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育写进文学里”
——教育工作者刘春英老师的文学创作之路
人物介绍：
刘春英，福建武平人，汉族，现在厦门工作生活。对教育有独到的见解与思考。1999年开始在省级教育刊物发表教育文章并多次获奖，2016年获中国人才研究会教育人才专业委员会教育“论文”比赛一等奖。
近年来开始文学创作，在报刊、文集和各媒体发表散文和诗歌。
2024年，在“新时代·新青年”主题第三届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大赛中，《大变身》《梧桐树下的回忆》荣获二等奖。
2025年，在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大赛中，《惠安风情》荣获二等奖。
2026年，在第四届“李白杯”中国诗歌百家诗选征文大赛中，《歌唱祖国校园美》获二等奖。
2026年，在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大赛中，诗歌《天坛颂》、散文《扎根山乡的知青美图》荣获二等奖。
2026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二届“新征程杯”中国散文百家精选大赛《怀念我的婆婆公公》荣获一等奖。
2026年6月出版《何处寻春》。
引言：刘春英老师从教生涯中，她坚持阅读，长期写下教育随笔和论文，近几年开始文学创作。将中国教育的文化根脉写进散文与诗歌之中。
近日，我们来到福建厦门，专访刘老师，听她讲述创作之路。
记者：刘老师您好。很多人觉得教育工作琐碎繁重，能坚持阅读已属难得，您还一直在写作。这条路是怎么开始的？您又是怎么平衡繁重工作与阅读、写作的？
刘春英：阅读和写作的种子，是童年种下的。我父亲喜欢看书，经常给我讲外面的世界。我家里有很多小人书，我经常会翻看。父亲很重视我的学习。小学五年级下学期，他要求我每天早上起来背书，我把书本背得滚瓜烂熟。后来读教育专业，升学压力小，空余时间我常看书看报，也试着投稿发表过一些文字。
参加工作后，我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那时农村教育除了教案和学期计划，并不要求老师再写什么，但我喜欢记录教育中的感想。
刚毕业时，我每天按设计好的流程教学。有一次，天花板上突然出现一只大蜘蛛，一个小男孩喊了一声“蜘蛛”，全班孩子齐刷刷追着看，有的站到椅子上，甚至爬上了桌子。我没有经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束手无策，第一反应是喊：“大家回到座位上，看老师这边！”孩子们根本没听见。
我灵机一动，干脆也跟着孩子走到蜘蛛旁边，顺应孩子的天性和兴趣，大家讨论商量后，把原本的活动当场顺理成章地转成了一次突发的科学活动。孩子们专注、主动探索的神情和热情深深触动了我，越探越深，集体的智慧还创造出各种系列游戏活动.......我想起教育学书本里的“活”教育理论，于是重新翻开当年的课本，再次钻研。
我渐渐觉得，“活”教育是在实践中灵活应变的教育“润滑剂”。开学初统一安排好的课程内容，未必都符合孩子的学习特点和认知水平。我开始不那么循规蹈矩，常常顺着孩子的天性和兴趣灵活开展活动，和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我体验到了无比的成就感，也走进了孩子的心灵。我真正领悟了那句“教育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也体验到了创新与挑战的喜悦。
回到家，我就把孩子的发展变化、自己的教育感想写下来
看到孩子们快乐求知的欲望，看到一个兴趣点触发的火花，看到他们能自我管理、动静分明、礼貌待人、活而不乱，我没办法不顺着他们的兴趣去挖掘活动内容。后来我把这些感想投给省教育刊物，竟每一篇都发表了，还寄来样书和稿费。这是对我教育创新的认可，也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至于平衡，白天属于孩子，回到家把感想记下来，书写对我而言，从未有过任何压力，因为它本来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写教育文章最初的开始。
记者：学术论文面向专业读者，散文叙事面向大众，写法很不一样。您是怎么从教育论文过渡到文学创作的？
刘春英：中国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既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精神，也有“因材施教”的古老智慧，更有当下乡村教育振兴、教育公平的时代脉搏。我做的，是把这种属于当代中国的教育文化具象化、故事化。
我常琢磨“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句话的深意。我写的东西，或许既不完全是散文，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而是散中有论、论中有故事的一种整合文字。我给它取了个别名，叫“叙散论”。我想，这也算是一种把中国教育的文化写进中国本土文学的尝试吧。比如《周宁山水意》《绿魂童趣绘禅境》《胡贡溪畔藏千秋》《虬城嚼春秋》《闽中古村落》《鞋山记》等写的都是大地上的文章。
再比如《育心传家》《我的婆婆》。我的婆婆，是乡村小学里默默坚守讲台一辈子的知青女教师。我没有美化她，也没有把她写得完美，只是实事求是、真情实意地写她在艰难岁月里的那份坚韧。我想，这正是中国教育文化中真实坚忍的底色。
我写这些微观的人与事，见证的是一个时代教育的宏观，是中国教育自古以来“立德树人”“有教无类”的文化。
我的成长路上，不但遇到好老师，更有好先生、好婆婆、好公公。他们传下来的优良家风与阅读习惯，如春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
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的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但愿我这些文字，能为基础教育添一块接地气的砖、加一片瓦。哪怕只起那么一丁点作用，我也满足，说明我这个在教育路上坚持长跑的人，没有白跑。
记者：您说的“把中国教育的文化写进中国的文学里”，能具体讲讲吗？
刘春英：我理解的“中国教育的文化”，是具体的。它是家风的传承，是文脉的温度，是“仁义礼智信”在孩子心里扎下的根。
我的公公观锦，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军人，也是一名医生，刚强而沉默。我的婆婆美图，出生在厦门，却在闽西山区支教了一辈子——她艰苦朴实，人生坎坷，把青春和精力都给了学生。
从他们身上，我读懂了中国教育最朴素的内核。
我写山乡教育，写大山与城市之间那条教育的血脉。我写给孩子、写给家长、写给同行的这些故事，其实就是用文学的方式，把中国教育的文化一点一滴传下去。
记者：您写到，小时候的学前班，雨天漏雨、课桌摇摇晃晃；后来您自己当了老师，在镇里任教，发现和您小时候几乎没什么两样。从“被灌输的孩子”到“想改变的老师”，您年轻时便对教育倾注极大热忱，一路走来，教育之路却并不顺畅。然而您的文章里读不出灰心与幽怨，反而处处是积极与从容。请问，这份乐观的人生态度，您是如何陶冶出来的？
刘春英：这和我热爱教育这个专业有关系。都说没有挫折的人生不算人生，就看你怎样看待它，有的人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我大概就是那个在教育路上不断跌倒、又不断爬起来前行的执着者吧。当然，跌跌撞撞并不是我愿意，也不是我喜欢的。人不断受挫都难免会有情绪，甚至会愤怒，但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在我看来，越热爱教育，你对教育就越有灵感、越通透，遇到的新挑战也越多，波折自然也就越大。
每天面对孩子，我们的情绪时刻要考虑孩子。儿童教育本身以正面教育为主，教师积极乐观的情绪才能感染孩子，才有助于他们形成活泼开朗的性格，健康地成长。
这还和我的家庭有直接关系。我先生性情乐观，是一位内心明亮的教育工作者，遇到问题和挫折时非常沉稳。我工作和生活遇到不顺时，他总会引导我朝正向的思维去看。
从他身上，我不但慢慢体会到知识与文化的区别，更体验到：一个真正长期被书香浸润的人，外在再朴素，也掩盖不住内在的风雅，以及在无形无声中儒雅地散发出来的精神力量。
记者：读过您文学作品的人常说，您的文字是“活”的，枯燥的东西到了您笔下也有趣，读来轻松却富有哲理。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刘春英：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作别具风格。写作时，我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写。后来有人看完我的书告诉我，我才慢慢意识到。想来，大概和热爱教育、长期与孩子相处，以及与性格和创作思维的维度有关。
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靠灵感。在我眼里，没有什么枯燥的东西可写，一写起来，笔下就有了鲜活的生命，也就有了动感。
从乡村到城市，从简陋的校园到AI时代校园，我是从旧观念走到教育新改革的体验者和参与者。像我这样经历的教师很多，或许这正是能引起许多人共鸣的原因。
刚才我说到教育的“通透”，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是当你真正把教育悟透，你的教育思维是通的。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教育怎样变革，随便一点拨，你就能融会贯通，源源不断地生出创造的新思路，不断点燃教育的火花。
二是在我看来，从学前到大学，整条教育线都是相通的。把教育读通、悟透了，灵感会变成无限。不同情境、不同个体产生的不同问题，会油然而生层出不穷的妙方。
也正因为从事教育、热爱教育，我在创作中会不由自主地渗透教育的文化，因为教育和文化紧密相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强调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以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这将成为人民的文化共识。我深切地体会到教育文化的深远意义。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两篇，或一两类您创作的乡土文化主题？
刘春英：我想，乡土文化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一类是“乡土与童年”——把山水、劳作、乡亲的记忆写成文章，让今天的孩子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
另一类是“师者与家风”——写婆婆那样的老师，写教育世家里薪火相传的坚守。比如我写过桂峰的历史文脉、集美学村的教育精神，也写海沧的发展变化与风情、闽西的客家文脉。它们不只是地方志，更是中国教育文化在地图上一个显著的坐标。
写它们的时候，我在想：孩子们长大后读到这些，能知道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文化根在哪里。什么都可以忘记，但不能忘记祖国这条永远坚韧不拔的根。
记者：我们发现，您在不同文章里都能自如地渗透教育价值。比如《绿魂童趣绘禅境》，您让一个少年跳出画面，一座“静”山顿时热闹起来，山里的生灵活灵活现，让人立刻生出想去探寻的冲动。这样的创作方式，您是怎么想到的？
刘春英：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教育来源于生活和实践。大自然是大课堂，也是天然校园。走进社会和大自然去探索学习，孩子们更能亲近社会、亲近自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金山银山，不只是创造物质财富，也是滋养精神的宝地。在孩子眼里，那是一座挖掘不完、探寻不尽的乐园。
我国一贯重视生态文明教育，提出要“让生态文明理念植根青少年内心，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强劲而持久的青春力量”。“当前青少年对生态文明的认知还比较浅层化，实践环节也相对薄弱。”
作为一名教师，得有生态文明教育的理念和意识，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尽一份力。有了这份意识，动笔时就很自然：既然写的是生态，生态一定是生动灵性的；而教育面对的是人。所以落笔之前，我脑海里先浮出一幅动感的、立体的生态“画”，写出来的文章，也就和那幅画呼应上了。
记者：您觉得写作这件事，对工作本身有什么回馈？
刘春英：回馈很大。写作让我更会观察孩子、更懂孩子 ，因为要写，就必须去 “看见”。它也让我把零散的教学经验沉淀成系统的思考，从 “做”到 “想明白为什么做”。更重要的是，它在我和孩子、家长之间多架了一座桥。我写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告诉他们：教育的本质，是爱与文化的传递。这份职业因此变得更深、更稳了。
记者：最后，请您对年轻的老师说点什么。
刘春英：我想说，别怕琐碎，也别觉得自己平凡。我们手里握着的，是中国教育最要紧的起点。去读书吧，让心里的世界大一点；去记录吧，把你和孩子的每一天写下来；写给孩子，也写给时代，为中国教育的文化，续上一缕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