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江西新余县城，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走进兴记盐铺时，原本只是例行核对户口，却被柜台后一张熟悉的脸拦住了脚步。那名账房先生低着头拨算盘，口音和籍贯都透着几分遮掩。黄宜蕃盯了片刻，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刘厚总。
这不是普通的户籍差错。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遭到重兵围困。叶挺被扣，项英、周子昆等人率部突围，依靠山林和地下交通线艰难隐蔽。3月间，项英一行转移到赤坑山附近的蜜蜂洞。山洞靠近峭壁，三面受山石遮蔽，外人很难接近，部队人员以为这里足够安全。
陪在项英身边的，正是副官刘厚总。
这个安排并非所有人都赞成。有人提醒项英，刘厚总来历复杂，脾气粗，平时与同志相处也不够规矩，不能把他带在身边。项英没有采纳。刘厚总曾在艰苦的游击环境中作战，身材高大，枪法不错，又长期负责首长警卫和生活起居，在长时间相处中取得了项英的信任。
信任，有时来自日常小事。
行军缺粮时，刘厚总替项英背负物品；休息时，他守在洞口警戒。项英把他当作一名有战斗经验的老同志，对他的缺点多有宽容。刘厚总也表现得顺从，几乎形影不离。遗憾的是，这种建立在熟悉之上的信任，后来成了最危险的漏洞。
3月14日，洞内人员熟睡之际，刘厚总突然开枪，项英和周子昆中弹身亡，黄诚负伤。枪声传到山下，警戒人员一度以为是附近打猎，并未马上判断出异常。刘厚总留在洞中搜取枪支、钱物，随后携带数支手枪下山。
途中，他遇到几名战士，还若无其事地分发项英的香烟。战士问他为何下山，他只说：“首长派我去办联络。”这句含糊的回答没有引起足够警觉。等他走远，洞中的惨案才被发现，项英和周子昆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刘厚总原以为，凭借杀害项英这件事，自己能够得到国民党方面的重用。他下山后向地方人员表明身份，并拿出项英使用过的手枪作为证明。随后，他被转送到重庆一带，但等待他的并不是显赫职位，而是审查、看管和利用。
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刘厚总短暂担任过情报方面的职务，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能力。他不愿受约束，办事敷衍，沉溺于吃喝，对交办任务屡屡推脱，甚至因擅离岗位受到惩处。对一个靠出卖旧主求取前程的人，使用者既不信任，也不会真正重用。
抗战胜利后，刘厚总离开原有圈子，带着少量路费辗转南下。钱花光后，他在途中得到同乡帮助，进入盐铺做账房。此后，他刻意收敛性情，少说话，多做事，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老实本分的外乡人。
1949年以后，社会秩序发生变化，刘厚总更加担心身份暴露。他从九江辗转到新余，在兴记盐铺落脚。盐铺老板见他无处可去，便替他以亲属名义登记户口。一个曾经跟随项英行动的副官，就这样藏进了普通商铺的账册里。
但户籍登记不是终点。
1952年，新余县开展户口核查，公安人员逐户询问姓名、籍贯和来历。黄宜蕃曾在新四军中担任周子昆身边的警卫员，对刘厚总并不陌生。面对这名账房先生，他越看越觉得熟悉；再一盘问，对方回答支吾，籍贯和经历也前后难以吻合。
黄宜蕃很快想起了蜜蜂洞。
7月28日，他带人来到兴记盐铺，对刘厚总说道：“刘副官，别来无恙。”刘厚总脸色骤变，连声否认。黄宜蕃随即点明身份，说明两人过去曾在军中见过面。至此，刘厚总多年的伪装被揭穿，当场被捕。
案件移交后，相关部门对其身份和罪行进行了审查。刘厚总曾以为，只要换个姓名、换个地方、换一种活法，往事便会被埋掉。可那段经历牵涉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还有幸存者、战友和一份份没有消失的记录。对于项英、周子昆遇害一案，他最终受到应有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