其昌、徐渭、王铎、傅山、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等人面貌各异，却不约而同地指向这一核心命题。例如，董其昌以天真平淡对抗匠气，傅山更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展览中，借展自上博的倪元璐《行书杜甫诗》笔法方圆并用、个性突出，与董其昌的书法形成晚明书法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对照；同样来自上博的张瑞图《草书五绝诗》几乎纯用方笔，形式化意识凸显，呈现类似碑刻的审美特征；黄道周、王铎、傅山、徐渭等人，或以“涨墨法”重构传统帖学的视觉形式，或把目光投向主流帖学之外的金石碑刻。不同的路径共同展现出晚明书法重形式、重个性的取向。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没有止步于晚明，而试图以晚明书法的现代性为书法走向当代提供养分。展览经由董其昌与晚明诸家的对比展示，揭示中国书法对形式语言的自觉和对个性表达的渴望，已然为审美开辟出新的维度。须知，17世纪的欧洲正值巴洛克时期，绘画大体仍服务于宗教与宫廷；直到20世纪，波洛克代表的艺术家们才将线条与色块从造型再现中完全解放出来。而中国书法四百年前的探索，已强调形式与个性的独立审美价值，与后来的西方现代主义不谋而合。
纵41厘米、横326厘米的顾绣长卷《董其昌书画合璧图》，构成展览令人惊喜的彩蛋。由人文松江活动中心顾绣工作室历时7年合力创作而成的这件作品，是顾绣工作室成立以来绣工最众、历时最久、尺幅最巨、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顾绣又称“画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年董其昌为韩希孟绣册逐幅题跋，使顾绣名震天下。如今以针线“临摹”董其昌书画，既是对四百年前文人生活的复现，也是这一传统技艺在当代的延续。
原标题：《重新认识董其昌和晚明书法，为书法走向当代寻找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