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多红军，对三十万大军。
一九三一年夏秋，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打完，消息传到上海时，鲁迅正在病中，也在风声很紧的城市里写字、改稿、会客。
这不是一场普通胜仗。
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压向赣南闽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绕道千里，回师兴国、泰和一带，连续作战，六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
上海的书桌很小。
可书桌外面的山河，正在变样。
鲁迅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心里动了一下。这个名字，他不是第一次听见，可这一次不一样。
他转头问茅盾：“毛先生比你如何？”
茅盾早年见过毛泽东。
一九二六年前后，广州的革命空气很浓。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又主持《政治周报》，茅盾也曾在广州参与革命文化工作。两人相识，不是报纸上的神交，是面对面说过话、办过事。
所以鲁迅这一问，不是随口寒暄。
他要问的是：这个在山里带兵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茅盾没有把话往自己脸上贴。
他大意说，自己不过写文章，毛泽东做的是开辟道路的大事，不能相比。
这话落下，屋里安静了一下。
鲁迅没有见过毛泽东。
可他已经看见了。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前后，毛泽东两次到北京。那时他还年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职位不高，月薪也不多。
北大的楼道里，人来人往。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这些名字都在新文化运动的潮头上。毛泽东听讲，读书，找人谈问题。他穿着朴素，在那些名流中并不显眼。
鲁迅那时也在北京。
一九一八年五月，《狂人日记》发表。“吃人”两个字，像一把刀，劈开旧礼教的门面。后来他又写孔乙己、阿Q、闰土、祥林嫂，写那些被压弯了腰、却很少被看见的人。
两个人在同一座城。
没有见面。
这就是遗憾。
毛泽东后来很爱读鲁迅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说过，自己爱读鲁迅，鲁迅的心和他们是息息相通的。
这句话不是客套。
毛泽东从农村里来，早年读书时就注意到一个问题：旧小说、旧史书里，帝王将相太多，真正种田人的生活太少。
鲁迅写的，偏偏是这些人。
短衣帮，长衫客。
看客，病人，穷孩子。
被冷眼推到墙角的人。
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上寻找出路，鲁迅在文字里剖开病根。一个拿枪，一个拿笔，路不同，看到的中国却有相通处。
这不是巧合。
鲁迅后来越来越关注红军，也不是因为他忽然喜欢军事新闻。
他看重的，是那支队伍背后的人。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更加巩固，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瑞金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几个字，放在上海租界的报纸缝里，分量很重。
一个旧中国的边缘地带，竟然长出了一套新的秩序。
鲁迅懂这种分量。
他一生最厌恶空喊。救国的口号，在上海滩不缺；办报的名流，也不缺。缺的是有人真正走到农民中间，组织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不再只是被写进苦难里的影子。
红军做到了。
所以他问茅盾那一句，问的不是文名高低。
问的是路。
毛泽东和鲁迅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牵线人：冯雪峰。
冯雪峰和鲁迅交往很深，也曾到中央苏区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到瑞金后，毛泽东见到他，谈起鲁迅，兴致很浓。毛泽东说鲁迅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是文化战线上的战友。
这句话很重。
后来冯雪峰回上海，又把红军和毛泽东的情况讲给鲁迅听。鲁迅听得很细。
有一次谈到党和毛泽东，鲁迅说，自己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
小兵。
用笔。
这四个字，像他给自己安排的位置。
他没有走进山里，也没有穿上军装。可在上海的书房里，他用杂文、翻译、序跋、通信，和另一条战线上的人保持着呼应。
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和茅盾曾向陕北方面转去贺意。鲁迅病得很重，仍关心着那支刚刚走出雪山草地的队伍。
那一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逝世。
消息传到陕北，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追悼文告，称鲁迅一生的战斗事业，是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
延安后来有了鲁迅艺术学院。
鲁迅没有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也没有见过鲁迅。
可一个名字，曾在上海病榻边被轻轻问起；另一个名字，后来在延安窑洞里被反复读起。
上海大陆新村的书桌上，纸笔还在。
窗外的风吹过弄堂，鲁迅把笔拿起来，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