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有一支部队，没有参加过一场正面冲锋，没有攻下过一座城池，整个单位加起来只有几十个人，几部小功率收报机，连警卫和炊事员算进去也不过百来号人。这几十个人走在军委纵队的最前面，白天跟着队伍翻山越岭，夜里别人睡觉他们架起天线，耳朵贴着耳机，在密密麻麻的电波里找国民党的军情。
长征结束后，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没有这个单位，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它，红军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这个单位叫军委二局，局长叫曾希圣，破译主力是曹祥仁和邹毕兆，三个人后来被叫做“破译三杰”。
红军一开始没有无线电侦察这个行当。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一部半电台，靠着这点家当，才把侦听侦察的摊子从通讯部门里分出来，成立了军委二局。
1932年红军打赣州，情报说城里只有三千多守军，可以打，结果蒋介石嫡系五个师突然从北面压下来，红军伤亡惨重。这一仗打完，曾希圣下了决心，必须把国民党的密码啃下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二局的序列是这样的：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科负责破译，只有科长曹祥仁和副科长邹毕兆两个人，二科负责译电，三科负责侦收，有六部侦察电台，全局长短加起来技术人员三十多人，加上警卫、运输、炊事、饲养员，总共几十号人。
这几十个人走在军委纵队最前面，行军的时候电台装在骡子背上，到了宿营地立刻架天线开机。白天行军不能停下来收报，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在川陕苏区固定位置，白天替中央红军截收敌台信号，破译之后把内容发过来。天一黑，中央红军的侦收员开始干活，把夜间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破译出来发给红四方面军。两边轮着来，二十四小时不断线。
蒋介石对国民党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靠无线电报，这正好给了二局机会。国民党军的电令一封接一封地被截收下来，一封接一封地被破译出来。邹毕兆后来回忆，破译了敌人的密码，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甚至口令和信号，红军全都掌握了。
长征出发后第一个关键节点，是湘江之后的转兵。
红军过了湘江，人数从八万多锐减到三万出头。蒋介石判断红军要往湘西走，去跟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提前在湘西张好了口袋，命令薛岳和何键的“追剿”兵团把红军往湘西那条路上赶，同时命令贵州军阀王家烈在锦屏、黎平一线堵住红军西进的口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下一步往哪里走。博古和李德坚持原来的计划，要去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持转兵贵州。两边争得很厉害，最后大多数人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
这个决定背后，二局那份破译出来的密电起了很实在的作用。没有那份情报，黎平会议上的争论可能就是另一种结果。
1935年3月，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主力南下来到金沙县安底附近，准备南渡乌江。乌江对岸，国民党的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六个师的部队正往江边急进。红军要过江，这两路追兵是最大的麻烦。
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红军电台用蒋介石的名义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了电报。两支国民党军果然按照电报里的指令改变了行军方向，往别处去了。红军趁着这个空档，顺利南渡乌江。
这件事在情报战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用敌人的密码和格式，冒充敌人的最高统帅，指挥敌人的部队，这种打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做成，靠的是二局对国民党电报体系从头到尾的彻底摸透。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了川西。张国焘要南下，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毛主席在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专门交代叶剑英一件事：二局一定要带上。他还嘱咐叶剑英，叫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个人先走。
在毛主席的盘算里，二局这些人比多少条枪都重要。枪丢了可以缴获，电台坏了可以修，但这几个人的脑子和耳朵，是任何装备都替代不了的。
红军进入云南之后，国民党军为了防止电讯被破译，开始频繁更换密码，还编印了多种密码本交替使用。二局的破译人员跟着变，敌人换一套，他们破一套，整个长征期间累计破译了国民党军各类密码八百六十多种。
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一年时间里，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来回穿插，每一次渡河、每一次转兵、每一次跳出包围圈，背后都有一份二局送来的电报。
毛主席后来说，和蒋介石打仗，红军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的工作。这话是邹毕兆记下来的，他当时就在二局一科当副科长，专门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