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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叁》
究竟谁该为杨业之死负责呢？
北宋雍熙三年（986）七月八日夜，杨业在陈家谷口兵尽力绝，受伤被俘。被俘时，杨业感慨道：“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绝食三日而死。尽管杨业是北汉降将，但他感念宋太宗国士知遇之恩，对北宋忠诚。
《杨家将全传》中所绘杨业像
依照《宋史》的记载，杨业能征善战，对战争态势有相当准确的预判。这样一个忠勇双全的将军，却成了北宋雍熙北伐失败的最大牺牲品。正因如此，后人每每扼腕叹息。那么，究竟谁该为杨业之死负责呢？
关于杨业死因的推论及疑惑
关于杨业之死，其实是充满了各种疑点的。第一，在杨业被俘时，曾说“而反为奸臣所迫”，这个奸臣宋史里面没有明说，指的到底是谁？第二，在杨业死后，以他的官衔本来可以获得较高的赙赠，但他实际上所获得的赙赠比自己的属下贺怀浦的还要低。因此，在杨业死后，才有刘吉为杨业不断争取、申雪，最终得到宋太宗的认可，追改赐品。关于杨业的赙赠调整，让很多人坚定地相信杨业死后被人泼过脏水。第三，在杨业去世之后，潘 美、王侁、刘 文裕甚至侯莫陈利用等人可能有不利于杨业的言辞，所以才有北宋朝廷存疑并追查真相的过程，也才有后世史家不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求解开这一千古谜题。
关于杨业的死因，常见的说法一般有几种：一、王侁和刘文裕陷害杨业，管建和方健等人持此观点。二、潘美陷害杨业，邓广铭、张希清、闻立鼎、常征等先生均这么认为。三、侯莫陈利用陷害杨业，而背后的真正指使者是宋太宗，张其凡先生独发覆论及此。以上说法，都各有依据，但也都有可推敲之处。
首先，宋太宗会借他人之手杀害杨业吗？从常理上看不会。杨业是宋太宗在攻取北汉之后所获得的一员虎将。在刘继元投降北宋之后，杨业由刘继元招降，转而侍奉宋太宗。
杨业的这种投降方式，可以说是历史上战乱纷纭时期最难得的一种投降方式：既顾全了对旧主的忠诚，又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向新主卖旧主乞降的贰臣身份。杨业的本名为“重贵”，而他也似乎真的得到了父母取名的祝福。在他跟随旧主投降北宋、准备安心地过清闲的日子时，命运给了他一个巨大的转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太宗像
宋太宗在攻取北汉之后，试图直接北上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一缺乏整体考虑的战略决定，让北宋军队疲于奔命，也让宋太宗自己身陷危险之中。在攻打高梁河失利的情况下，机缘巧合让宋太宗与杨业走到了一起。在杨业的巧妙战略布局下，宋太宗摆脱了被俘的厄运。杨业是宋太宗的救命恩人这一点，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的信息梳理，仍可以整理出清晰的脉络。
正因为杨业在归降北宋初年便立有大功，这种功劳使得宋太宗将其完全变成了自己人对待，因此，在北汉其他人员全部转到相对闲散的工作、距离原来北汉比较远的区域工作时，杨业不仅迅速提升了官职，而且就在北汉原来所据守的区域担任要职。再说，雍熙三年（986）正是宋太宗对辽用兵特别需要用人之际，即使杨业在入宋之后的言行有一些不太合规矩之处，宋太宗也断断不会在大军撤兵、迁移民众的时候借刀杀人，置杨业于死地。
那么潘美是否有必要去陷害杨业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种意识视角的变化。首先要跳脱诸如《杨家将》等历史演义小说，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关于潘美（“潘仁美”）“常识”“形象”的干扰，回到历史上真实的潘美来看。潘美与宋太宗的关系之密切，远远超越了旁人。宋太宗之子赵恒（宋真宗）在杨业去世之前已娶潘美之女为妻，潘美是宋太宗重要的儿女亲家。此外，潘美是宋太宗最信任的大臣，在私底下宋太宗与其相交甚契，宋太宗经常微服出入潘美的家中。杨业再怎么得到宋太宗的信任，潘美断然不会担心杨业会妨碍自己与宋太宗的亲密关系。
因此，潘美在事前没有陷害杨业的必要。当然，在杨业死后，潘美会尽量撇清自己与杨业死亡一事的责任，这倒是存在一定可能性。
至于其他中贵陷害杨业，理由也不完全能够成立。因为在杨业一事上，潘美、王侁与刘文裕均受到了一定的处罚。对于潘美的处罚，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主将没能充分发挥精兵强将的力量，不仅没有按照预期让几个州县的民众顺利撤离，还让杨业等虎将丧命。可以说，对潘美的处罚，就是战争失利后对主将的追责和处罚。在这场战争中，不管是杨业阵亡还是其他将领阵亡，潘美没有成功完成他的任务都需要受到处罚。
《杨家将全传》中所绘潘美像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收录了《潘武惠公美传》，其中明确记载了这一诏书。诏书中说：“俾总援兵，经涂非赊，精甲甚众，不能申明斥堠，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显咎，合正刑书。”
至于处罚王侁与刘文裕，《宋大诏令集》中所记载的诏书是这样写的：“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意思是在杨业提出与此前的方案不完全相同的撤退方案时，作为监军的王侁使用了比较辛辣的语言，让杨业不得不选择出战以明己志。王侁在战场上是负责监督主将的，但他不能以言行来干涉主将。而在这次护卫四州百姓撤离的过程中，当杨业根据战场情况提出较为合理的撤退方案时，王侁以杨业为北汉降将为由进行威胁，显然是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
值得玩味的、让很多人坚持认为是潘美陷害杨业的原因，是潘美对两人的争持不置可否。刘文裕在军事战略上，赞同王侁的意见，但没有用苛刻的言辞来刺激杨业出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刘文裕在一年之后便被宋太宗重新召回，《宋史》记载：“岁余，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
宋太宗、潘美、王侁、刘文裕是历史记载中比较容易对号入座的“陷害”杨业的人。还有学者通过钩沉当时的历史事件认为，侯莫陈利用也存在“陷害”杨业的嫌疑。但是，反复阅读《宋史·杨业传》，我们很难看出杨业遭人陷害的痕迹。在杨业去世后宋太宗所颁赐的诏书中这样写道：“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文中只字不提有人陷害杨业，却加了一句值得玩味的、看似可有可无的 “魂而有灵，知我深意”。
为什么宋太宗的诏书中要加上这句，似乎在暗示，“我有难言之隐”“期盼杨老兄能理解”的话呢？这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杨业被王侁等人的微词逼迫而死的遗憾与痛惜吗？细节可堪深究，意味足可玩味。
在以上说法都各有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换另一种视角来观察杨业之死。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王夫之在《宋论》里曾说，以“杯酒释兵权”而得天下的赵宋王朝，其基本国策之一就是利用文臣压制武臣，“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利用文武之间的不和，达到“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可以说，在宋朝“非战之罪，实庙堂罪也”的失败战争情况尤其多。实际上，在用文臣抑制武臣之前，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武将没有实权，文官对武将的压制还没有成型，因此，皇帝所采用的方式是直接控制军队，带兵打仗或者在中央指挥军队展开前线的战斗，这就是“将从中御”的初期状态。杨业进入北宋时，北宋正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
现在我们回到“雍熙北伐”的历史现场，去看战争的整个过程，其中不难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杨业主张根据形势来调整作战方案时，潘美采取的态度是不回应；王侁和刘文裕则坚决要求将领执行此前“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的战争预案，侯莫陈利用当时在场却没有记载他有表态之举。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让大多数的大臣坚决执行，却让杨业成了“孤臣”？而在这个作战方案前的“选边站队”，似乎在杨业之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杨家将全传》中所绘宋辽会战
当我们再深究一步，去探查这个被杨业否定的作战方案的制作者时，会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它是宋太宗御定的战略规划！有了这一点，“魂而有灵，知我深意”这一句话便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寄托了宋太宗对这一件事抱憾而无处诉说的难言之隐。如果真要追究杨业的死因，还是要追到宋太宗的头上啊！
杨业之死，不是宋太宗和诸位大臣的蓄意杀害。
宋太宗的难言之隐
宋太宗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事还得追溯到宋太祖即位初年。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以禅让的形式去臣为君的，尽管他接过帝位的方式比此前的任何一次禅让更为干脆、直接。陈桥兵变，这是历史上所有人都不陌生的细节。在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如何节制部下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成为宋太祖关心的问题。
为了彻底杜绝这一问题，宋太祖很快就采取“杯酒释兵权”等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等众多将领的兵权。“杯酒释兵权”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流血而完成的将权削减，研究的学者不乏其人。
至今，学者一方面已通过史料证明了“杯酒释兵权”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并将“杯酒释兵权”与收回藩镇的兵权严格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杯酒释兵权”的政治理性进行了高度评价。根据学者的研究，“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政治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的第一步。此后，宋朝建立了与此前不一样的枢密院制度，枢密使与枢密副使各有所司，分离了调兵权与领兵权，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此外，以三衙掌握禁军，但不赐予三衙调兵与发兵的权力。这样便于皇帝较好地掌握军队并最大限度减少军队拥兵自重的风险。
为了防止弱干强枝现象的发生，宋朝将全国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于各地。这一措施的执行，不仅可以保证京城发生军队内变时，地方上的军队可以合起来制止，更因使得地方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军队均少于京城驻军，便于皇帝控制全国军队。为了更好地控制军队，宋朝更是彻底执行了兵将分离政策。
屯驻各地的军队不断调动，士兵不断换防，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官很难在固定的士兵群中有效建立自己的声望。宋朝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同时采取类似的办法削夺地方藩镇的权力、采用三权分立的方法削弱宰相的权力。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宋朝较好地解决了唐末以来的政治问题，为宋朝较长时间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为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杯酒释兵权”开始的各项政治措置，在较大程度上为宋朝经济与文化上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除北宋初年李筠、李重进等后周残余势力曾发动叛乱外，宋朝历史上基本上杜绝了武臣作乱的风险。但宋太祖开始的军事改革，从其军事制度改革初期开始，弊端便很明显地体现在北宋与周边政治势力的对抗中。尽管“杯酒释兵权”及其此后的军事措置，较好地解决了内部叛乱问题，但难以较好地面对外部战争。因为，一旦兵权高度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时，将帅对所统领的军队应有的指挥权受到严格限制。久经沙场、深谙军事的宋太祖在调整皇帝的军事控制权时，在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宋朝的君主在遇到战事时最好亲征。史实也说明，宋太祖和宋太宗时，进行过不少亲征活动。
宋太祖时较为重要的一次亲征发生在开宝二年（969）。北宋灭北汉，是志在必得的事。赵匡胤即位后，曾约其弟赵光义共赴赵普家，议定先攻取南方、暂留北汉应对北方的策略。南方底定后，为了攻灭北汉，宋太祖进行了较为周详的军事部署。开宝元年（968），宋太祖以北汉大掠晋、绛二州之境为由，派遣殿中侍御史李莹等18 人前往各州，调集军队奔赴太原，并命令卢怀忠等22 人领兵屯潞州，这是为北伐所做的准备工作。
开宝二年（969）二月，宋太祖下诏北伐。此次宋太祖的军事战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以打援来达到有效阻截辽朝援兵的目的；第二部分为筑“长连城”以水灌城以求速战速决。宋太祖此次北伐，由于筑“长连城”的时间较长，第三次打援失败，再加上围城时间较长，宋朝将士牺牲巨大。宋太祖最终在辽朝援军赶到太原城下时决定撤兵。在撤兵之后，宋太祖并未放弃攻伐北汉。《东轩笔录》中记载了宋太祖对宋太宗谈及的对北汉的战略重新规划：“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这一言论正是赵普于宋太祖初即位时所提及的思想的翻版。攻灭北汉一事，最终由宋太宗亲征完成。
在宋太祖开宝二年（969）亲征北汉之后，宋朝加强了自身军备建设，对辽朝则加强和平友好交往，对北汉则采取“伐大树”的策略。正是通过多种策略的并行，宋朝最终在宋太宗亲征北汉时，借助郭进在石岭关对辽军的有力打援及此后多次战争的胜利，为招降北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在攻伐北汉胜利的情况下，宋太宗决定乘胜追击，北伐辽国，取得对古北口以南地区的控制权。当宋太宗打到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附近）时，遭遇辽的有力阻击，北宋伐辽失利，宋太宗在此次战役中曾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北伐失利之后，北宋迅速于宋辽边界处增筑城寨，“守要害，增壁垒，左控右扼，疆事甚严”。
帝王亲征，是“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应对来自统治范围之外威胁最好的选择。但即使久经沙场的宋太祖与宋太宗都不愿意深入前线，更不愿意久居前线。宋太祖讨伐北汉久攻不下时，太常博士李光赞上言：“陛下应天顺人，体元御极，战无不胜，谋无不臧，四方恃险之邦，僭窃帝王之号者，昔日与中国为邻，今日与陛下为臣。蕞尔晋阳，岂须亲讨，重劳飞挽，久驻师徒。且太原得之未必为多，失之未足为辱。今时属炎蒸，候当暑雨，倘河津泛溢，道路阻艰，辇运稽留，恐劳宸虑。”李光赞的奏章深得宋太祖的心思，“太祖览奏甚喜，命宰相赵普抚谕诸将，欲班师”。
在将帅希望继续效死力争取平灭北汉时，宋太祖坚决撤兵班师。学界从战术的角度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分析，宋太祖当时下令班师，是根据局势而做出的较为稳妥的选择。但从宋太祖读太常博士李光赞的奏请也可以初步判断出宋太祖御驾亲征时并不愿久居前线，更不愿意在辽军已然突破宋军的阻截兵临北汉、北宋取胜的胜算已然渺茫之时亲蹈险地的心思。
相比宋太祖，宋太宗在高梁河一战差点被俘之后，更不愿意身涉险境。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最大的痛：不仅自己差点被俘，而他也因为自己的怒火未能得到较好的控制，使得原来议定的皇位继承人、宋太祖之子赵德芳自杀以明己志。尽管宋太宗很清楚御驾亲征的重要性，但他已经越来越不愿意直面战争、直面那须臾激变的战场。
太平兴国五年（980），北宋君臣讨论北征之事时，窦偁“因抗疏请还都，休士养马，徐为后图，帝悦其言。”窦偁在君臣讨论北伐时抗疏指出不宜轻进，这与宋太宗急欲北进攻取古北口以南、原燕云十六州之地的意愿是不完全相符的。但宋太宗为何对窦偁的上言仍“悦其言”呢？因为窦偁言中了宋太宗的款曲。
在众人根据宋太宗急于攻取燕云十六州的心意，在大名府积极讨论北伐之事时，宋太宗“至是帝思见，促召至行在”。而窦偁严厉抗疏请求太宗回宫再图进取之后，宋太宗立即从大名返回朝廷，并起用窦偁为枢密直学士。仔细梳理因果关系时，我们不难看到：宋太宗很清楚窦偁反对立即北伐的主张，且很清楚窦偁的性格直率，在众人力请北征、宋太宗骑虎难下之时，才急切地将窦偁找来为自己名正言顺地返回帝都找到台阶。皇帝最好亲自率军出征，而皇帝又不能将自己不愿意再身涉险境的话拿到明面上来说，这让宋太宗左右为难。
“将从中御”这一不成熟的
政策悄然成形
皇帝严格控制军队，又不愿意御驾亲征，根据实际情况也不允许皇帝每战必亲征。怎么办？宋太祖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进行一些权宜尝试。曹彬奉命统兵讨伐江南时，太祖当众授予曹彬剑匣，“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讫江南平，无一犯律者。比还，复赐宴讲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于榻前，曰：‘臣等幸无败事，昨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纳于上前。上徐自发封示之，乃白纸一张也”。这是宋太祖进行的尝试。有学者研究认为，宋太祖并没有真正赐予曹彬生杀之权，在这一次征伐过程中，曹彬是不折不扣的空头主帅。
《三才图会》中的曹彬像
到宋太宗时，曹彬领兵岐沟关与此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宋太宗时，主帅无权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曹彬在岐沟关战役中，不断因为坐失战机而失败。可以说，“将从中御”这个权宜之计，在很大程度上困住了将领的军事指挥权。
如果说宋太祖逐渐开始执行的“将从中御”政策，在将领尚未完全理解国家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能通过兵法中的巧诈取得一定的震慑效果，但到宋太宗时，宋太祖时巧诈可以取得的震慑效果已然失效。到宋太宗时，前线将领已经完全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只能根据皇帝在战前制定的阵图进行战斗，在战争过程中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以诏书发布命令。
身居朝中的皇帝即使具有再高明的军事指挥能力，也难以周全地预测形势的发展，诏书的补充与发布更难保证及时抵达前方战场。因此，宋太宗时严格按照皇帝的命令行事时，战败也很少受到处罚，或者所受处罚极为轻微。同时，由于“将从中御”的初衷是压抑武将的个人意志，因此，擅自改变阵法行事的武将，即使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也难以获得赏赐。从北汉归降的杨业在刚刚投降之初，便因“善自为谋”而救宋太宗于危难，以其御边之能力，本可以在北宋较有作为。但他未能深刻领悟北宋皇帝牢牢控制军事指挥权的做法，因此，“知兵而不知政治”的他在北宋时屡屡遭遇戍边主将的忌惮。
这些主将所忌惮的，以笔者推测，并非害怕杨业的功劳胜过自己，而是“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来向宋太宗撇清杨业的随宜措置方案与己无关罢了。至于宋太宗“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也不过是因为宋太宗早已深知杨业的忠悃之心，并乐见自己“将从中御”的一些不符合战略的做法得到了有效纠偏，并希望杨业从奏书中明白自己更为准确的措置最好通过宋太宗发出命令，而非自己凭军事直觉直接执行。
可惜的是，杨业入宋时间较短，尚未能深切领悟宋太宗将诏书转给他看的真实目的，无法根据政治变化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报效朝廷的方式，以至杨业在死时仍认为自己是“为奸臣所迫”。杨业之所以形成被奸臣迫害的印象，是因为杨业没有理解宋太宗将大臣们批驳杨业的奏章原封不动送给他看的真实目的。军事制度上的变化，是宋太宗没有办法直接告诉杨业的，杨业也没有完全领悟到宋太宗的用意，只看到了表面上大臣们对他的短处的批评。杨业的短处是什么？正好是杨业根据战局随机应变的能力。
古北口杨令公祠全景，王一舰摄
现在朝廷已经全部按照上面的旨意办事了，杨业还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安排军事布局。他的每一个安排，虽然都比预先设定的可能要更为妥当，但会让每次和他合作的大臣难以向皇帝交代，于是大臣们只能指陈事实，将违反命令的“罪过”让当事人杨业来扛，这还不成为杨业在北宋朝廷中生存的短板？
杨业之死，正与他没有理解北宋政局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有关。宋太宗明明知道这一原因，但不便明言，只得在杨业死后赙赠的诏书中还有“魂而有灵，知我深意”一句。懂得这一政治制度变化的苏辙，在经过古北口杨令公祠时，曾经用“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感慨杨业的性格弱点。已经从北汉之臣转为北宋之臣，他就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了，可惜杨业没有理解，也没有改变。
确实，如果杨业能理解北宋“将从中御”的政策，他或许能较好地去处理好军事谋划与执行之间的关系，比如提前将自己的认识递交给宋太宗，让宋太宗吸收借鉴自己的想法再颁布命令；他或许也能在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时，不是抗词，而是采取其他的方式来面对与解决问题。但杨业没有，而是采取激烈的言辞来分析，又被王侁等人用言语刺激，最终在主将并未同意的情况下做出了只身前往作战的决定。而这一切，使得杨业最终命丧战场。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杨业之前赙赠较低，实际上是带有惩罚他没有按照军令执行的意味，而在后期宋太宗增加赙赠，更多是对失去既能够忠于朝廷又敢于按照正确的形势分析去争取最好的战斗结果的杨业的惋惜。但当时的宋太宗也明白，杨业是政治制度转型的过程中的牺牲品，在新的比较好的政治制度确立之前，这种牺牲是心里清楚却又不能直接表达的。归根结底，杨业之死，不是宋太宗和诸位大臣的蓄意杀害，与其没有好好把握北宋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关；归根结底，是北宋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军事制度逐渐转化为“将从中御”这一权宜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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