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15日，北京，晚上十点。
六国饭店的宴席散了，张振武带着几分酒意上了马车，同行的还有湖北将校冯嗣鸿和共和党参议员时功玖，三辆车前后相错，往城里走。
前一天晚上，他刚在德昌饭店宴请了同盟会和共和党两方面的人，席间举杯说要"调和党见，共维大局"。
今晚这顿，是回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来了，段芝贵也来了。推杯换盏，其乐融融。张振武大概真心以为，南北之间那点隔阂，靠几顿酒就化开了。
他不知道，就在几天前，段芝贵已在总统府的密议中，参与议定了对他的处置。
马车行到正阳门棋盘街，一声呼哨，黑影四起，几十支枪口从暗处顶了上来。
张振武愣住，随即大怒，在车上高声喝问：
没人答他。捆了，押走。
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
处长陆建章把一张纸推到他面前——副总统黎元洪发给大总统袁世凯的密电："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伏乞"立予正法"。
张振武看完，说了一句：
他争辩过。他说我即便有罪，也该开军法会审，要湖北交出证据，不能凭空杀人。
陆建章答得很平静：大总统的军令上只有"正法"二字，没有"审讯"。
总统府连来三次电话催行刑。凌晨一点，陆建章下令。张振武被绑在木桩上，枪响了。
从被捕到枪决，三个小时。没有法庭，没有证据，没有辩护，甚至没有一纸完整的判决书。
在执法处，他看完军令便冷笑质问：
临刑前他留下三封遗书，其中一封直寄黎元洪，字字带血：
而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只剩一句——
"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同日凌晨，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在金台旅馆被捕，随即被害于城外。
这一年，张振武三十五岁。
要明白这三个小时为什么让人脊背发凉，得先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是湖北竹山人，原名张纯锦，字春山。家境尚可，祖上读书，他却不是安分的读书人。
甲午之后，国家被人按在地上签条约，他一气之下变卖田产，自费去了日本，入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法律，兼学军事。1905年加入同盟会。
回国后，他在武昌黄鹤楼道小学当教员。这个身份很有意思——一个小学老师，把课堂当成宣讲所，给孩子们讲外国侵略、讲清廷腐败。
他还在武昌办体育会、办学堂，用这些地方联络同志。
1909年加入共进会，管财务。为了革命，他把竹山老家的田产又卖了一回，钱全部交到共进会的账上。
一个变卖家产干革命的人，很难说他图什么私利。
1911年10月9日下午，汉口宝善里的机关被破获，孙武炸伤，蒋翊武出走，名册落入清吏手中，全城大搜捕。第二天就是预定起义的日子，可指挥系统已经散了。
这时候站出来的是张振武。他四处联络，拍板：今夜必动。
于是10月10日晚，工程营那一枪响了。武昌起义，给他记一份功劳，不算过分。
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张振武任军务部副部长——孙武伤未愈，他以副代正，主持军务十余日，"部署有序"。
真正见他胆色的，是汉阳失守之后。
那是革命军最狼狈的时候。清军占了汉口，隔江炮轰武昌，城里人心惶惶，有人主张放弃武昌退走。
军事会议上，张振武拔出佩刀砍在地上，厉声道："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
会后还是不稳，他骑马巡街，一路高喊："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 军民这才定下来。
一发炮弹落在他办公桌上，没炸。他神色自若，照常办公。
可就在他守城的同时，那位被他抬出来的都督，却一度弃城出走葛店。
消息传来，张振武当即在会上主张"去黎，另举贤能"，并同总监察刘公策划弹劾都督。
此事因响应者寥寥没能实行，却把"以下犯上"从一句气话，变成了实打实的动作。
一个曾扬言要斩你的人，和一群真要把你选下去的人，从来不是一回事。
这种人，你会觉得他死也该死在战场上。
可他偏偏死在自己人手里。
怨，从武昌起义那一夜就结下了。黎元洪被从家里找出来，推辞不肯当都督。
张振武当场撂过狠话：黎既然不赞成革命，又不肯受同志抬举，不如斩首示众，以壮声威。
黎元洪后来当了都督，这句话就长在了他心里。
更要命的是张振武的性子。他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位"被枪杆子逼出来的都督"。
他自组卫队，一色短枪，走到哪跟到哪，去都督府见黎元洪也是这排场。
意见不合时，他当众呵斥："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有记载说他甚至拔枪相向。
黎元洪外号"泥菩萨"，忍得住。可忍得住不等于不记账。
两人的裂痕公开化，是赴上海采购军火那件事。张振武带四十万两银子去沪，买回来的枪被查出多是废枪，枪管生锈、子弹刺刀不配套。
黎元洪要查账，张振武拍案大怒："我们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如今你竟查起我们的账来了！"一赌气，把部分军火转手给了烟台的革命军。
南北议和后，黎元洪以"收束军事"为名，逐步解除首义将校的兵权。
张振武把编余军官聚拢起来，组成"将校团"，方维任团长，后来扩充到三千人。
都督府指挥不动这支部队——黎元洪试过解散、派人、改编，全被顶了回来。
他还办男女中学，办《震旦民报》，公开说"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
到这一步，黎元洪看他的眼神，只剩两个字：芒刺。
在武昌动手不方便。于是有了那出调虎离山。
据民国史著引述，袁世凯的参谋次长陈宧看得最透。他私下对黎元洪说：
所谓"三武"，指武昌起义的三位核心人物——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三人并称，是湖北军政府里最有实功也最难驾驭的一群人。
调虎离山，正合黎元洪心意。
1912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把三人一起召到北京，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听着体面，实为闲职。
张振武当面就炸了。委任令送到他手上，他看罢大怒，当场撕了。他对段祺瑞抱怨："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耶？"
袁世凯改授"蒙古屯垦使"敷衍。他倒认真了，正式申请经费、要地盘、要练兵。袁哪里肯给一个可能的对手兵和粮？一分钱没有。
张振武一怒回了武昌，自设屯垦事务所，每月向黎元洪索要经费一千元——这个数目，连一支像样的队伍都养不起，他却扬言要募一镇精兵开赴蒙古。
问题在于：他人还在武昌，将校团还在手上，如今又公开索饷练兵，等于把"鄂省指挥不动他"这件事，摆到了台面上。对已经视他为芒刺的黎元洪来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
黎元洪密电袁世凯，请"立予正法"。袁世凯收到电报也吃了一惊，召集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赵秉钧商议，还专门回电确认：杀张，是不是黎副总统本人的意思？黎复电：是。
于是有了那场精心安排的"和解"。黎元洪主动示好，赠张振武路费四千大洋，双方和好如初，相谈甚欢。8月上旬，张振武带着方维等人再度北上。
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的密电后脚就到了袁世凯案头。
四千大洋，买的是一张单程车票。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这不是偷偷摸摸的暗杀，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正副总统联手，用一纸军令夺了一位开国元勋的命。
参议院炸了。8月18日，共和党议员张伯烈领衔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
第二天参议院破例讨论，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台，说了那段被反复引用的话：
连续三天，共和党与同盟会——平日里吵得不可开交的两个党——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
革命阵营内部却为此吵翻了。
8月20日，王芝祥、蔡元培、胡瑛等一千零二十四人在上海发起"法律维持会"，主张严守约法、诉诸法律解决；
而戴季陶为首的激烈派则直呼"国会无用"，主张武力再起。两派论战月余，始终没能形成统一立场。
《民立报》说得最透彻：
可袁世凯用的恰恰不是行政命令，是"军令"。
愤怒落地时，撞上了一堵墙。
按《临时约法》，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总理副署——也就是总理签字担责——方能生效。这是对总统权力的一道硬约束。
但对"军令"要不要副署，约法没写清楚。袁世凯就从这个缝里钻了过去：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了，程序上竟挑不出大错。
更荒诞的是另一个死结。参议院要弹劾，约法规定须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方能开议——折算下来是九十五席。而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来没凑齐过这么多人。
守法的参议院，竟无法用约法制止违法的政府。
袁世凯看穿了这群人的软弱。8月21日下午，他把领头闹事的湖北籍议员请到总统府，先假惺惺表彰张振武的功绩，再反问一句：
最后轻描淡写致歉：
一句"手续不完全"，就把一场谋杀说成了工作疏忽。民社派议员当场软化，转过头来在议院里大呼"维持大局"。
彼时革命党已交出中央政权、实力不济，孙中山于8月24日抵京调停，也只能主张"表彰张振武之功以为和解，免得小题大做"。
更耐人寻味的是另一种声音。8月26日，湖北教育界总会通电称"张振武正法，鄂省舆论翕然"，反倒痛骂在参议院领头质询的湖北籍议员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摇惑全院""大逆不道"，要求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
时功玖——就是那个8月15日夜里与张振武同车而行、险些一同被捕的参议员。他从枪口下活着走出来，转头却因为替死者说话，成了家乡人眼中的"大逆不道"。
8月28日的弹劾案，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
一场震动全国的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张振武不是完人，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他跋扈，粗鲁，锋芒毕露。据同盟会员马超俊口述回忆《马超俊先生访问纪录》，他私组的千余人卫队"尽着戏台装束"——穿得像戏台上的武生，招摇过市；他还以革命之名随意判人死刑，被同僚讥为"五子登科"。
黎元洪后来罗列他十五条罪状，其中甚至有"广纳姬妾"。史家唐德刚说过一句冷峻的话：以他的性格与头脑，即便不是袁世凯当政，换了别人，也未必肯留他。
这话有道理。但他的悲剧恰恰在于——一个共和国，能不能容得下一个粗人？
按大清的法律，汪兆铭谋刺摄政王，铁证如山，也只判了个永远监禁；萍浏醴之役的胡瑛，同样没有被杀。
腐朽的清廷尚且知道走一遍法庭。而到了号称共和的民国，一位手造民国的元勋，三小时就没有了。
《亚细亚日报》当年的质问，今天读来仍然扎人：所谓民主共和，总要尊重最基本的法治精神。
张振武案真正的重量，不在"谁杀了谁"。黎元洪借刀、袁世凯操刀、陈宧设局，这层事实早被翻烂了。
它的重量在于——这是民国第一次公开演示：只要披上"稳定""大局"的外衣，暴力就可以绕开法律，而法律拿它没有办法。
这桩三小时枪决的血案，成了民国法治崩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次年夏，二次革命爆发；再过两年多，袁世凯称帝。枪比法条管用，他早已试过一次，代价极低。
而这一切，袁世凯都看在眼里——议会的软弱、约法的漏洞、派系的妥协、民间的分化。
灵柩先运抵汉口，黎元洪亲往抱冰堂致祭，送上那副著名的挽联：
杀人者亲来哭悼，围观者不知作何感想。
9月初，灵柩继续西行，归葬竹山故里木鱼山。
一百多年过去，武昌城头的枪声早成了历史课本里的一行字，而他的墓在鄂西北的山里，安静地立着。
章太炎给他的挽联写得刻薄又慈悲：
——英雄本来就粗糙，这毛病也该被宽宥十辈子；可第一个举起大旗的人，哪能不招祸？若能替他死一百回，我愿意。
三十五岁那年，他从竹山的大山里走出去，变卖家产，读书、留学、教书、办报、打仗，把命押在一个叫"共和"的东西上。最后，他死在这个东西的手里。
临刑前那句"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不是对共和的否定，是对它的失望。只有真信过的人，才会这样失望。
一百多年后再读这三个小时，我们记住的不该只是一个冤死的功臣。
该记住的是：当刺刀可以代替法条，当"大局"可以压倒程序，当守法的机构无力制止违法的权力——再漂亮的共和招牌下，跳动的还是专制的心脏。
张振武的血没有白流，前提是，我们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