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年间的长安，最不缺的就是诗人，缺的是有人肯当场承认你是天才。四十多岁的李白来到帝都时，诗写得够狂，仕途却还没真正打开。
更夸张的是，两人喝到兴起，老人连随身金龟都拿去换了酒。这个老人叫贺知章。
多年以后，李白仍记得那场酒。
天宝元年前后，李白来到长安时，已经四十多岁。
如果只看后来的名声，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李白仿佛年轻时便名满天下，走到哪里都有人捧着酒等他，进长安更像是“诗仙”驾到。
但真实的李白并没有这么轻松。此时的他确实已经写出不少名篇，也结交了孟浩然等名士，可诗名是一回事，能不能进入朝廷又是另一回事。
李白真正想要的，从来不只是做一个诗人。
问题恰恰在这里：李白对自己的判断极高，现实给予他的机会却远没有那么痛快。
所以，长安对他有一种特殊意义。
李白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多年。
742年前后，他终于进入长安。这一年也是李白人生的重要转折：他在长安结识贺知章，此后又受到朝廷征召，进入翰林供奉。
然而此时站在长安街头的李白，还不知道自己的仕途究竟会走向哪里。
他已经不是那个二十多岁仗剑远游的青年。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让他的诗越来越成熟，也让他的政治愿望越来越迫切。他需要的不只是有人说一句诗写得不错，而是需要一个在长安真正有分量的人，公开认可他的才能。
这个人很快出现了。
贺知章。
李白遇见贺知章时，贺知章的人生其实已经接近尾声。
但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偏偏没有多少暮气。
他已经在朝廷待了近半个世纪。从武则天时期登科，到玄宗开元年间进入中央任职，贺知章先后担任太常博士、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工部侍郎等职，晚年又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到李白进入长安时，他早已不是需要靠结交新人扩大声望的普通官员。
换句话说，贺知章没有必要讨好李白。
这恰恰让他的欣赏更有分量。
贺知章自己恰好最懂这种东西。
他虽然长期身居官场，却不是一个处处端着架子的老臣。史料中的贺知章性情旷达，好酒善谈，晚年自号“四明狂客”。
他喝醉以后写诗、挥毫，兴之所至，不拘常格。杜甫后来写他醉后骑马摇摇晃晃，甚至用“知章骑马似乘船”来表现他的放达。
“狂客”两个字，绝不是年轻人的自我标榜。
一个人在二十岁时狂，并不困难；难的是在朝廷待了几十年，经历数朝政治变化，到了八十多岁，身上仍然保留着这种不肯被官场礼法彻底磨平的性情。
所以，当李白来到他面前时，贺知章看到的或许首先不是一个求仕者。
他看见的是另一个“狂人”。
两人的狂又并不完全相同。
贺知章的狂，是一个老人看遍功名之后的松弛。他已经有官位、有声名，也见过朝堂上的起伏，因此喝酒也好，写诗也好，都带着一种不再向别人证明什么的自在。
偏偏贺知章没有觉得这种自信可笑。
当两人在长安相见，李白拿出诗作，贺知章读后多次赞叹，称他为“谪仙”。两人很快成为忘年之交。
这才是两人关系最有意思的地方。
贺知章没有把李白当成一个等待自己提携的晚辈，而是把他当成了可以坐下来喝酒论诗的人。
年龄忽然不重要了，官职也被放到了一边。
一个叫“四明狂客”。
一个后来被叫作“谪仙人”。
盛唐长安最著名的一场诗坛相遇，就这样开始了。
更有名的，是“金龟换酒”。
两人谈得投机，贺知章解下金龟换酒，与李白痛饮。这件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一顿酒喝得多么豪迈，而在于贺知章对李白表现出的态度。
他没有摆前辈架子，也没有把这次见面变成一场官场应酬。
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老人，面对一个刚刚来到长安、尚未真正站稳脚跟的诗人，毫不吝惜自己的赞赏。对李白而言，这种认可来得正是时候。
李白一直相信自己有经世之才。他真正缺少的，从来不是自信，而是长安权威人物对这种自信的确认。贺知章恰恰给了他这份确认。
两人真正相投的地方，还不只是诗与酒。
贺知章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做了几十年官，身上仍然保留着旷达不拘的一面；李白则更加锋芒毕露，既渴望建立政治功业，又不愿把自己磨成循规蹈矩的官僚。
一个已经走过名利场，一个正在闯入名利场。
他们恰好在人生相反的方向上相遇。
到了天宝三载，也就是744年，这种反差变得更加明显。
八十多岁的贺知章向玄宗请求告老还乡。玄宗准许，并赐镜湖一曲，太子及百官为他送行。李白也写诗送别这位忘年之交。
就在这一年前后，李白自己的长安生活也走到了尽头。
他曾经拼命想进入长安，想在朝廷施展抱负，可翰林供奉并没有给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机会。贺知章离开后不久，李白也离开宫廷，重新走向山川江湖。
于是，744年的长安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
贺知章是看透功名之后从容归去，李白却是带着尚未实现的抱负离开。一个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一个仍要继续寻找自己的道路。
当年金龟换酒时，他们大概不会想到，那场长安相逢竟如此短暂。
更不会想到，这次分别之后，两人再也没能坐到同一张酒桌前。
贺知章离开长安后，一路南归。
这一次，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眼前还是越中的山水，镜湖依旧泛着清波，可当年离开家乡的青年，已经成了白发老人。故乡没有忘记他的乡音，却已经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孩子们把这个归来的老人当成远方客人，于是才有了《回乡偶书》中那个看似轻巧、实则令人心酸的场景。
天宝三载，贺知章归乡后不久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而此时的李白，也已经离开长安。
两人的人生像是在那一年同时拐了一个弯。
贺知章回到了故乡，再没有回来；李白则重新走进山河之间，继续漫游，也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政治机会。
只是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喝酒了。
后来李白来到会稽。旧日朋友已经化作尘土，当年的热闹也早已散去。面对贺知章留下的故宅，李白写下《对酒忆贺监二首》。
很有意思的是，他回忆贺知章，没有从官场写起。
太子宾客也好，秘书监也好，朝廷老臣也好，这些曾经十分显赫的身份，在死亡面前忽然都变得很轻。
李白记住的，是另一个贺知章。
那个老人来自四明，性情狂放；那个老人曾在长安第一次见到他，便称他为“谪仙人”；那个老人喜欢杯中之物，兴致来了，甚至解下金龟换酒。
这反而说明，两人真正珍贵的东西，从来不在官场。
李白后来当然出名了。
他的名字越来越响，诗篇不断流传，认识他、欣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可贺知章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认识李白的时候，这个后来震动诗坛的名字，还没有拥有后世那样耀眼的光环。
那时候的李白已经四十多岁。
他自负，也焦急；有才华，也有长期不得志留下的挫败。他相信自己不是普通人，却仍需要现实给出答案。
偏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看见了他。
没有让他收敛一点，没有教他怎样讨好长安，也没有把他当成一个需要训导的后辈。
只是认出了他的才华。
然后请他喝酒。
所以多年以后，李白想起贺知章，才会重新回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人到中年以后，真正值得怀念的朋友，往往不是陪伴时间最长的人，而是那个在你尚未抵达高处时，已经知道你能走多远的人。
盛唐长安曾有过无数宴席。
达官显贵来了又走，诗人名士聚了又散。当年的紫极宫、酒肆与杯盘，也早已成为旧事。
但李白始终记得那场酒。
因为坐在对面的那个老人，是在世人真正认识李白以前，便已经叫出“谪仙人”的贺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