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网红教授郑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承认“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大家都认为赚钱的、舒适的是好工作，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少点抱怨、少点索取。”以此来劝孩子们“不要太挑剔”。
郑强教授反对“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是把这个命题替换为“找赚钱又舒适的好工作难”。一上来就偷换了概念，就业难指的是找到合适的工作难，这一点要厘清。什么叫合适的工作，我初步总结了三个原则：与大学教育有一定相关度、报酬和工作强度能获得支持有尊严生活、有一定的成长空间。
所谓与大学教育有一定相关度，并非指一定要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而是在大学教育中收获的专业知识和思考方式，能为工作提供助力。大多数毕业生不能从事对口工作，但历史系、哲学系毕业生的知识积累和思辨方式，同样可以应用在媒体运营、组织管理过程中。大学，培养的不是高级技工，而是结合通识和专业的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应该在工作中得到应用。
多年来，总有人指责大学毕业生“脱不下长衫”，问题在于我们通过十多年的教育，告诉孩子们知识改变命运，张雪峰们把志愿填报都做成了产业，这个过程就是在鼓励孩子们穿上长衫，灌了一肚子四书五经。等到毕业，突然告诉他们长衫没用，你学“茴”字的四种写法没用，去卖苦力吧。那试问，我们大学教育的沉没成本由谁来承担，既没有为国家社会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又没有给个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准备。而大学生学的那些知识，还不如职业技术学校更有“用”，在就业市场上反而没有优势。学无法致用，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大学毕业生人生的不公。
郑强教授说毕业生们追求的好工作是“赚钱、舒适”，这是一种误读，谁都知道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无异于痴人说梦。大多数毕业生只是寻求一份工作用来支持尊严生活。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薪酬数字，而是跟当地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有关，让人们有选择权。
有尊严的生活，至少要居者有其屋，哪怕是租住的北面次卧，关起门来可以卸下防备；至少吃饭有选择，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不必点个隆江猪脚饭后就不敢加鸡腿。就像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衡量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看的不是有多少钱，而是看能做什么，有什么选择，是一种可能性的空间。我可以选择群居或独处，可以选择盖浇饭或拉面，可以选择下班后24小时电话待命，也可以选择放松生活不被人打扰，可以选择不断充实自己拓展人脉，也可以选择不被酒桌文化打扰获得独立的空间。
问题在于，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工作，供大学毕业生选择呢？
选择权，就延伸到我谈的第三个原则——成长空间。在现代社会，工作与个体而言，不仅是一份谋生手段，更是通过工作建立社交网络、培养职业技能、获得发展空间，严格来说，职业路径在很长一段生命历程中甚至能定义“我是谁”。就像我是记者出身，职业发展也大致围绕在内容生产和策划的领域。因此，职业选择看的不仅仅是收入，更多是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先干苦的行吗。”郑强教授说道，“富有是劳动来的，是创造来的。”问题恰恰在于，毕业生并不怕吃苦，而怕只吃苦而没有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我并不歧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保洁、流水线工人这些职位，但这类工作大多培养的是熟练度而非职业技能，外卖骑手被算法压缩得利润极低，网约车司机不仅人数饱和，我们这类被裁员的中登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还可能面临自动驾驶的冲击。流水线工人也受到各类自动机器人的挤压，保洁工作已经被各类平台和企业压缩到极低的时薪。水电工、厨师等技术工种，大学生绝对没有职业技术学校的孩子好使。坐办公室的工作嘛，一方面被AI取代，职位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薪酬低到租房都费劲。我想问郑强教授，让孩子们先干苦的，干什么苦的，有多少工作能保证他们的苦能换取未来的富有？
我不解，还请教授指条明路。
孩子们并非好逸恶劳，我们不必妖魔化00后，就像当年60后妖魔化80后为小皇帝一样。大大方方承认大学生就业困境，这个困境，有大学教育设置不合理的原因、有经济环境变化的原因、有技术发展冲击人力市场的原因……想让他们为结构性困境来牺牲，却指责孩子们“太挑剔”，让他们“少点抱怨，少点索取”，老登未免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气质。借用一些评论的说法，郑强教授这个发言，恰恰是在抱怨年轻人，想让年轻人们多吃苦低收益少前途，又恰恰是在向年轻人索取。
享受过改开几十年高速发展红利的中老年人们，少吧唧嘴，少当爹，比啥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