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傍晚,我蹲在灶前添柴,院门被人拍得山响。

一个瘦高小伙站在门外,肩上落着雪粒子,手里拎着个旧布袋。

我问他找谁,他不吭声,把布袋往门槛上一放,转身就走。

我追到巷口,人已经没影了。

布袋沉得压手,打开是个锈铁盒。

盒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我没见过的工装,眉眼像极了他。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我只看了一眼,手就抖得拿不住。

眼泪止不住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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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肖建辉第三次来的时候,我正蹲在院子里劈柴。

斧头是黄阳成留下的,木柄磨得光溜,握在手里跟握着他的手一样。

肖建辉站在院门口,手里捏着张纸,嘴上叫了声“婶子”,脚没敢往里迈。

我没抬头,斧头落下去,一截松木应声裂成两半。

柴火崩到墙根,惊得老母鸡扑棱棱飞上了墙头。

“婶子,这是最后一次了。”肖建辉把纸展开,隔着院墙递过来,“镇上规划定了,这一片全拆,您这老宅在红线里头。”

我直起腰,手背蹭了蹭额头的汗。那纸上盖着大红公章,字密密麻麻,我一个也没看。只看清最下面一行小字,限期十五天。

“你回去告诉镇上。”我拎起斧头,把另一截木头立好,“这宅子不拆。”

肖建辉叹了口气,把纸收回去,在手里卷了又卷。

他四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管这片村子十来年,没跟我红过脸。

可这回不一样。

我瞧见他眼窝深陷,嘴角起了一圈燎泡,怕是上面催得紧。

“婶子,您一个人住这么大院子,冬天水管都冻裂了,何苦呢。”他声音低下去,“您要是不愿意去镇上住,我给您在村东头找间小的……”

“我不搬。”

我打断他,斧头劈下去,木头咔嚓一声,震得虎口发麻。

肖建辉没再说话,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院门外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歪歪扭扭,像他走时叹的那口气。

宋玉琼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她端着一碗腌菜,进门就往灶台上一搁,嘴里数落开了。

“你说你,跟人家肖主任犟什么?他好歹是替公家办事。”她掀开锅盖,见里面只有半锅凉粥,眉头拧成了疙瘩,“又没好好吃饭。”

我没理她,坐在灶前添柴。

火光映着墙壁,上面挂着一把木匠用的墨斗,黄阳成做的,斗身上的漆早就掉光了,只剩木头本色。

宋玉琼顺着我的眼一看,嘴闭上了。

她知道这把墨斗的来历,全村都知道。

“玉莲,”她挨着我坐下,声音软下来,“我不是来劝你搬的。我是来跟你说,那个事,你总得想想。”

“哪个事?”

“吴德水。”她压低嗓子,“他儿子今天从县里回来了,开着车,在村口小卖部买了三条好烟。我听人说,是来替他爹活动拆迁的事。他那院子比你大两倍,要的钱多,镇上正跟他谈。”

我往灶膛里塞了根柴,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

“他活动他的,跟我没关系。”

宋玉琼急了:“怎么没关系?当年就是吴德水红口白牙诬陷阳成偷了仓库的粮食!后来阳成没了,他倒好,占了两亩好地盖院子,娶媳妇生儿子,现在孙子都上大学了。你呢?你守着这破宅子,图什么?”

“图个心安。”

我说完这三个字,灶膛里的火噼啪一声,像是附和。

宋玉琼不说话了,坐了一会儿,把腌菜往我手边推了推,起身走了。

走到院门口又回头,说:“明天镇上有人来量地,你心里有个数。”

我没应声。

院门关上,屋里静下来,只剩柴火燃烧的细碎声响。

我从灶前站起来,走到堂屋正中的条案前。

条案上供着黄阳成的牌位,木头是我亲手擦的,天天擦,一尘不染。

牌位旁边放着个粗瓷碗,碗里是半碗小米,那是他走那天早上我给他盛的饭,他没来得及吃。

我伸手摸了摸牌位上的字。

黄阳成,三个字是我一笔一划刻的。

他失踪那年我二十三,现在七十八。

五十五年,一万九千多个日夜,我就守着这几个字过。

第二天雪下大了。

我起早扫院子,扫到门口,看见雪地上有一行新脚印,从巷口直通院门,又原路折回去。

脚印很大,不是村里人的胶鞋底,是城里那种运动鞋,鞋底纹路细密。

我顺着脚印走到巷口,什么也没看见。

雪还在下,脚印正在被新雪覆盖。

我回到院里,发现门槛上多了个东西。

是个布袋,灰扑扑的,扎口用麻绳系着。

布袋鼓鼓囊囊,上面落了一层薄雪,显然放了有一阵。

我弯腰去拎,沉得差点脱手。

袋子里像装了个铁疙瘩。

我把它拎进堂屋,搁在条案上。

布袋解开,里面果然是个铁盒,饼干盒大小,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盒盖扣得很紧,我用指甲抠了半天才掀开。

里面塞着一卷东西,最上面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一个男人穿着工装,背景是一片树林,他站在一辆拖拉机前面,手扶着车头,笑得露出牙齿。

我看了一眼,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

那眉眼,那笑起来时嘴角歪向一边的样子,分明是黄阳成。

可他年轻,比我记忆里老去的模样年轻得多。

我翻过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墨水已经洇开,但还能认出来。

写的是:玉莲,我还活着。

我的手开始抖,照片差点掉在地上。

我扶着条案坐下来,心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盒子里还有东西,一本笔记本,几封信,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的,没拆过。

我先把笔记本拿出来,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日期,1970年3月12日。

字迹潦草,但确实是黄阳成的笔迹,我认得。

他给我写过信,订婚后去县里做工,每半个月托人捎一封,字就是这样,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字。

那几封信我还留着,压在箱底。

笔记本第一页只有一行字:今天医生说,我叫黄阳成。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捂住嘴,怕自己叫出声来。眼泪已经下来了,滴在纸页上,洇湿了那几个字。我赶紧用袖子去擦,手忙脚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02

一九六八年冬天,雪比今年大得多。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村里家家户户烙灶饼,满街都是麦香。

我跟黄阳成订了亲,开春就要过门。

那天他来找我,在院墙外头吹口哨,三长两短,是约好的暗号。

我溜出去,他站在老槐树底下,手里提着个布包。

“给你。”他把布包递过来,耳朵冻得通红,鼻尖也是红的。

我打开一看,是块红头绳,还有一把桃木梳,梳背上刻着我的名字。他手艺好,村里人都知道。可我没让他给我刻过东西,这是他头一回。

“你什么时候刻的?”

“晚上。”他搓着手,哈着白气,“队里收工后,点着油灯刻的。你瞧瞧,喜欢不?”

我把梳子攥在手心里,木头被他捂得温热。

月光底下,他眼睛亮晶晶的,看我时有点不好意思,别过头去看槐树。

槐树叶子掉光了,枝丫上挂着雪,白花花一片。

“玉莲,”他叫我名字,声音低低的,“等开春咱俩结了婚,我好好干,把老宅翻修一遍。东屋给你盘个新炕,南墙根底下给你搭个棚子,养鸡。”

“谁要养鸡。”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甜得发慌。

他嘿嘿笑了,从怀里又掏出个东西,是个木头盒子,巴掌大,上面刻着缠枝莲花。打开,里面是一对银耳环,小小的,素面,一点花纹没有。

“这是我娘给我的。”他说,“她说给儿媳妇。”

我眼眶一热,没忍住,伸手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他疼得龇牙,却笑得更欢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笑。

腊月二十六,村里炸了锅。

仓库保管员早起开门,发现后墙被掏了个洞,丢了三袋谷子、两袋玉米面,还有半扇猪肉。

那年月,这些东西顶得上一个壮劳力半年的工分。

公社来了人,挨家挨户查。

查到吴德水家,他老婆吓得直哆嗦,吴德水倒是镇定,领着人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搜出来。

可当天晚上,吴德水跑到公社去报告,说黄阳成白天在仓库附近转悠,鬼鬼祟祟的。

黄阳成被叫去问话,问了一整夜。

他说他那天确实去过仓库,是去修房梁,保管员叫他去的。

保管员点头说是,可吴德水咬死了说他看见黄阳成半夜从仓库方向出来,背了个麻袋。

没人信黄阳成。他爹黄学礼去公社说理,被人推出来,摔在台阶上,磕掉两颗门牙。他娘陈惠珍哭得眼睛肿成核桃,没几天就病倒了。

黄阳成被放回来的那天晚上,来找我。

他站在院墙外头,没吹口哨,轻轻敲了两下墙。

我跑出去,月光底下他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眼窝陷进去两个坑。

“玉莲,你信我吗?”

“信。”

“我没偷。”

“我知道。”

他抓住我的手,攥得骨头疼。

“那贼我认得,是吴德水。他偷了东西藏在他家地窖里,我亲眼看见的。我去追他,他跑了,东西掉在半道上,我捡着了,又放回去了。”

“那你咋不说?”

“我说了,没人信。”他松开我,退后一步,靠在槐树上,“保管员是他表弟。公社来的那个人,跟他沾亲。”

他仰头看天,月亮被云遮了一半,院里暗沉沉的。

“玉莲,我得走。”他说,“我去县里告,去省里告。我不能背着贼名活着,不能让你嫁个贼。”

“我等你。”我说。

他看了我很久,月光重新亮起来,照着他脸上的泪痕。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从怀里掏出那个木头盒子,塞进我手里。

“拿着。”

然后他转身走了。雪地里,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巷口。我攥着那个盒子,站在槐树底下,浑身冻透了都不知道。

第二天,村里传开了。

黄阳成跑了,畏罪潜逃。

公社来人把他家抄了,值钱的东西全拿走抵了失窃的粮食。

黄学礼拄着棍子去拦,被人推倒,抬回来就起不来了。

陈惠珍白天伺候老头子,晚上去村口等儿子,等了一个月,眼睛坏了,一只眼看不清东西。

开春前,黄学礼没了。

陈惠珍撑了半年,也走了。

死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不出话,只是流泪。

我没走。

我守着黄家老宅,把两位老人葬在村后山坡上。

村里人都说我傻,说我被黄阳成骗了,说他早就跑远了,说不定在外头娶了媳妇生了娃,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我不吭声,每天下地挣工分,回来伺候那三间老屋。

屋顶漏了,我自己爬上去补。

墙塌了,我自己和泥垒。

吴德水当上了生产队长,处处给我穿小鞋。

分粮的时候给我最差的,派活的时候给我最重的。

有一回我挑水,他老婆在井台上骂我“贼婆娘”,旁边几个妇女跟着起哄,把我扁担打翻了,水桶滚出去老远。

我蹲下去捡扁担,吴德水站在远处看着,嘴里叼着烟,笑。

我捡起扁担,挑着空桶回家,路上没掉一滴泪。

进了院子,关上门,才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

那个木头盒子我一直放在枕头底下,没打开过。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他娘给他的银耳环,他说要给儿媳妇。

可我没做成他媳妇。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把盒子拿出来,借着油灯看。盒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他写的,只有几个字:玉莲,等我回来。

我把纸条贴在胸口,哭了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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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笔记本我一页一页往后翻。

越往后字迹越工整,从歪歪扭扭到横平竖直,像是重新学写字。

开头几页写得很乱,东一句西一句,有的句子重复了三四遍。

“我叫黄阳成。我是木匠。我有个未婚妻叫傅玉莲。”

“今天想起一点,她梳辫子,头发很黑。”

“想起她眼睛,像杏核。”

“想起她手,冬天长冻疮,红红的。”

我翻到第五页,日期是1970年5月。

上面写着:林场张师傅说,我是从河里捞上来的。

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趴在一块木板上,浑身是伤,人事不省。

我在卫生所躺了半个月,醒了什么都不记得。

他们问我叫什么,我说不上来。

后来有个伐木工说,你身上有块木牌,上面刻着字。

他们把木牌给我,上面刻着“黄阳成”。

那是我自己刻的,我给我所有工具都刻了名字。

可那时候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再往后翻,1971年秋天:今天给林场小学修课桌,有个孩子问我认不认识字。

我忽然想起,我好像会写字。

晚上找了纸笔,写自己的名字,写了满满一页。

写着写着,想起一个画面,我在油灯底下刻木头,旁边坐着一个女人,她在纳鞋底,头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

我想不起她的脸,只记得她脖子上有颗小痣。

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那颗痣还在,小小的,褐色的,在左边。他记得。

笔记本到1975年断了几个月。再往后翻,1976年3月,只有一行字,写得特别重,笔尖把纸都戳破了:我回村了。

我盯着那四个字,手抖得拿不住本子。他回来过?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后面一页,密密麻麻写了三页。

我凑着灯光一个字一个字认。

他写:1975年冬天,我攒够了钱,跟林场请了假,坐火车到县里,又走了两天路回村。

半夜到的,不敢进村,蹲在村口草垛后面。

天亮的时候,我看见玉莲从巷子里出来,挑着水桶去井台。

她瘦了,头发挽起来了,没有辫子。

井台上几个女人在洗衣服,看见她就骂,骂得很难听。

有个胖女人站起来,把她扁担打翻了,水泼了一地。

玉莲蹲下去捡扁担,一句话没说。

那几个女人还在笑。

我在草垛后面攥着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我想冲出去,可我脚底下像灌了铅,一步也迈不动。

我拿什么出去?

我是贼,我是逃犯,我出去只会给她惹更大的麻烦。

我看着她挑着空桶回去,背影瘦得像根竹竿。

我蹲在草垛后面,从早上蹲到天黑,又蹲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我又看见她出来,这回没人欺负她,可她走路低着头,跟谁也不打招呼。

我走了。

我沿着来的路往回走,走到县里,坐上火车,回了林场。

从那以后,我再没动过回村的念头。

我给她写信,写了撕,撕了写,一封也没寄出去。

我拿什么寄?

贼的信?

笔记本最后几页,字迹越来越潦草,像是年纪大了手抖。

有一页写着:今天林场小学的孩子问我,爷爷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说我家太远了。

孩子说,那你不想家吗。

我说想。

孩子说,那你回去呀。

我没说话。

我怎么跟一个孩子说,有些路,走不回去了。

最后一页写于2002年,只有一行字:玉莲,我对不起你。

我合上笔记本,趴在条案上,哭得喘不上气。

条案上的牌位硌着我的额头,凉丝丝的。

五十五年,他活着,他记得我,他回来过,就蹲在村口的草垛后面,看着我被人欺负,看着我一无所知。

我想恨他,恨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恨他为什么不信我能扛住。

可我恨不起来。

因为换了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个年月,一个贼字能压死人,他怕的不是自己死,他怕的是我跟着他一起死。

铁盒最底下还有东西,一叠汇款单。

最早的一张是1972年,收款人写的是“村革委会”,附言栏里只有两个字:修屋。

金额是二十块。

那时候二十块顶现在两三千。

汇款人姓名一栏空着,只写了个地址,东北某林场。

往后翻,1975年,1980年,1988年,1995年,2001年,2010年,2018年,几乎每隔几年就有一张。

最近的一张是2020年,金额涨到八千块。

附言还是那两个字:修屋。

原来我家屋顶换了三次瓦,墙塌了两次都是他出的钱。

村会计只说是上头拨的救济款,我信了。

怪不得吴德水当队长那几年,别人家都吃不饱,我家总能勉强过得去。

我还以为是村里可怜我。

铁盒里还有一个小布袋,扎得紧紧的。

我解开,里面是一缕头发,用红绳系着,头发全白了,但红绳还是当年的颜色。

我认得那根红绳。

那是我二十岁那年剪辫子,红头绳解下来,随手系在他手腕上,说给你留个念想。

他手腕上系着这根红绳,过了一辈子。

我把那缕头发贴在脸上,放声大哭。

屋外雪还在下,风把院门吹得吱呀响。

我哭够了,把东西一样一样收回铁盒,抱在怀里,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04

我拿着那张照片去了镇上。

旅店老板说,那小伙前天住的店,昨天一早就走了。

走的时候留了张纸条,说是如果有人来找,就把纸条给人。

老板把纸条翻出来,上面写着一个地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绿水林场。

字写得硬邦邦的,像用尺子比着写的。

我从旅店出来,在街上站了很久。

天阴着,雪粒子打在脸上,针扎一样。

我七十八了,最远去过县城,连火车都没坐过。

可我知道,我得去。

五十五年都等了,不差这一趟。

回家收拾东西,翻箱倒柜找出那个木头盒子。

打开,银耳环还在,黑得发乌,我用牙膏擦了擦,露出银白色。

底下那张纸条也还在,字迹已经模糊了,但我背都背得出来。

我把纸条和耳环贴身收着,又去后院挖出个铁皮盒子。

里面是黄阳成的木匠工具,刨子、凿子、墨斗、角尺,他走那天没来得及带走。

我留了一把凿子,剩下的又埋回去。

凿子揣在包袱里,沉甸甸的,跟揣着块石头一样。

宋玉琼来送饭,看见我收拾包袱,愣在门口。

“你要去哪?”

“东北。”

她手里的碗差点掉了。“你疯了?七十八了,一个人跑东北?”

“我得去。”我把包袱系好,“阳成还活着,我得去找他。”

我把铁盒里的东西给她看。

她一张一张翻那些汇款单,翻到那缕白头发时,手停住了。

她把头发捧在手心里,看了半天,嘴张着说不出话。

最后把东西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推到我面前。

“我陪你去。”

“你腿不好,走不了远路。”

“那让你一个人去?火车上连个照应都没有。”

“我去找肖建辉,让他帮我买票。”我站起来,“你帮我看家。万一下雪把院门压塌了,你找人修修。”

宋玉琼还要说什么,我摆了摆手,她就不说了。她知道我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肖建辉听我说要去东北,半天没吭声。他坐在村委会办公室那张旧桌子后面,手里转着一支圆珠笔,转了一圈又一圈。

“婶子,您想好了?”

“想好了。”

“我帮您买票,再给您开张证明。”他拉开抽屉翻信纸,“您一个人去,那边有人接吗?”

“有个小伙,姓黄,叫黄智渊。”

肖建辉写证明的手顿了一下。“黄智渊?他前天来过村委会,打听您家地址。我问他找谁,他说找傅玉莲。我还以为是您家什么亲戚。”

“不是亲戚。”我顿了一下,“是我未婚夫的孙子。”

肖建辉抬起头看我,嘴张了张,没问出口。他写了证明,又打电话托县里的朋友订票。打完电话,他从抽屉里摸出个信封,塞进我包袱里。

“婶子,这钱您拿着,路上用。”

“我有钱。”

“您那点积蓄留着。”他按住包袱,“这钱不是我的,是村里账上走的。您就说去探亲,我按探亲给报。”

我没再推。出门的时候,他在后面叫住我。

“婶子,那个黄智渊,他跟我打听说,您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说您一个人守着老宅。他听了,半天没说话。”

我站住了,没回头。

“他还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我出了村委会,雪已经停了。

天边露出一道亮光,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站在雪地里,忽然想起黄阳成走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天。

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照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

我摸了摸胸口,木头盒子硌着肋骨,硬硬的。五十多年了,我一直把它当念想。现在才知道,它不只是念想,它还是活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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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火车坐了三天两夜。

我买的是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都站着,连厕所门口都坐着人。

我旁边是个去哈尔滨看儿子的老太太,跟我差不多年纪,俩人聊了一路。

她说她儿子在哈尔滨开饭馆,一年挣几十万。

我说我去找一个亲戚。

她问什么亲戚,我说是老伴那边的。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

到了晚上,她靠着我肩膀睡着了,我睁着眼看窗外。

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偶尔闪过一片灯光,又沉进黑暗里。

火车咣当咣当响,像心跳。

到站是早上。

我按地址找到林业局,又搭了一辆运木材的卡车进山。

卡车在雪路上颠了四个多小时,把我放在一个林场场部门口。

场部是几排红砖房,烟囱冒着白烟,空气里一股松木味。

门卫是个老头,戴着狗皮帽子,我把纸条给他看。

他看了半天,又看看我。

“找黄阳成?老黄没了啊,去年冬天走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早有准备,可亲耳听见,还是像被人当胸打了一拳。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我想了想,“我是他家里人。”

老头把我领进场部,找了个办公室让我坐下,又出去叫人。

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年轻人推门进来。

瘦高个,穿件旧棉袄,脸冻得发红,眉眼跟照片上的黄阳成有几分像,只是更清秀些。

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你是黄智渊?”

他点头。

“你爷爷,黄阳成,是你亲爷爷?”

他摇头。

“我是他收养的。我爹是他从林场小学门口捡的,那年我爹六岁,冻得缩在墙根底下,我爷爷把他领回来,养大了。我爹后来娶了我妈,生了我。我从小叫他爷爷。”

我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他站在那儿,手脚没处放,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像是在确认什么。

半晌,他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转身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穿过场部院子,往后面一排平房走。

雪地上的脚印一深一浅,他走快了就回头等我。

平房最里头一间,他开了锁,推开门让我进去。

屋里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铁皮柜子。

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连灰都没有。

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枕头边上放着一本书,翻到一半扣着。

窗台上摆着一盆蒜苗,绿油油的,养在罐头瓶里。

“这是我爷爷的房间。”黄智渊站在门边,“他走了以后,我隔两天就来擦擦灰。什么都没动。”

我走到桌前,手摸过桌面,凉丝丝的。

桌上有个笔筒,是木头旋的,上面刻着缠枝莲花。

我认得那个花纹。

我送给他的木头盒子,刻的就是这个花样。

他自己又刻了一个。

黄智渊拉开铁皮柜子,里面叠着几件衣服,下面是些杂物。

他从最底层摸出个油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里面是个木匣子,跟他当年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

匣子里放着一封信,信纸发黄了,叠得整整齐齐。

信封上写着:傅玉莲亲启。

我拿着信,手抖得打不开。

黄智渊默默退出去,把门带上了。

屋里只剩我一个人,坐在他的床上,手里攥着他的信。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盆蒜苗上,绿得晃眼。

我深吸一口气,把信拆开。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写得很大,笔画有些抖。

玉莲: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我得了病,治不好,走得不痛苦,你别难过。

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那年我要是胆子大一点,从草垛后面走出来,哪怕被人打一顿,至少能跟你说句话。

可我没敢。

我怕连累你,怕你跟着我受罪。

后来我攒了钱,想等攒够了就回去,把老宅修好,风风光光地娶你。

可攒着攒着,一年又一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不敢回去。

我怕回去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又怕回去的时候你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智渊他爹是我捡的,养大了,跟我亲儿子一样。

智渊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是个好孩子。

我让他把东西送回去,没让他多说话,就是怕你难受。

我本来想让他把东西放门口就走,可他说他看见你在院子里劈柴,手背上全是口子,他心里过不去,把东西搁下就跑了。

这孩子心软,随他爹。

我这辈子没别的心愿了,就想你过得好。

老宅要是拆迁,你就搬,别跟人家犟。

你要是愿意,就让智渊给你养老。

他爹没了,就剩他一个,你们俩互相照应着,我在底下也放心。

玉莲,下辈子我再娶你。

黄阳成

2023年冬

我把信读了三遍,眼泪把纸都打湿了。

我把信贴在胸口,弯下腰,额头抵在膝盖上,哭得浑身发抖。

窗外有伐木的油锯声远远传来,呜呜的,像风穿过空屋。

我哭够了,把信叠好,放进木头盒子里。

站起来,走到窗前。

蒜苗长得很旺,绿油油的,阳光照在上面,亮堂堂的。

我伸手摸了摸叶子,滑滑的,凉凉的。

门被轻轻敲了两下。黄智渊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奶奶,吃饭了。”

奶奶。他叫我奶奶。

我擦了把脸,把门打开。黄智渊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汤面,热气腾腾的,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您先吃,吃完我带您去后山。”他说,“爷爷葬在后山,我每天去给他点根烟。”

我接过碗,面条的香味钻进鼻子。

我低头吃了一口,热汤顺着喉咙下去,暖到胃里。

黄智渊站在旁边,不说话,就那么站着,像根柱子。

我吃完了,把碗递给他,他接过去,又递过来一张手帕,洗得发白,叠得方方正正。

“走吧。”我说。

06

后山不高,但雪深,一脚踩下去没到小腿。

黄智渊在前面走,时不时回头拉我一把。

我摆摆手,自己拄着根树枝,一步一步往上爬。

山坡上全是松树和桦树,雪压在枝头,白茫茫一片。

走了二十来分钟,到了一片向阳的山坡,黄阳成就葬在那儿。

坟不大,一个土堆,前面立着块木板,上面用墨汁写着名字,字迹被雪打湿了,有些模糊。

坟前摆着个搪瓷缸子,里面插着三根烟,冻在雪里。黄智渊蹲下去,把旧烟拔了,换上新的,用打火机点着。三缕青烟在雪地里升起来,细得像线。

“爷爷爱抽烟,我一天给他换三根。”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他说他年轻时候不抽,后来在林场干活累,学会了。”

我站在坟前,看着那块木板。

黄阳成,三个字。

跟我家条案上那个牌位一模一样的三个字。

五十五年,我对着牌位说话,他对着这块木板说话。

我们隔着几千里地,都在跟一块木头说话。

“智渊。”我第一次叫他名字。

“嗯。”

“你爷爷,他这些年,一个人?”

“一个人。”黄智渊把手插进兜里,缩了缩脖子,“林场有人给他介绍过,是个寡妇,带俩孩子。他见了,回来跟我说,他年轻时候订过婚,未婚妻在老家等他。人家问等了多久,他说等了半辈子了。人家说那你回去呀,他不吭声。后来再没人给他介绍了。”

我蹲下去,伸手摸了摸坟上的雪。

雪冰凉,渗进指缝。

我拔了一根枯草,把坟头的雪扫了扫。

黄智渊也蹲下来,跟我一起扫。

两个人四只手,很快把坟头扫干净了。

土是黑土,冻得硬邦邦的,上面有细碎的草根。

我攥了一把土,攥得手心发疼。

“智渊,你爹呢?”

“我爹十年前没的,在林场干活,树倒了,没躲开。”他声音低下去,“我妈带着我回了山东老家,过了几年又嫁了。我十六岁跑回来找爷爷,爷爷把我留下了。他供我上学,教我手艺,跟亲孙子一样。”

“你恨你妈吗?”

他想了想。“不恨。她也不容易。”

我看着他冻红的脸,瘦削的肩膀。

他十六岁跑回来,跟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过。

黄阳成养大了他爹,又养大了他。

这个家,就是一个一个捡来的孩子撑起来的。

“你爷爷的骨灰,我想带回去。”我说。

黄智渊抬起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

“我早就想送回去。”他说,“爷爷临死前说,把他埋在老家,埋在你家院子里。他说你院子里有棵槐树,他当年就在那棵槐树底下等过你。他说那棵树还在不在,我说不知道。他说那你回去看看,要是还在,就把我埋树底下。要是不在了,随便找个地方就行。”

我愣住了。

我家院里那棵槐树,他走那年还小,胳膊粗。

现在长成了大树,夏天遮半个院子。

我每年春天都给它修枝,秋天扫落叶,冬天怕它冻着,拿草绳把树干裹上。

我一直以为那棵树是我自己种的,种给谁看的,我也说不清。

原来他记得那棵树。

原来那棵树是我们俩的。

“在。”我说,“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