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琼州府一名考生走进礼部会试的考场。那时的海南，远离中原文教中心，渡海求学本就不易，更别说跻身殿试。放在整个清代看，海南士子能登进士榜，确实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
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疑问：许多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进士第”“进士府”之类的旧宅，家族传说里也常说祖上出过几位进士，可一查题名录，往往对不上人数。问题未必出在后人故意夸大，而是科举名目、家族记忆和民间称谓，在漫长岁月里发生了混淆。
清代的儋州，属于琼州府管辖，琼州府当时隶属广东省。按照相关进士题名资料，清代琼州府进士总数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琼山、文昌、定安等地。儋州有明确记载的进士，一般认为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登第的黄河清，以及光绪十五年（1889）登第的王云清。
王云清后来曾任知县，官阶并不显赫，却足以说明进士身份的珍贵。至于某些家族所说的“好几个进士”，若没有姓名、科年和籍贯相互印证，就很难直接采信。进士题名录留下的是正式考试名次，族谱中的“进士”二字，则有时包含了后来的追称、误记甚至门第装饰。
有意思的是，清代民间确实存在把功名写得很体面的现象。秀才、贡生、监生，虽然都属于读书人或具有一定身份的士子，但与进士并不是一回事。有人通过捐纳取得某种虚衔或荣典，再将牌匾悬挂于宅门之上，后人只看见“进士”二字，便容易把它当作正式科举功名。
“这块匾上写着进士，祖上总不会错吧？”
“匾额是真的，身份还得查题名录。”
两句话听起来简单，却点出了考证家族功名的关键。看匾额不如查科年，看传说不如对姓名，还要核对籍贯、履历和地方志记载。
清代文举共举行一百余科，历科进士总数约两万六千人。这个数字分摊到全国，并不算多。江苏、浙江、直隶、山东等地人数较多，江西、河南、福建、山西等省也有较厚的科举基础；广东、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整体人数相对少一些。八旗进士另有统计，不能简单与各省籍贯混为一谈。
更重要的是，省级总数很容易制造错觉。一个省出了上千名进士，并不代表各个府县都人才辈出。进士往往集中在少数府城和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区，省会附近、交通便利之地、书院发达之地，通常占据明显优势。偏远州县即使有读书风气，也可能多年甚至数十年没有一人登榜。
光绪年间，全国大致有二百多个府、七十多个直隶州、一百多个散州，以及一千三百多个县。把两万多名进士分散到如此庞大的行政区域，再考虑地域差异和名额分配，很多州县终清一代没有进士，并不奇怪。
进士之难，难在它不是一次考试定胜负。童生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取得生员资格后，还要面对乡试。乡试三年一科，录取名额有限；中举之后再赴会试，会试落第者大有人在，能够通过殿试、列名金榜的更是少数。
许多读书人耗费半生，仍停留在秀才或举人阶段。有人屡次应试，鬓发已白；有人家境渐衰，只能靠教书、幕僚或小吏维持生计。所谓“一举成名”，只是榜上那一刻的结果，背后往往是数代人的积累和一次次失败。
从家族条件看，进士也很少是偶然降临。读书需要纸墨、教师、书院和长期生活保障，赴省城应试还要承担路费与食宿。一个贫寒家庭即使出了聪慧子弟，也未必能让他安心读到会试。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之所以容易连续出进士，靠的正是藏书、师承、经济基础以及家族内部的经验传递。
当然，寒门出贵子的例子并非没有。曾国藩家族、李鸿章家族早期也经历过长期经营，并不是某一代突然凭空崛起。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所谓“一个家族出了好几个进士”，往往意味着多年积累，而不是普通州县中随处可见的现象。
所以，判断一座老宅是否真是“进士第”，不能只看门楣，也不能只听乡里旧说。科年、姓名、籍贯、会试名次和地方志，缺一环都可能产生误会。对许多清代州县而言，几十年才出一名进士，已经是足以载入地方文献的大事；若说一门数人，更应当拿出清楚而完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