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见到约瑟夫．马齐里洛，是在1999 年底。那时我刚刚认识彼得·德鲁克不久。马齐里洛是通过比尔·波拉德还是德鲁克介绍的，我已记不清了。
马齐里洛是当时德鲁克学院里的重要成员。他与德鲁克渊源深厚，是学院中最熟悉也最推崇德鲁克思想的教授。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一进办公室就看见桌子上摆着一本厚厚的《管理》，就是德鲁克那本着名的大书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这本书已经翻得快掉页了，页边也卷了。我很好奇，就问这本书他读了多少遍？他说记不得了，最少也超过十遍吧。
2000年秋，我与光华管理研修中心（BCMI）的一位老师前往德鲁克学院，参加为期14 周的课程，我们选修了三门课。除了德鲁克亲自讲授的两门课，另一门就是马齐里洛教的「德鲁克论管理」。课程的主要材料来自《管理》，大概选了全书三分之二的内容作为阅读材料，作业则是围绕「目标与自我控制的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并指定用林肯电气的案例做分析。那篇作业我写得不好，马齐里洛甚至没有批改。他不像德鲁克那样在学生作业上打叉子，只是把论文发回给我，没有批改，也没有评级。我估计他是给我留面子，如果非要评级，可能就是不及格。
那时，我对「目标管理」基本没有概念。我曾经问马齐里洛：林肯电气是一个上轨道的成熟的大公司，它自然就有一个组织目标，同时也要照顾个人的目标，两个东西要重合；但是像我建立的这种初创企业，目标经常调整，业务方向也常变化，如何实施目标管理？我对「自我控制」更无概念，当时我对管理的理解仍停留在「老板说了算」的层面。所以我始终带着这个不明白去听课，论文写得也是不明白。
这是我刚刚认识马齐里洛时的事情。我当然很尊敬他，但对他讲的内容没有太多感应。因此那时我跟他没有太多交集，也没有太多互动。不像德鲁克的课，能激发我的很多想法，所以论文也写得好，甚至得了A+。
那时，我经常向德鲁克请教问题。但老先生毕竟年纪大了，总拿一些具体问题去打搅他，心里过意不去。有一次我问他：「德鲁克博士，在您之外，有没有哪位教授最熟悉您的学说与著作？」我这么问，首先是不想总为小事打搅他，内心深处则有另外一重担忧：如果有一天德鲁克不在了，这世上谁是他学问的传承者？他沉吟很久，若有所思，始终没有回答我。我忍不住接着问：「那马齐里洛怎么样？」德鲁克的原话是：「马齐里洛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作为老师来说，他教课比我还好。」
他还说：「马齐里洛经常针对学生的问题，在作业上写几句话，这对学生很有启发，有时甚至让他们终身受用。」
然后他加了一句：「不过你要注意，他始终非常学术（He’s very academic）。」
这句话的潜台词似乎是，他不够了解实务，未必能解决我的实践问题。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德鲁克没有说出来。
类似的问题，我也问过比尔．波拉德。他更坦率。他说，德鲁克学院并非美国的一流学校，马齐里洛也不是一流教授：「他很勤奋，但他发现新问题的能力并不杰出。」比尔给我介绍了几位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包括哈佛的。我一一拜访，也跟那几位教授长时间交谈。可他们给我的印象，反而不如马齐里洛那样深。经过比较，我的结论是，要想研究德鲁克的学问，最好还是找马齐里洛。
（二）
后来，我在几个工作项目上都寻求马齐里洛的指导，也由此跟他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
佛罗里达的天主教圣里奥大学打算和我的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合作，进入中国市场，开设MBA学位课程。国外学校要想进入中国，必须跟中国官办大学合作。我帮他们找到北京师范大学。可是无论圣里奥大学还是北师大，当时都没有好的管理课程。他们的课程还是以商学为主，侧重于商务技巧。德鲁克说，MBA课程体系有其必要。但如果可以把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置换成管理学，就会更好。
当时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的本土教师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课程开发。于是我邀请了三位外教。一位是马齐里洛，一位是Robert Swaim，德鲁克早期培养的博士生，还有一位是ServiceMaster 的首席培训师ML Hillard。他们三位分工明确，且基本合作愉快。在德鲁克认可了各门课程的主题后，先由Robert Swaim写出草案，交给马齐里洛审阅；Robert Swaim再根据审阅意见进一步完善；等到马齐里洛认为可以了，再由Hillard设计上课流程。
我曾经问过德鲁克，像这种课程开发的工作，最好由团队完成，还是一个人独立完成？德鲁克说这因人而异。他自己是独行侠，必须独立工作。跟团队合作不但不会提高他的生产力，还会让他觉得束手束脚，甚至厌烦。但是，德鲁克说，马齐里洛是能够胜任团队合作的人。
马齐里洛的确在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Swaim起草的课件里有一句总结性的话：Personal fulfill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rganizational achievement.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个人成长比为机构服务、实现机构目标更重要」。他想强调的是，不能只关注组织目标和绩效，还要关注在实现组织绩效过程中，个人的成长和人生意义的实现─也就是fulfillment。这个想法本身没错，但他用了「more important（更重要）」这个说法来比较个人和组织。马齐里洛很清晰地指出这是不对的。我问他：「那应该怎么说？是不是要颠倒过来？」他说不是，应该说：Personal fulfillmen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organizational achievement.（个人实现与组织成就同等重要。）
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为什么要问马齐里洛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在BCMI，我们这些还不太成熟的教师中就有人质疑Swaim。他们认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更重要，而 Swaim 说个人的fulfillment更重要，但马齐里洛指出两者是同等重要的。他能发现并纠正这样的概念问题，连Swaim也深感佩服，这显示出马齐里洛确实有深厚的理论功力。
马齐里洛参与了课程开发全过程。他不仅能挑出核心概念问题，同时还能给Swaim一些指引，建议他去看哪本书，或者去用哈佛案例库的哪一个案例。三人合作完成了六门课程，马齐里洛的贡献很大。
与约瑟夫．马齐里洛（右二）的合影
（三）
马齐里洛的深厚学养以及对德鲁克学说的深刻理解，也渐渐获得大家的重视和尊敬。
2006 年前后，克莱蒙特大学任命Ira Jackson为德鲁克学院院长。虽然他没有博士学位，但曾担任波士顿市幕僚长一职，之后又转任麻萨诸塞州税务局长，在两个岗位上都展现出创新能力，表现卓越。克莱蒙特大学的校长具有企业家精神，破格聘请这位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担任院长。Ira Jackson本人同样富有企业家精神，他上任后推动了两项重要改革：其一是在学院内强化课程中的德鲁克元素；其二是推动德鲁克档案馆转型，使其从单纯的文献收藏机构，转变为积极推广德鲁克学问的研究机构。这两项革新举措，都与马齐里洛密切相关。
Ira Jackson推动的教学改革专案，名为「The Drucker difference」，就是「德鲁克有什么不同」。他要求学院里所有的课程都要融入彼得·德鲁克的观点和原则，不论你教的是经济学、营销学、人力资源学还是其他学。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专业，但都得反省课程里有没有德鲁克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专案的名称叫「The Drucker Difference」。学院里十几位教授，大多出身名校。有人是从哈佛来的，有人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都有自己的背景和专长，也都有自己的理念和骄傲。现在要他们拿德鲁克的学说指导自己的研究和教学，这可不是容易的事。院长启用了马齐里洛，让马齐里洛担任这个项目的学术主任。马齐里洛虽然不是学院里最资深、最权威的，却是最懂德鲁克，最热心传播德鲁克的教授。
「The Drucker Difference」项目后来形成一本同名文集。文集的第一篇是马齐里洛和凯伦·林克莱特（Karen E. Linkletter）合写的〈作为博雅技艺的管理〉，这篇文章是两人合著的《失落的德鲁克管理艺术》（Drucker’s Lost Art of Management）中的一章。那本文集我从头到尾看过一遍，除了马齐里洛那篇自然是精彩之作，除此之外，还有两三篇算得上言之有物，确实写出了「The Drucker Difference」。其他文章与德鲁克的思想关联不大，虽然都提到德鲁克的名字。给我的印象，这个学院虽然以德鲁克为号召，本质上仍然还是一所流行的MBA学院。
Ira Jackson推进的第二件事，是让德鲁克档案馆转型为Drucker Institute，将其从单纯的资料查阅处转变为一个积极开展对外传播和推广的活跃机构。为此，机构需要成立一个类似董事会的组织，当时定名为顾问委员会。这个顾问委员会虽非正式董事会，但实际承担了董事会职能。因为作为档案馆时，只是学校的一个被动部门，不需要董事会管理；但转型为具有推广责任的运作机构后，就需要更完善的治理结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大学校长、比尔·波拉德、《人生下半场》（Halftime）的作者班福德（Bob Buford，他也是德鲁克多年的朋友），以及来自日本、韩国的几位企业家，我也有幸被邀加入。
从档案馆转型为研究机构，自然需要优秀的研究员。马齐里洛无疑是最佳人选，但他教学任务繁重，难以投入Drucker Institute的工作。这时比尔·波拉德找到我，建议我们出资，让德鲁克学院另聘教师，替代马齐里洛的会计财务课程，使他能将一半工作时间投入研究所。当时马齐里洛的年薪约为21万美元，我们三人（我、比尔·波拉德和班福德）每年共同出资10.5万美元。学校同意后，马齐里洛得以在接下来几年中，将一半工作时间投入Drucker Institute，并在此期间设计了一套课程。
这套课程是由我另外捐资，赞助马齐里洛开发的，主要是给Drucker Institute使用，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在中国也可以免费使用。我记得当时Drucker Institute还把使用权卖给印度，获得了十万美金的收入。他们以Drucker Society为品牌，让全球各地区、各国家都能用这个平台来学习、运用和推广德鲁克的理念。印度的Drucker Society就是这套课程的其中一个购买者。可以说，无论是在Drucker Difference项目，还是在全球Drucker Society的学术研究和推广方面，马齐里洛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尔·波拉德曾认为马齐里洛是二流教授。但是后来，他也随着与马齐里洛合作的加深改变了这个看法。我在洛杉矶成立MLAF（博雅管理基金会），请比尔推荐董事。他推荐了三个人。一个是他本人，另一位是法兰西斯（Frances Hesselbein），她是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前女童军的CEO，那时候已经90 岁了。再一个推荐的就是马齐里洛。他说：「基金会是推广德鲁克管理学的，所以你在董事会里需要专家，而马齐里洛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四）
我认为马齐里洛晚年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失落的德鲁克管理艺术》一书。
这本书的出版把「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管理」这个概念深化并彰显了。德鲁克的著作虽然提到管理是一门博雅技艺，但并没有特别展开阐述这个话题。马齐里洛真正追根溯源，探讨了什么是Liberal Art、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管理与Liberal Art具有同样的学术性质和实践特征。他把这些问题讲清楚了，这是这本书的重要贡献。他让世人从Liberal Art的角度去理解和运用管理。我读了这本书之后，也开始更加重视和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因此，马齐里洛确实是我的老师。在德鲁克学说研究这个领域里，除了德鲁克本人，马齐里洛对我的影响最大，当然在实践层面，比尔·波拉德的影响同样重要。
马齐里洛的《失落的德鲁克管理艺术》出版之后，我立刻就明白了这本书的重要性。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博雅管理这个概念，就能更全面地把握德鲁克的学问。我对马齐里洛说：「你虽然帮我们开发了几门核心课程，但还不够。这些课程中并没有深入探讨 liberal art 这个概念。你能否以《失落的德鲁克管理艺术》为框架，开发一门新课程，把你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可教可学的内容？」马齐里洛欣然答应了，说这也正是他的心愿。
这就是后来的TTT课程，它的全名是「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总共有14堂研讨课程。在开发过程中，马齐里洛与我密切合作。每当他完成一部分内容，都会向我详细介绍每一章节之间的关联性。
TTT 课程共14讲，由马齐里洛亲自录制影片，内容严谨且系统清晰。开发「TTT」，已经到了马齐里洛的晚年。他为TTT课程录制了大约60段影片，亲自教授了两个英语班，尽心尽力，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那时他的病情日益严重，到教第二个英语班时已经需要坐轮椅。在这段期间，我与他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密切。
第一班英语班结课时，他邀请我参加结业仪式。他说：「14门课程已经结束了，结业仪式上，邵先生，您是否可以发表一些见解？」我提出课程中有几个重要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首个议题是关于权力，特别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当权力缺乏合法性和限制时，就会演变为极权主义。这个极权主义主题应该与德鲁克研究管理学的初衷连系起来─他为什么要研究管理学，为什么将管理学视为抑制极权主义的替代性工具，这些还需要深入研究。第二主题就是彼得·德鲁克的信仰。他的信仰和他的学说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三个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德鲁克的博雅管理以及他的社会生态学之间的关系。
在结业式举行之后，马齐里洛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能进一步讨论。他觉得我在结业式上提到的议题极为重要，但谈得还不够深入。他开车来我家待了半天。他说，前两个主题他都可以并且愿意亲自投入研究，至于第三个主题，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深入研习，建议我找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他这种对学问的热忱、严谨和开放的胸怀，又一次让我感动。
后来在「TTT」的继续开发和改进过程中，还有一件事，体现了马齐里洛敏锐的理论眼光。
我们有两位中国同事参与了马齐里洛的授课，并主动提出对课程做一些适应市场的修订。他们认为，管理学是寻求平衡─ 创新与延续之间的平衡、长期与短期利益的平衡等。谈到人事决策时，他们说德才兼备是任用管理者的目标，但往往有德者可能缺才，有才者可能在德行方面（主要指正直诚实）有所欠缺，因此也需要平衡。
当这个观点呈递给马齐里洛时，他明确指出这是不对的。他说，同质性的事物之间才能谈平衡，比如延续与改变、长期与短期利益。但德与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只能是选择和取舍（trade off），不能用「平衡」这个词，不能用「balance」。我立刻理解并认同了这个观点。但我们的同事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马齐里洛不了解中文「平衡」一词与英文「balance」的细微差别，所以他们坚持使用「平衡」这个说法。
我在另外的场合解释说：「我们要明白马齐里洛强调的重点。如果使用某一个词很可能造成误解，那我们就有责任进一步给出解释、限定。如果误解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就该尽量回避那个造成误解的词语。中文『平衡』这个词，必然会造成误解，让人得出德虽然不够，但才很强也可以用这样的错误结论。因此，我同意马齐里洛，反对使用这个词。」
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马齐里洛在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思维非常清晰且敏锐。
（五）
我对马齐里洛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工作态度的严谨以及对承诺的负责。这让我深受感动，就如同德鲁克和比尔·波拉德给予我的感动一样。
马齐里洛多次接受我们邀请到中国参加论坛，做主题演讲和讨论。他每次的演讲材料都会提前发给我们的同事翻译成中文。凡是负责这项翻译任务的中国同事都感到头疼。因为马齐里洛总是不断修改内容，提前一周发来的材料，他随后几乎每天都要改，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动，导致之前的翻译工作前功尽弃。所以一收到材料，得知又是马齐里洛的稿子，大家就很头疼。最让人难以应付的是，有时演讲在当天上午9点开始，在早上7、8 点吃早饭的时候，他还会突然要求修改内容，以至于我们的同事连早饭都来不及好好吃。
他的太太Judy后来告诉我，他就是这样的人。每当准备一个项目时，他都全情投入，废寝忘食。半夜会突然起床，就为了修改某一页的用词，或添加新的想法，生怕天亮后会忘记。这就是他的工作习惯。虽然这种做事方式给同事带来不少麻烦，但我们也对他由衷敬佩：做学问能做到这种程度！马齐里洛或许不是特别有天赋的学者，但他确实是一位极度勤奋刻苦的人。他用他的态度弥补了天赋的不足。
另外一件事也发生在北京，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由于他摘除了一个肾，需要长期服用抗排斥药。医生建议他每天游泳，这对肾脏的新陈代谢有好处，所以我们特意为他安排了有游泳池的酒店。那天早上，他游泳后上岸时不慎摔倒。他本能地伸手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稳住身体，旁边恰好有一个四方形的大理石柱子。这柱子的表面是由两块石板90度拼接而成，接缝处磨合不好，有毛刺。他的手臂碰到柱子时，被划开一道很长的伤口，几乎深可见骨。我们立即送他去医院，在北京辗转了三家医院才完成手术。我考虑到他还打着夹板，就建议他不要参加后续活动了。但马齐里洛坚持说：「那不行，这是我承诺的事。」他戴着夹板参会，完成了整个流程。
另有一次，我们请他到香港讲学。当时我们跟香港大学的明德学院合作，要开办博雅管理课程，请马齐里洛给他们的教师、教授和管理层做一次交流分享。那是一整天的研讨，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马齐里洛情绪高昂，讲得酣畅淋漓，参与者都收获满满。课程结束后，我陪他走出校园。由于校区建在山坡上，我们边走边下坡，准备到马路边叫出租车。这时他突然说要回去上厕所。我陪他上坡返回，途中闻到异味，才意识到他已经大便失禁。进了厕所，我手忙脚乱地帮他处理污染了的裤子，但因为没有替换的衣物，只能将就着穿上未干透的裤子，将就到回酒店才换洗。事后Judy告诉我，他前一晚就开始腹泻，第二天Judy本不让他出门，但他服药后觉得没大碍，坚持说：「我有承诺，必须去。」可能是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他在一整天活动中都没表现出不适，直到课程结束，人放松下来，才失去控制了。
（六）
我一直希望让马齐里洛能投入部分时间，支援我们在中国的学术和课程发展。
马齐里洛为人谨守制度，凡事都会向院长请示，得到批准后才会为我们工作。这种透明的工作方式使我们之间的合作完全公开，他从不会私下接受额外报酬或绕过学校而行动。有一次学院先是同意后又以利益冲突为由禁止他参与，他也要透过正当程序，找到大学教务长，查证章程中的有关规定，确认并无利益冲突，这才继续与我们合作。直到他从学院荣退，我们才有机会聘请他担任CIAM 的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 Research Institute（MLARI）学术主任。可惜那时他的健康急转直下，不到两年就去世了，许多工作都未能完成。
马齐里洛担任MLARI 学术主任期间，我跟他就德鲁克的学问旨趣、特质以及我们的办学宗旨有过很多深入讨论。有一次，我请他草拟CIAM 和MLARI 的使命宣言。他几乎未加思索就提出，可以使用我在几年前提出的四句话：
倡导博雅管理；抵制极权专制；建设功能社会；实现个人尊严。
这四句话最初不是为了在美国办学而提出的。大约从2015、2016 年起，我一直在思索德鲁克一生学问的宗旨究竟是什么。后来，大陆的几家机构合作，筹办「德鲁克管理奖」评奖活动。主事者提出，是否可以由我草拟一个小册子，简要介绍德鲁克的学说。那本小册子，我写了出来，但自觉并不满意。在小册子的基础上，我提炼出上述四句话，以体现德鲁克管理学与其他管理学说的区别。我把这四句话提交给评奖委员会，并在小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讨论。有些专家认为「极权」一词过于刺目，担心不能见容于中国言论环境。有些专家则觉得这几句话不知所云，更不知它们与德鲁克有何关联。也有教授提出类似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句子取而代之。总之，这四句话在中国大陆可谓和者寥寥。
我忘了什么时候曾跟马齐里洛谈起这四句话的意思。想不到，在草拟CIAM和MLARI的使命宣言时，他首先提起它们。他说，这四句话是一所以传播德鲁克学问为责任的机构最合适的宣言。并且，他主动提出帮我把这四句话的意思翻译成英文：
To advocate 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
To resist totalitarianism and autocracy,
To build a functioning society,
To realize individual dignity.
这四句凝练的英文，就出自马齐里洛之手。后来我又对第一句做了一点补充：
To advocate Managements as a social function and a Liberal Art,
To resist totalitarianism and autocracy,
To build a functioning society,
To realize individual dignity.
这四句话已经成了我们所有机构的「目的宣言」。在共同的「目的」之下，每个机构需要探索各自不同的「使命」。所谓听瑟知音，在对德鲁克学说的理解上，马齐里洛跟我有着共通的感应。我很珍视这份精神友谊。
直到最后那段日子，马齐里洛仍然在为研究和教学操劳，修改课件、解答问题。我和同事们于心不忍，刻意减少给他的工作。Judy 郑重地说：「请你们一如往常，因为约瑟夫热爱工作，需要工作，专注于工作是支撑他忍受病痛的力量。」
我跟马齐里洛相识相交超过20年。这20年间，他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研究德鲁克，讲授德鲁克。我见证了这一全过程，也从他那里受教良多。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什么是好的学风，什么是好的工作态度，什么是诲人不倦。他勤奋，谦逊，温和，有时甚至有点胆小。他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不惮烦难，却不太善于处理学术以外的事情，特别是人际关系。诚如德鲁克所说，马齐里洛太学术了（very academic）。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因学问而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