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凌某案无罪判决的规范解读与辩护展开
审理法院 ：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 ： (2017)陕03刑初41号
案由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案情与争议焦点
被告人凌某被控作为陕西长长乐工程履约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其丈夫马某某实际控制的陕西铁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供担保，并将其名下的银行卡提供给马某某用于非法吸收资金的流转。公诉机关指控涉案金额达8768.92万元，涉及被害群众1505人次。
争议焦点集中于：凌某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及客观参与行为？全案证据是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二、无罪判决的裁判逻辑解析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为由，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凌某无罪。其裁判逻辑可从以下三重维度加以解析：
（一）证据裁判主义的严格贯彻
法院对全案证据进行了逐项、逐环节的“原子化”审查，其审查逻辑可概括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共谋事实的证明缺失。 法院明确指出：“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凌某与马某某就以陕西铁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事前有过共谋，没有证据证明马某某与凌某就以陕西长长乐担保公司为铁成公司宝鸡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供担保在事前有过共谋。”共同犯罪意图的证明完全落空，控方未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证据建立凌某与马某某之间的犯意联络。
第二，经营管理参与的事实不清。 法院查明：“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凌某作为陕西长长乐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与了陕西长长乐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陕西长长乐担保公司的公章及凌某的私章具体由谁保管、使用均无证据证明。另，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陕西长长乐担保公司成立后的具体经营行为。”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公司实际控制权之间，法院进行了严格的实质化审查，拒绝以形式身份替代实质参与。
第三，银行卡使用的事实无法查明。 法院指出：“未调取被告人凌某交给马某某相关银行卡的开户原始单据，被告人凌某具体将几张银行卡交给马某某使用没有证据证明，该银行卡具体由谁保管、控制、使用没有证据证明。起诉书指控马某某使用被告人凌某名下的银行卡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具体数额、如何流转、资金最终去向均没有证据证明。”银行卡这一关键物证的保管、控制、使用状况均处于事实不明状态，控方未能完成对客观行为层面的证明责任。
第四，主观明知与获利事实的双重空白。 法院进一步查明：“没有证据证明凌某明知其名下的银行卡提供给马某某是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资金的流转。另，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马某某将从陕西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非法吸收来的公众存款给被告人凌某转过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在马某某控制的陕西铁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凌某有从中获利的行为。”主观明知与获利事实的双重缺失，使得控方既无法证明凌某具有犯罪故意，也无法建立其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客观归责关联。
（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实践表达
法院在本案中体现了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坚守：
“参与经营”的实质判断。 法定代表人身份不等同于实际控制人，需以经营管理行为为核心要件认定共同犯罪参与。凌某虽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无证据证明其参与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
“帮助行为”的独立性审查。 出借银行卡与提供担保的行为，在无证据证明凌某明知该等行为用于非法吸储且从中获利的情况下，不能径行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帮助行为。
“结果归责”的否定。 无证据证明凌某从非法吸储活动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切断了客观归责的可能性。
（三）“疑罪从无”的程序正义实现
法院在本案中明确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以规范路径实现“疑罪从无”，避免“留有余地判决”的实践惯性。
三、法律分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的规范廓清 （一）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机理
从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的视角审视，凌某的出借银行卡与提供担保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属于“中立帮助行为”的范畴。所谓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外观上通常属于无害的、与犯罪无关的、不追求非法目的的行为，客观上却可能对他人犯罪行为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此类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判断，我国司法实践经历了从宽泛入罪到严格限缩的演进。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的，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该规定的规范意旨在于：“从中收取……费用”是帮助行为由中立走向可罚的关键门槛——它既是帮助故意的客观表征，也是帮助行为对犯罪结果发生实质贡献的量化指标。反之，未收取上述费用的日常性、业务性帮助行为，原则上不应进入刑法规制的射程。
凌某案中，法院查明“没有证据证明凌某有从中获利的行为”，这一事实认定直接切断了将凌某的帮助行为评价为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规范通道。凌某的出借银行卡与提供担保行为——即便在客观上对马某某的非法吸储活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因其未收取任何费用，且该等行为具有日常性、可替代性的特征，应当被评价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中立帮助行为。
（二）共同犯罪中“明知”的证明标准
共同犯罪要求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明知”是共同犯罪成立的认识因素基础。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对“明知”的认定不能以身份关系（如夫妻关系）或形式上的职务身份进行“跳跃式”推定，而必须结合客观证据进行实质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确立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需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此前任职单位或其本人因从事同类行为受到处罚情况等证据综合判断。对于无相关职业经历、专业背景，且从业时间短暂，在单位犯罪中层级较低、纯属执行单位领导指令的犯罪嫌疑人提出主观不明知辩解的，如确实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具有主观故意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凌某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凌某明知其名下的银行卡提供给马某某是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资金的流转”。凌某作为担保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既未参与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也未从非法吸储活动中获取任何经济利益，其主观上是否“明知”马某某从事非法吸储活动，缺乏任何直接或间接证据的支持。法院对“明知”证明标准的严格把握，体现了对共同犯罪主观要件认定规则的规范遵循。
（三）证据裁判原则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规范展开
凌某案揭示了证据裁判原则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的特殊规范意义。涉众型经济犯罪因其涉案人数多、金额大、社会关注度高，往往存在“维稳优先”的司法倾向，容易在证明标准上产生松动。然而，证据裁判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基石性原则，不因案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折减。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确立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其内涵包括：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凌某案中，法院对每一关键事实——共谋、经营管理参与、银行卡使用、主观明知、获利事实——均进行了逐一审查，发现每一环节均存在证据缺失。全案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更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法院最终以“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由判决无罪，是对证据裁判原则的严格恪守。
（四）刑法谦抑性原则在经济犯罪中的规范展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空白罪状模式，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解释弹性空间。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日益强调对该罪进行限缩适用，坚持刑法谦抑性与民法自治性相结合。
在凌某案中，法院的裁判逻辑体现了这一限缩进路：担保行为本身具有民事合法性，不能因其与非法吸储行为存在形式上的关联即径直认定为犯罪；刑法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应保持必要克制，只有当行为实质上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法益且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时，方可启动刑罚权。这一裁判思路契合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四个特征”（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缺一不可的严格把握趋势。
四、辩护策略总结与解析
凌某案的无罪判决，为辩护律师办理同类“挂名法定代表人被控参与非法吸储”案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式参考。以下从证据辩护、法律辩护、程序辩护三个维度，系统总结本案的辩护策略逻辑：
（一）证据层面的解构式辩护
辩护律师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应当从以下维度构建证据层面的辩护体系：
第一，证据资格的层层质疑。 凌某案中，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凌某的讯问笔录系非法取得，笔录的讯问内容、问题顺序、回答内容及标点符号均是相同，属侦查机关复制粘贴所得，应依法予以排除”。这一策略提示辩护律师：应当对侦查笔录中存在的复制粘贴痕迹、时间逻辑矛盾、讯问程序瑕疵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适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从源头上削弱控方证据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证明力的逐项批判。 辩护律师应当对控方提交的每一份证据进行独立的证明力评估——证人证言与书证之间的矛盾是否足以动摇指控的确定性？间接证据之间是否形成了完整的证明链条？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凌某案中，法院对共谋事实、经营管理参与、银行卡使用、主观明知、获利事实等五大关键事实逐一审查，发现每一环节均存在证据空白。这一裁判逻辑提示辩护律师：应当将辩护重点置于对控方证据链条每一个环节的逐一解构，而非笼统地否认指控。
第三，消极事实的主动举证。 辩护律师应当积极收集并向法庭提交证明被告人未参与经营、未获利的客观证据。凌某案中，辩护人当庭提交了“凌某女儿马梓淇户口登记薄和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书证”，以证明凌某在2012年8月产有一女，处于哺乳期，客观上不可能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这一策略提示辩护律师：消极事实的举证虽然在证明标准上不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反驳控方推定、动摇法官心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辩护律师应全面梳理被告人的工作记录、考勤记录、工资流水、社保缴纳记录、生育及哺乳期间等客观证据，构建证明被告人未参与经营的事实基础。
第四，帮助行为“中立性”的证据固化。 辩护律师应当重点收集和整理证明被告人帮助行为具有日常性、非专业性和可替代性的证据——如银行卡系日常共用、担保系应配偶要求签署且未审查具体内容、未参与任何吸储决策或宣传等。这些证据是论证帮助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事实基础。
（二）法律解释的实质化论证
辩护律师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法律解释论证，应当围绕以下核心命题展开：
第一，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的严格解释。 辩护律师应当强调，共同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求客观上的帮助行为，更要求主观上的“明知”与“意欲”。“明知”不能仅凭夫妻关系、挂名法定代表人身份等间接事实进行推定，而必须由控方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加以证明。凌某案中，法院明确否定了以夫妻关系推定共谋的论证逻辑，强调“没有证据证明事前有过共谋”。辩护律师应充分援引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主观故意认定的规范标准，强调对“明知”的认定应当结合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而非简单化的“身份推定”。
第二，“非法性”认定的规范限缩。 辩护律师应当指出，担保行为本身具有独立于非法吸储行为的民事法律属性。不能仅因担保的对象涉及非法吸储活动，即径直认定担保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刑法上的“非法性”判断必须以行为本身是否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为标准，而非以关联行为的违法性替代本行为的违法性判断。凌某案中，法院查明“陕西长长乐担保公司的公章及凌某的私章具体由谁保管、使用均无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陕西长长乐担保公司成立后的具体经营行为”，这一事实认定直接瓦解了将担保行为与非法吸储行为进行规范联结的论证基础。
第三，刑事推定规则的审慎适用。 辩护律师应当警惕控方以“应当知道”“理应知道”等模糊标准替代“确实知道”的证明要求。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刑事推定的适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得到确实证明，推定结论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且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凌某案中，法院对控方可能基于夫妻关系、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的推定保持了高度审慎，逐一审查每一关键事实的证据支撑，最终认定全案证据不足。辩护律师应当积极寻找和提交推翻推定的反证，如被告人缺乏金融从业背景、从未参与经营决策、未从吸储活动中获利等。
第四，刑法谦抑原则的规范援引。 辩护律师应当在辩护意见中系统阐述刑法谦抑性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逻辑——当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足以调整相关行为时，刑法不应轻易介入；当被告人的行为仅具有民事违法性或行政违法性而欠缺刑事违法性时，应当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
（三）程序性辩护的协同推进
辩护律师还应当注重程序性辩护与实体性辩护的协同：
审前阶段的积极介入。 辩护律师应当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即积极介入，通过提交法律意见书、申请调取有利证据、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方式，力争在审前阶段实现撤案或不起诉。凌某案中，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虽然在判决书中未明确载明法院对该申请的处理结果，但这一程序性异议的提出本身即对控方证据体系形成了有效制衡。
庭审阶段的体系化攻防。 在庭审中，辩护律师应当将证据质疑、法律论证与程序异议有机整合，形成“证据—事实—法律”三位一体的辩护体系，避免零散化、碎片化的辩护策略。凌某案中，法院的裁判逻辑恰恰呼应了辩护人提出的“凌某本人未参与实际经营管理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凌某在本案中没有获取任何非法利益”“起诉书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宣告凌某无罪”的辩护主张，体现了体系化辩护的有效性。
裁判作出后的权利救济。 即便一审未获无罪判决，辩护律师仍应充分利用二审、再审等救济程序，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规范适用。
五、理论启示与实务价值
凌某案揭示了经济犯罪案件中无罪判决的两大生成机理：
证据标准的刚性约束。 涉众型犯罪易引发“维稳优先”的司法倾向，但证据裁判原则构成无罪判决的终极防线。即便涉案金额高达8768.92万元、涉及被害群众1505人次，法院仍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不能因案件的特殊性而降低证明要求。凌某案中，法院对共谋、经营参与、银行卡使用、主观明知、获利事实等五大关键事实逐一审查，发现每一环节均存在证据缺失，最终以“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由判决无罪。
刑法实质解释的边界。 对“帮助行为”“主观明知”等开放性要件的认定，需以证据印证为限，防止客观归罪。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中，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能仅因客观上存在帮助行为的外观即径行入罪。凌某案中，法院严格区分了法定代表人形式身份与实际经营管理参与，拒绝以身份替代实质；严格区分了出借银行卡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明知，拒绝以客观行为替代主观故意；严格区分了担保行为与非法吸储行为，拒绝以关联行为替代本行为。
结语
凌某案的无罪判决，是证据裁判主义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协同作用的典范。它提示辩护律师：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辩护中，证据层面的精细化解构与法律层面的实质化论证同等重要——应当对控方证据链条的每一个环节进行逐一审查，寻找并放大每一处证据缺口；应当对共同犯罪的每一个构成要件进行严格解释，拒绝任何形式的“跳跃式”推定。它提示司法者：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衡平中，唯有恪守证据规则、慎用刑事推定，方能实现“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降临”。对于被告人及其家属而言，这一案例昭示着：即便身陷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漩涡、即便涉案金额巨大，只要坚守证据裁判的底线，正义仍有实现的可能。
作者简介：
游涛，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