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4日，北京出版的《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谈的是一场极为简朴的丧事。文章提到，原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去世后，家属没有大操大办，甚至没有通知许多老战友。
消息传开后，不少人都感到意外。王建安在军队工作多年，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建设，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这样一位老同志离世，竟然没有公开举行追悼活动，确实出人意料。
大约到了9月，陈锡联给在南京休养的许世友打电话。两人聊起离休后的生活，陈锡联才提到王建安已经于7月25日因病去世。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许世友确认消息后，情绪十分激动，眼泪也流了下来。他带着责怪的口气说：“这个家伙，真是招人恨啊！”
不了解两人经历的人，容易把这句话理解成厌恶。实际上，这里面有旧日的隔阂，也有几十年生死相交后的惋惜。许世友所谓的“恨”，并不是恨王建安离去，而是恨他临走之前，连老战友送行的机会都没有留下。
两人的关系，起点并不平顺。许世友与王建安都出身红四方面军，参加过黄麻起义，也都在鄂豫皖根据地打过仗。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们又一同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围绕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判扩大，一些红四方面军干部思想上出现波动。许世友等人曾商议离开延安，到川陕一带打游击，王建安起初也参加了讨论，后来却改变主意，向组织报告了相关情况。
这件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人民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审理“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许世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王建安被判六个月。毛泽东认为许世友罪不至死，案件最终从轻处理。
许世友因此对王建安一直存有心结。抗战时期，两人先后在山东工作；解放战争中，一个担任华野九纵司令员，一个担任华野八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都在山东作战，彼此却很少往来，见面也不主动寒暄。
转折出现在济南战役前夕。1948年，中央决定攻打济南，王建安被安排到山东兵团协助许世友。毛泽东清楚两人过去的纠葛，特意点到为止地提醒王建安。王建安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打好这一仗。”
战役开始后，两人把旧事放到一边，共同研究部署。济南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发起，至24日结束，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战场上的配合，重新建立了两人之间的信任。谭震林后来用“将相和”形容此事，颇为传神。
王建安性格强硬，却不等于计较个人得失。1955年首次授衔时，他因身体原因在青岛养病，未能参加授衔仪式，次年补授上将军衔。过去曾流传他因“骄矜自满”而被降低评定的说法，但从现有正规史料看，缺乏可靠依据，不能当作定论。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多次担任大军区副职。有老同志替他抱不平，说以他的资历不该总当“配角”。王建安却发了火：“如果大家都把位子占着，还怎么培养接班人？”这句话，说明他看重的是工作需要，而不是职务高低。
他最反感弄虚作假。1978年4月，他到一个训练成绩突出的连队检查，发现所谓先进背后问题不少：只练擅长科目，成绩不好的战士被安排回避检查，连队还被上级树为典型。
王建安当场批评有关干部，并向中央报告：“平时弄虚作假，战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他仍坚持查阅信件、核实情况，即便涉及老战友和老部下，也要求如实反映。
有人劝他在报告中少写几句，他直接回答：“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什么！”这种作风让他得罪过人，也赢得了叶剑英等老同志的信任。
晚年的王建安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仍坚持外出调查。1980年，他在病情加重前还到多地了解情况，并向中央提交多份报告。住院期间，他反复交代后事：不办追悼会，不送花圈，遗体捐给医院，骨灰撒回家乡土地。
7月25日王建安去世后，家属依照遗嘱办理。子女后来将要求归纳为“五不”，其中包括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于是，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都是从报纸文章或电话转告中得知消息。
对许世友而言，这个消息来得太迟。几十年前的旧怨早已化解，济南城下的并肩作战也成了共同记忆。偏偏王建安临终时仍旧不改脾气，把一切安排得干净利落，连最亲近的战友也被挡在了告别之外。
所以，许世友那句“真招人恨”，既是责怪，也是痛惜，更是对这位老战友一生性格的准确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