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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朋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能够在这里作一点分享,我很激动。我与颜老师相识于2007年。今天这篇文章,其实写于五年前,2021年,颜老师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下了《从“吾岂匏瓜”到“格物致知”:读经十五年的心路历程》。这里所说的“十五年”,指的是我从2006年进入山东大学到2021年间的读经经历。写那篇文章时,我的人生刚从一段低谷中有所回暖,许多感受都处在最真切的状态。后来颜老师说,经典诵读三十周年时大家再聚,徐浩也劝我再写一篇,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感觉。有时我会重新翻出五年前的文章读一读,读着读着自己也会掉下眼泪,一个人在某个阶段写下的文字,往往沉淀着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命经验,多年以后重读,仿佛又回到了当时,也回到了大学时代。

今年是2026年。我和徐浩、家宝都是2006年进入山东大学的,转眼整整二十年,有时我们会感慨,再过二十年一不留神就接近退休的年纪了。回头看大学以来的这二十年,几乎容纳了一个人生命中最有活力,变化也最剧烈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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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师,两种影响

我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学院后来迁到了青岛校区,我与学院后来的许多老师并不熟悉,感情上也就淡一些,但反而和颜老师以及材料学院的王思悦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颜老师的读经在大学时期对我影响非常大,从内而外地影响和塑造着我。

昨天抵达济南后,我特意去看望了王思悦老师,还到他家里吃了顿饭。王老师今年八十四岁。上大学时,我经常对徐浩兄说,大学四年,如果能够遇到一位真正影响自己的好老师,这所大学也就真正进入了你的生命,这样的老师未必来自自己的专业。我跟随王思悦老师学习的是“发明创新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并非我的专业必修课。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我几乎每个学期都去听他的课,最多的时候,一个学期跟着他跑四个课堂,在洪家楼、新校、兴隆山和西校之间来回奔波。王老师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临近退休,我有时陪他去不同校区上课,后来他出国,我还曾代他给本科生讲过课。

回头看,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恰恰是这两门专业之外的课程,以及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它们分别帮助我思考两类关系,一类是人与物的关系,一类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内心的关系。王思悦老师曾经说,看到一件物品不舒服可以设法把它改掉,发明创造往往就从这里开始,可是看到一个人不顺眼,却不能像改造物品那样去改造他。儒家给予我的启示是在与人相处时学会返回自身,从自己内心寻找问题,调整自己理解人、对待人的方式。一位老师教我认识外物、改造外物,一位老师引导我认识自己、理解他人。这两种教育共同构成了我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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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为人生托底

毕业以后,我也走过不少弯路。我学过政治学和教育学,也读过一些儒学著作。大学时代的很多选择都带有十分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进入社会以后,这种理想主义一度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一个人来到现实社会需要学会谋生,需要获得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能力,也需要同社会建立真实而有效的联系。理想能够提供方向,却不能代替具体的生活。怎样在坚持理想的同时适应现实,是我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探索的问题。这个过程经历过许多曲折。

我和徐浩、家宝当年的家庭经济条件都比较困难。我读大学时,学费主要依靠国家助学贷款。那时徐浩是国学社社长,我是新长城山东大学自强社社长。自强社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办公室主导成立,接受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的指导,成员中有不少是家庭经济困难并接受资助的学生。我们常常彼此组织活动,相互参加对方的活动。这些经历充实了我们的大学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以后的人生奠定了一些基础。

毕业后,我曾在国有企业工作,也遇到过有人送礼请托的情形。现在回想起来,对从贫困中走出来的年轻人而言,一点物质诱惑就可能显得很大,如果内心没有明确的尺度,失足的临界点或许比自己想象得更低。我之所以能够平稳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儒学和四书五经在大学时代为我的生命奠定了一层底色。当现实生活出现诱惑时,它们在内心深处托住了我,使我不至于轻易跌落。对我来说,这是经典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意义。

后来,我在济南创业,之后又到上海成立了上海唯知唯识科技有限公司。之所以取“唯知唯识”这个名字,与我一直认同的一句话有关:“唯有知识让我们免于平庸。”对于没有多少家庭背景和外部资源的孩子来说,知识或许是改变命运最可靠的力量之一,这种知识可以表现为与人沟通并说服他人的能力,也可以表现为认识和改造事物的能力。现在我从事软件开发和企业服务,要教别人怎样把软件做好用好,有时还会为客户开发人工智能工具,把原来需要十天完成的工作缩短到一天。只有真正创造出价值才可能获得收入,在社会上立足。

从农村来到大学,再由大学走向社会,其间即使经历低谷,我也没有越过某些不能越过的界限。回头看,这种托底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大学时代所接受的人文教育。专业知识可以告诉我们怎样获得成功,人文教育还会提醒我们,当诱惑来临时,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底线不能突破。

从守住底线到主动向善

当一个人守住了不向下坠落的底线,接下来还要思考怎样向上、怎样向善,怎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别人做一点事情。我读高中时,家里很穷,几年学费都没有交齐。好在我和哥哥的学习成绩都比较好,学校体谅我们的困难,让我们继续读了下去。我和哥哥是双胞胎。后来他到南开大学读书,完成了本硕博阶段的学习,我则来到山东大学。工作以后有了一点收入,我联系了原来的学校,想捐一点钱,帮助一些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困难的学生。力量或许很小,但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曾经得到的帮助传递下去。对我来说,这是儒学影响人生的第二个层面。它在帮助我守住底线以后,又推动我主动向善,尽量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再往前一步,善良还需要勇气来保护。去年以来,因为与过去的合作伙伴发生纠纷,我多次到济南处理诉讼。涉及的金额并不大,大约只有一两万元,从纯粹的经济账来看,为这点钱反复奔波未必划算,但我更在意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我不愿意因为金额不大就放弃应有的追究,让有过错的一方误以为别人不会维护自己的权利。一审结果对我不利,此后我借助人工智能整理材料,继续通过二审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即使算上差旅费用,最终在经济上仍有损失,我也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去做,因为我逐渐明白,如果一个人缺少必要的勇敢,有时连自己的善良也保护不了。

过去读《论语》,我对“以直报怨”体会得并不深。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回答:“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现在再读,我慢慢理解,“以直报怨”要求我们依据是非曲直处理问题,既不任意报复,也不以无原则的退让纵容过错。我学的是政治学。《论语》说:“政者,正也。”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道理也是相通的。如果公共权力不能保护普通人的善良和正当权益,社会中的善良便很难得到长久维系。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公共管理者来说,向善都不能缺少维护正义的能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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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重新出现

在人生低谷时期,我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有一段时间,我很沉迷《教父》系列作品,看过这些作品以后,有时也会产生一种危险的想法:别人可以在灰色地带活得如此精彩,我是不是也可以走另一条路,甚至变成一个坏人?人向下坠落,有时并不需要多少理由,要想继续向前,却需要很大的力量。那段时间,我经常默念《孟子》中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每到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过去读过的经典中,都会有一些句子重新浮现出来。它们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而会进入具体的生活,帮助我走过眼前这一段路。孟子还说,如有真正实行仁政的人,“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孰能御之”。经典的作用就在于不断提醒我们,使内心保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缺少系统的人文教育。父母总是一遍遍告诉我:“要做一个好人。”可是,怎样才算好人?在具体处境中应当如何选择?真正面临抉择时,未必总有一位师长站在身边告诉你答案。更多时候,书中的话会在无声无息中发挥作用。那些年轻时读过和背过的句子,会在某一个艰难时刻忽然出现,帮助我们辨认方向。

大学是一所有围墙的学校。在那里即使遇到挫折,还有老师和同学能够相互扶持,走入社会以后,社会成为一所更大的大学,它有时像塞伦盖蒂大草原,危险无处不在,有时也给人更多选择的机会。一个客户与自己的价值观不合,可以选择结束合作,一种工作方式不合适,也可以重新寻找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能否作出主动选择,取决于一个人内心有没有稳定的尺度。儒学和经典诵读,逐渐构成了我作出这些选择时的生命底色,这种底色甚至比具体的软件技能更加重要。技术不断变化,今天掌握的工具,明天可能就会被更新,内心认识人、认识自己和辨别方向的能力,却会影响一个人很长时间。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对于经典诵读的意义,我们要允许它慢慢浮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十年,也可能需要二十年。你永远不知道,年轻时读过的一句话,会在什么时候重新出现,又会在怎样的处境中帮助你。我常把这种人文滋养比作一种注入生命的润滑剂。它进入得越早,越能帮助人在复杂的现实中保持内在的转圜余地,不至于因为一次冲突、一次诱惑或一次挫折而失去方向。

从“格物致知”回望二十年

这些年,我越来越喜欢《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这句话也使我重新想到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用我个人的理解来说,王思悦老师教给我的,是怎样面对外在的事物和现实问题;颜老师引导我学习的,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内心,怎样理解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今天人工智能出现了,我们就去认识人工智能、学习人工智能。将来出现新的技术和工具,我们也应当继续学习。外在事物不断变化,对于“物”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更新。可是怎样形成自己的判断,怎样安顿内心,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随时可以套用的标准答案。越是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我们越有必要回到那些流传了一千年、两千年的经典,它们能够经历漫长时间的检验,一定包含着值得反复体会的大智慧。

我自己从事企业服务,也写过一些技术类书籍,我很清楚这些书再过十年,可能就没有多少人读了。可是上次回家时,我又看到了当年和颜老师一起编印的绿皮繁体本《四书》,印象非常深。这样的经典,再过五百年依然可能影响许多人。

无论将来再遇到什么事情,我需要不断学习的,更多是怎样与变化中的外物打交道。至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守住方向,大学时代的读经经历已经为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经典的意义未必会在诵读的当下完全显现。它可能沉潜多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重新浮现。回望这二十年,我越来越相信,经典诵读对一个人的影响,可以穿过具体的知识和职业,进入生命深处,成为人在漫长岁月中安顿自己、辨认方向的一种力量。

整理|刘瑶瑶 闫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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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2日,“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30周年纪念会议”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甘肃、河南、安徽、福建和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齐聚山东大学,围绕经典诵读对个人及时代的意义、经典的义理阐发等主题,结合切身参与读经的经历,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既回望参与经典研读的生命历程,也探讨了经典在当代社会乃至未来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使命。本文是刘瑶瑶和闫晓阳根据吴玉朋的现场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