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本人既非攻击型人格，更从未有过暴力倾向，骨子里还是孔乙己“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信奉者。
可是，听到郑强“不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言论时，我竟生出想揍他一顿的冲动。
郑强是在2026年5月福布斯中国经济论坛上，抛出这番惊人之论的。
在他看来，“大学生就业难”是个伪命题，“只是舒服的工作难找而已”。
他谆谆告诫大学生，“刚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少一点抱怨，少一点索取。生活的富有来自劳动。”
这厮曾经靠民粹主义言论，攒起过一些虚名，一旦被公众遗忘的阴影逼近，就慌不择路地抛出疯言疯语，把“语不惊人死不休”刻在脑门上。
也只能用这种怪诞的选择，在公众记忆里抠出点可怜的位置了。
这厮此番的弦外之音，可归结为：大学生不愿意吃苦，只想坐办公室。
大学生择业，有无“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情形？自然是有的。
但依时下的境况，将就业困境简单归咎于年轻人“不愿吃苦”，与其说是“苦口婆心”，不如说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遮蔽了就业市场的系统性问题。
轻描淡写地要求年轻人“先吃苦”，郑强极力回避的现实是，如今的“苦”早已不是他那个年代的“奋斗跳板”。
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突破1270万，求职人数超1500万，而企业校招岗位仅约500万个——每三个年轻人中，就有两个要面临“无岗可投”的窘境。
这数字背后，是投出上百份简历却石沉大海的焦虑，是面试时被HR反复追问“是否接受降薪”的无奈。
此时用“不愿吃苦”来指责他们，无异于在溺水者耳边说，“你咋不自己游上岸”。
作为一个整天跟学生打交道的师者，郑强主张“先干苦的”岗位，难道真的不知这岗位，往往是一条薪资低、保障弱、无成长的“窄胡同”？
应届生平均签约薪资仅5800元，较五年前下降12%，制造业、服务业基层岗位普遍存在社保不全、工作超时、晋升无望等问题。
就此我特地上网，检索到一组较为权威的数据——
外卖骑手，试点城市部分覆盖社保，全国平均低于30%，技能积累仅限路线记忆与体力耐力；
基层文员，无劳动合同者超50%，技能仅限Office操作，易被AI替代；
制造业普工，低线城市普遍未缴社保，无明确晋升路径，多为“干到退休”，技能单一，无认证体系。
“先就业再择业”，很容易在现实中变成“一次择业锁死路径”。
郑强的“少点索取”，说白了就是底层年轻人，没资格惦记什么“生存尊严”，应该老老实实拿尊严换饭吃，至于谁该为这份尊严负责，他半句不提。
年轻人担忧的不是“吃苦”本身，而是“白白吃苦”——当“灵活就业”成为社保真空的代名词，当青春消耗在看不到头的流水线和无休止的加班中，当技能无法提升、身份优势丧失，未来的职业道路大概率只会越走越窄。
这种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却被轻易贴上“眼高手低”的标签，何其荒谬！
郑强的奇谈怪论，本质上是精英阶层的“幸存者偏差”在作祟。
他们凭借时代红利和个人机遇取得成功，便将“个人奋斗”无限放大，却忽略了宏观环境的变迁和结构性的不公。
用个人经验替代系统分析，用道德劝诫回避制度思考的做法，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社会认识撕裂。
当“就业难”被轻描淡写为“追求享受”的心态问题，当年轻人在求职中的挣扎被定义为眼高手低的“矫情”，郑强们的这套“概念化”话语策略，正在悄然消解问题的真实性。
它用一个预设的价值框架，强行定义年轻人的困境，将系统性问题窄化为个体的“心态病”。
在这套叙事下，高校无需反思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企业无需完善薪酬体系和劳动保障，政府也无需加大对就业的政策支持——所有的错，都轻巧地推向年轻人“不够努力”。
真正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公共治理，便在这套话语的掩护下，卸下了本该承担的重量。
我们当然主张年轻人脚踏实地、不怕吃苦、努力进取，但解决就业难题，不能只靠年轻人的“自我调适”。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个体“低头吃苦”，而在于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协同、扩大高质量岗位供给、完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
唯有各方形成合力，打破“低薪、无保障、技能停滞”的固有循环，才能让年轻人的“吃苦”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
真正的精英，尤其是郑强这种顶着“师者”头衔的人，该做的绝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对年轻人高喊“你们该吃苦”，而是先扪心自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
偏有这厮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明是宏观周期、产业结构、教育体制、社会保障共同作用的困局，他硬要将其简化成年轻人“心态不好”的个人问题，甚至用“概念”二字直接解构困境的真实性。
这般“先简化、再消解”的话术游戏，对年轻人何止是不公？
更在于它用道德滤镜，屏蔽现实问题的根源，为系统的沉默与不作为辩护——用道德指责掩盖规则缺位、机制失灵与资源失衡，用个体归因消解社会责任。
真要论起来，揍这厮一顿，都算便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