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百年名臣才子辈出，可被后世称作千古完人的只有一人。他半生落魄，三次直言被贬，却以一身风骨，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

参考来源：《宋史・范仲淹传》《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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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翻开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能人从来不缺。铁面断案的包拯，旷达写词的苏轼，主持变法的王安石，领兵御敌的岳飞，各有各的本事，都在史册上留下名字。

可要是论起“完人”这两个字，后世无数大儒史家把这群人仔仔细细筛过一遍，能当得起的，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命不好。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寄人篱下。长大做官以后，又认死理，不买权贵的账，前后三次因为说真话被贬出京城。朝堂上不少人都笑他不懂变通，一次次拿脑袋往南墙上撞。

可他文能写出传世名篇，武能守住西北边关；做官替百姓办实事，持家不忘拉扯宗族。一千多年过去了，多少风云人物被时间冲淡了痕迹，唯独这个人，隔着漫长的岁月，还能让人一提起就肃然起敬。

同样读书做官，有人追名逐利，有人随波逐流。究竟是什么撑着他，让一个屡遭打击的读书人，始终不肯弯下自己的脊梁？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要从北宋端拱二年，也就是公元989年说起。

【一】丧父改姓，少年在苦日子里咬牙读书

北宋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科举给寒门子弟开了一条改变命运的路，无数人靠着十年寒窗，从田间地头走进朝堂。范仲淹，就是这条路走出来的一个。

公元989年，北宋端拱二年，主人公出生在徐州，出生的地方是节度掌书记的官舍。他的家族原本不简单——先祖范履冰在唐朝做过宰相，唐末时家族南迁，定居苏州吴县。五代十国那阵子，他的曾祖范梦龄、祖父范赞时、父亲范墉又先后在南方吴越国做官。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官已经不大。范墉跟着吴越国归顺北宋后，在节度使府里当掌管文书的小官，俸禄有限，家境一般。

范仲淹还不满两岁，父亲就病死了。母亲谢氏年纪轻轻守了寡，家里连积蓄都没有，孤儿寡母实在活不下去，只好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一带）的朱家。主人公跟着母亲进了朱家，改姓朱，取名朱说。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别的孩子淘气玩乐，主人公不敢，他把心思全放在读书上。继父朱文翰待他还算可以，供他读书，但主人公自己也争气。他随继父辗转各地，少年时曾在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一带）的太平兴国观读书，寒暑不辍，当地至今流传着“书台夜雨”的说法，说的就是那段清寂又刻苦的岁月。

后世的“划粥断齑”就出在这段日子。他在长白山醴泉寺苦读时，每天煮一锅稀粥，放凉了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就着腌菜对付一天，苦读了整整三年。继父家里有朋友看不过去，送些精美饭菜给他，他婉言谢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怕自己尝过好的，就再也吃不下粗的。

小小的年纪，已经懂得管住自己的欲望。十年苦读，喝下去的是清粥咸菜，长出来的是满腹诗书和一身傲骨。

苦日子没让他生出怨气，反倒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曾在神庙里求签，问自己将来能不能当宰相，签上说不能；又问能不能当良医，还是不能。他长叹一声，说不能替百姓谋福，不算大丈夫这辈子该干的事。有人笑他：立志当官就算了，怎么还想当大夫？

范仲淹答，能普济万民的路，宰相走得上；身在民间还想救济苍生，除了好大夫，没有第二条路。这番话，他后来是用一辈子去践行的。

长到二十来岁，一件偶然的事揭开了他的身世。他劝两个异父兄长不要铺张浪费，反被人一句“用我们朱家的钱，与你有什么相干”顶了回来。

他起了疑心，四处打听，才弄清楚自己是姑苏范家的后人。主人公是个认死理的性子，当即辞别母亲，独自跑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求学，打定主意要靠读书自立，学成再把母亲接回来。

应天府书院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学府，南都学舍里聚着各地的学子。主人公在这里过的是最清苦也最用功的日子。

史书上说他昼夜苦读，五年没怎么脱衣躺下睡过觉；读到困了，就用凉水往脸上泼；粮食接济不上，就靠稀粥过日子，旁人都替他苦，他却没当回事。书院里有个南京留守的儿子，看他可怜，把情况告诉了父亲。

留守很受感动，让人送些美食给他，范仲淹却拒绝了，说不是不领情，是自己喝粥喝惯了，一旦享了美食，回头再喝粥就索然无味了。

宋真宗南巡到南京，满城百姓倾巢出动去看皇帝，应天书院的学生也跑了大半，唯独主人公坐在位子上纹丝不动。有人回来问他怎么不去，他说，将来再见也不迟。十年寒窗下来，他贯通了六经的要旨。

那些年，应天府书院里书声琅琅，范仲淹是其中最能吃苦的一个。他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朱家待他并不算刻薄，可他要的不是寄人篱下的安稳，而是靠自己挣来的堂堂正正。别人读书为功名，他读书是为了一份能站直腰杆的底气。这份底气，一直撑着他走完后来的大半生。

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岁的主人公以“朱说”之名考中进士，被派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一带），当了一名管刑狱的参军。考上进士的那一年，他二十七岁，放到今天不算早，可这条路上他走了整整十多年。从划粥断齑的少年，到广德军里管刑狱的参军，他一步一个脚印，走的都是靠自己双手铺出来的路。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来奉养。

也是在这前后，他恢复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他没有家世可仗，没有门路可走，唯一能信的是笔下的文章和心里的志向。

范仲淹这一路走来，吃亏吃在出身，得益也益在出身。他没有世家子弟的包袱，也没有门阀的条条框框，心里惦记的，从来都是最底下那些百姓的日子。

穷过的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疾苦；这碗苦粥，他喝了十几年，喝出了一副为民请命的肝肠。

应天府书院的五年，是范仲淹脱胎换骨的五年。

他在这里不光读通了书，还认准了往后要走的路——这一生，不为一己富贵，只求问心无愧。

少年时那颗“良相良医”的种子，到这时已经长成参天的志向。

范仲淹的一辈子，是被这两样东西顶起来的：一是小时候那碗划成四块的粥，让他记牢了人间的苦；二是应天府书院那五年熬出来的学问，让他有了替百姓说话的底气。一个“苦”字，一个“学”字，足够他受用一生。

范仲淹出身寒微，可他从没自卑过。他信一句话：读书人的腰杆，是学问和品行撑起来的。他没有豪宅高第，没有显赫家世，可他一辈子站得笔直，靠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少年时吃过的苦，后来化作他替人出头的底气。因为他自己淋过雨，所以见不得别人没伞；因为他自己挨过饿，所以见不得百姓没饭吃。这份源自苦难的慈悲，是他一生最厚实的底色。

刚入仕时他官小位卑，没有靠山，手里能依仗的，只有一身本事和一腔赤诚。

【二】第一回被贬：太后不肯交权，他偏要站出来说话

范仲淹起先都在地方上打转。做参军那几年，他处理案子廉洁公平、刚正不阿，为了不出冤案，甚至敢顶撞上级，在当地很有名声。

他管的是刑狱，手里握的是百姓的生计与清白，他不敢马虎。因为表现出色，几年后升了职，先后在集庆军、泰州一带任职，后来又被调到泰州西溪（今江苏东台一带）管盐仓。

西溪是重要的海盐产地，可海边潮水年年倒灌，淹农田、毁盐场，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反复上书，主张重修一段叫捍海堰的海堤。

这段堤原是唐代名臣李承主持修的，到那时已经年久失修，形同虚设。有人说范仲淹越职言事，有人说这工程干不成，他顶着压力硬是张罗起来。

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征集了四万多民夫开工，正赶上隆冬潮急，一次意外就有两百多人陷进淤泥没出来，朝廷一度叫停，派转运使胡令仪去实地查看。胡令仪到现场一看就明白，这堤非修不可，和张纶一起联名保下了工程。

后来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他辞官守丧，把工程托付给张纶，还特意叮嘱，若再出事故朝廷追究，责任他一肩挑下。天圣六年（1028）春天，这条长一百八十里的海堤终于修成，外逃的两千多户居民陆续返乡，农田和盐场都免了水患。

从明代起，这段堤被当地百姓叫做**“范公堤”**，记的就是范仲淹这份功劳。一条堤，护的是一方水土，也替这个读书人攒下了最实在的政声。

范公堤修成，是范仲淹仕途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这堤修得并不容易——先是遭人质疑，后又碰上伤亡，中间一度停工，全靠他和张纶、胡令仪这些人扛着。一条堤，修了四年，护了千百年。后来的人提起“范公堤”，记得的不只是那截墙，更是那个在潮水里站出来的年轻人。

守丧期间，范仲淹在应天府住了下来。时任南京留守的晏殊听说了他的才名，请他主持应天书院的教务。范仲淹教学认真，讲起国家大事常常慷慨陈词，应天书院由此学风大振，从书院走出去的人才一茬接一茬，后来朝野间不少有名望的读书人，都在这里受过他的熏陶。

他还抽空写了一份上万字的《上执政书》，谈内政改革，主张整顿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条条都切中时弊。这篇万字书稿递上去，宰相王曾看罢大为赏识，和晏殊一起把他举荐给了朝廷。机会是留给敢说话、肯做事的人的，这句话在范仲淹身上，应验得很早。

天圣六年十二月，范仲淹入京，当上了管理皇家图书的校理。

进京没多久，他就撞上了一件大事。彼时宋仁宗年幼登基，章献太后刘娥临朝听政。天圣七年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给太后拜寿。

范仲淹认为，皇帝带百官给太后叩头，于礼法不合，上奏劝谏，没有回应。转过年来，他又直接上书，请太后把朝政还给已经成年的仁宗。

满朝文武谁不知道皇帝到了亲政的年纪？可谁都不敢说，怕触怒太后。范仲淹偏偏站出来说了。举荐他的晏殊吓出一身冷汗，把范仲淹叫来责备，说他轻率、好名，弄不好连自己都搭进去。

范仲淹回了一封长信，说侍奉君主，该直言就不能藏着掖着；如果牺牲性命对国家有好处，这件事就值得去做。

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后自然不待见他。天圣八年，范仲淹自请离京，被派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一带）任通判，后来调到陈州。送行的同僚不觉得这是倒霉，反倒宽慰他——这一趟，走得光耀。

范仲淹做官，从来不把保全自身当作第一要务。

在广德军当参军之时，为避免冤案，他不惜顶撞上司。这份较真，让他获得升迁，也让他在朝堂之上始终寸步不让。会做事的人不少，敢为百姓较真的人，少。

第一次被贬，范仲淹其实早有心理准备。他上书之前，就清楚这封奏章所要承担的风险。可他还是递了。在他心里，官可以不做，话不能不说。这一趟出京，他走得坦坦荡荡，送行之人都看得见，他眉宇间没有半分悔意。

有人问范仲淹，这般直言，图什么？他不必多言。他只知道，若是人人都明哲保身，朝堂之上，便再也没有人为百姓发声。他愿意做那个开口的人，哪怕代价是被贬离京。

头一回被贬，于他不是一条怨路，而是守正道的抉择。身在敌方，他依旧勤恳履职，一心为民。朝廷冷落他，但他从未怠慢自己的职责。

后世常说，范仲淹每遭一次贬谪，便多一分沉淀。三贬之后，他反倒成为朝堂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一次被贬没有磨掉他的棱角。外放途中他依旧心系朝政，反对大兴土木，主张整顿吏治，一封封奏章送往京城。旁人劝他既已被贬，不必再劳心国事，他默然不应。对他而言，丢掉的是官职，抛不掉的是为国尽责的本分。

【三】第二回被贬：皇帝要废皇后，他跪在殿门口拦

明道二年（1033），章献太后去世，仁宗亲政。仁宗念着范仲淹敢说话，把他召回京城，拜为右司谏——专管提意见的官。

新皇帝刚亲政，朝中不少人跟着风向，开始数落太后执政时的过失。范仲淹却站出来说，太后抚养了仁宗，有功在前，不该揪着过错不放。仁宗听进去了，下令朝臣不得再妄议太后。

太后去世后，仁宗又想立养母杨太妃为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劝谏说，一而再地立太后，会让天下人怀疑皇帝不能亲政。仁宗于是保留了杨太妃的太后称号，却不给册命。

做谏官，范仲淹不挑软柿子捏，即便是皇帝的想法，他也敢于直言规劝。

同年七月，江淮和中原一带大旱又闹蝗灾，百姓遭殃，仁宗应对得却很消极。范仲淹急了，直接问：要是宫里停饭半天，陛下您受得了吗？仁宗被问住了，这才重视起来，派范仲淹去赈灾。

范仲淹一边开官仓放粮，一边亲自下灾区查看，还带回一把灾民拿来充饥的野草，摆在朝堂上，劝王公贵族摒弃奢靡。野草本身不值钱，背后却是万千百姓的生存困境，他把民间疾苦摆到了所有人面前。

可没过多久，一件更棘手的事来了。新皇帝想废掉皇后郭氏。郭皇后和仁宗感情不和，一次后妃争执中误伤了仁宗，宰相吕夷简又和郭皇后有过节，趁机在仁宗面前煽风点火。废后的消息一传出来，群臣大多反对，范仲淹也跟着进言。

吕夷简事先打了招呼，让呈递奏疏的衙门压着范仲淹的上书不送，范仲淹干脆带着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几位侍御史，十多人跪在殿外，请求皇帝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结果被范仲淹当面驳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早朝，范仲淹本打算当着百官的面再和吕夷简辩一辩，结果一纸诏书下来，他被贬到睦州（今浙江建德一带）去了。一起劝谏的官员，或贬或罚，没一个幸免。

范仲淹在谢表中还反复劝仁宗，说为臣该直言就直言，当面争辩是朝廷的好传统。

第二次被贬，为的是向皇帝直言进谏。换作旁人，接连受挫多少会学会圆滑，范仲淹却没有。

在睦州、苏州等地辗转，他依旧初心不改。景祐元年（1034）他调任苏州知州，正赶上太湖一带暴雨成灾，积水不退，农田大面积欠收，百姓闹饥荒。他实地勘查后，提出疏浚河道、把积水导进太湖的治水方案，组织民工开河筑闸。水患缓解后，他又把自己在苏州的住所南园腾出来办郡学，广收学生。

在苏州那几年，范仲淹治水的法子后来一直被当地沿用，直到明代还有人照着做。他兴办的郡学，让苏州文风愈发兴盛，宋代苏州大量进士，都曾受益于此。一桩桩实打实的政绩，都是他一次次被贬之后，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贬谪的路途越遥远，他做事越是踏实。

范仲淹担任右司谏，履职从无半分松懈。皇帝要加封太后，他劝谏；皇帝要废黜皇后，他阻拦；天灾降临，他敦促朝廷救灾。身为谏官，本该做皇帝的耳目，他却活成了一根不肯弯折的梁柱。

睦州、苏州的日子，环境安稳，但安稳从来不是他的追求。每到一处地方，他必先体察百姓生计，梳理地方积弊。治水、办学、断案，不做表面功夫，全部落脚于百姓温饱与教化。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这样的官员，会被长久铭记。

范仲淹不是不懂人情世故，只是不愿违背本心去周旋。圆滑世故人人都能学会，难得的是明明通晓变通，依旧坚守笨拙的正道。他把“直”刻进自己的行事准则，贯穿一生。

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被召回京城，权知开封府。开封府是京城，皇亲国戚、权贵豪门盘根错节，历来是个难管又容易得罪人的地方。范仲淹到任后大刀阔斧整顿吏治，断案清明，京城风气为之一新。坊间流传着一句话：“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可正是在京城站稳脚跟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朝堂上酝酿。

【四】第三回被贬：一张《百官图》，他把自己送出了京城

三次被贬，他始终没有弯下脊梁。

回到权力中心的范仲淹，眼睛一直盯着朝堂上那套用人规矩。

很多官员升迁，凭的不是才干和政绩，而是巴结谁、投靠谁。靠关系上位的人越来越多，想靠本事出头的人越来越难。这股风气不动，大宋的官场只会越来越烂。

他盯上的对象，是当朝宰相吕夷简。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接连写了《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四篇奏章，批评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私人势力，劝仁宗亲自把关官员任免。

吕夷简不认账，反手告他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最让朝堂炸开锅的，是范仲淹献上的一张《百官图》。

他把百官近年升迁贬黜的情况一一画在图上，指着那些名字说：谁升得快是靠本事，谁是靠走门路，一目了然。图上明的暗的，指的全是宰相那一摊子人。

吕夷简被这张图气得够呛。一方是重权在握的宰相，一方是刚回京城的直臣，仁宗权衡之下，站在了吕夷简那边。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外放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一带）。

这一次和头两回不一样。吕夷简权势正盛，谁替范仲淹说话，谁就跟着倒霉，欧阳修、蔡襄替范仲淹打抱不平，接连被贬。

范仲淹出京那天，满朝竟没人敢来送行，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和集贤校理王质，跑到城郊陪他喝了顿践行酒。

酒桌上有人叹他这一趟走得冤，范仲淹却哈哈一笑，说：我已经“三光”了——第一次被贬，同僚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说“此行愈光”；这回，又说“此行尤光”。以后再有人送，直接备头全羊得了。

好友梅尧臣心疼他，写了一篇《灵乌赋》劝他：做人别像那多嘴的乌鸦，少叫唤，少惹祸，安安稳稳保命要紧。三次被贬，什么风浪没见过？他大可以就此闭嘴，找个地方把日子过下去。

范仲淹提笔回了篇同题的《灵乌赋》，八个字掷地有声：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八个字写出来，等于把自己的后半生也一并许了出去。梅尧臣看了，知道劝不动他，也就歇了这份心。范仲淹这一生，但凡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也正是这股拗劲，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却也让他在史册上站得稳稳当当。

《百官图》这场官司，说到底，争的不是范仲淹和吕夷简两个人，而是“凭本事升官”还是“凭关系升官”两条路。

范仲淹输掉了这一次，可他画的这张图，把官场的病根子摆到了明处。后来的人提起“百官图”，还会记得有个人，敢把真相摊在皇帝面前。

三次被贬，范仲淹一次比一次走得坦然。头一回还只是自请离京，后两回是被人撵着走，可他哪一回都没求过饶、没低过头。他这人，官越做越小，脊梁却越挺越直。

这张《百官图》传出去，官场一片哗然。有人替他捏一把汗，有人骂他不识时务。可范仲淹心里清楚，他图的是大宋的官场能干净一点。

一个人敢把自己的前途押上去，只为求一个“公”字，这样的胆量，不是谁都有的。

三次被贬，三次起复，范仲淹进进出出，始终是朝堂上一面不一样的旗帜。有些人望着他的背影，敬他，也替他捏把汗。可范仲淹自己，从不觉得亏。

饶州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的妻子李氏在那里病逝，他自己也一度病倒。

可范仲淹没有就此消沉。后来吕夷简与另一位宰相闹翻双双罢相，范仲淹的案子渐渐没人再提，他辗转润州、越州任职，又建学兴教，把一个个地方打理得井井有条。

写这八个字的人，此刻并不知道，自己的后半生正站在一道看不见的门槛上。饶州的风还没停，一场决定北宋国运的风暴，已经在西北边关悄悄蓄力。

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国；次年，宋军在三川口遭遇惨败，延州告急，整个朝野为之震动。

而那个被满朝认定“已经出局”的迂阔之人，恰恰在命运最需要他的时候，被重新推到了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