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库案例：李某某过失致人重伤案
审理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2）粤刑再5号
入库编号：2023-16-1-181-001
关键词：过失致人重伤罪 注意义务 因果关系 过失
裁判要旨：对于客运交通领域因乘客中途跳车发生的过失致人重伤案件，要审慎分析驾驶人员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以及对危害结果被告人是否存在预见可能性或避免可能性。
一、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
2016年7月20日凌晨，乘客邓某某、陈某某搭乘李某某驾驶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二人因质疑车资51元过高而拒绝支付并下车，李某某下车阻拦并报警。随后，二人再次上车并要求送至指定地点，李某某则称将二人送回始发地。行驶过程中，邓某某多次要求停车，李某某未予理睬。当车辆行经江夏牌坊约160米处时，邓某某从右后方车窗跳车，致重伤二级。经查，当时车速约60km/h，跳车地点位于交通信号灯前约5米处的中间车道，属于不能随意停车的实线路段。次日，李某某接到通知后自行到案。
本案历经三级法院审理，一审宣告无罪，二审维持原判，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仍维持无罪裁定。案件的争议焦点集中于三个层面：其一，李某某未及时停车的行为与邓某某跳车重伤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二，李某某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尤其是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其三，在承运关系框架下，如何合理界定驾驶人员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
二、法律分析：因果关系的断裂与预见可能性的阙如 （一）因果关系判断中的介入因素分析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并非单纯的事实链条追溯，而是规范评价下的归责判断。本案的核心在于：被害人邓某某的跳车行为是否构成足以中断因果链条的异常介入因素。
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依社会一般经验法则，足以引起某种结果发生，方能认定因果关系存在。本案中，李某某因车资纠纷未及时停车，这一行为本身通常只会导致乘客继续争吵、投诉、拒付车资甚至事后报警等后果，而不会当然引发乘客从高速行驶车辆中跳车的极端行为。从社会相当性角度观察，正常理性人在遭遇司机未及时停车的情形下，选择跳车是违反基本生活常识和自我保护本能的异常反应。
进一步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分析，李某某的行为并未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乘客拒付合理车资在先，司机未及时停车虽有“斗气”因素，但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且事发于广州市区内，并非偏僻荒野；乘客系两名年轻男子，司机孤身一人且年长，客观上并不存在对邓某某人身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情境下，李某某未停车的行为尚在社会容忍的相当风险范围之内，并未达到刑法需介入评价的危险程度。邓某某自陷风险的选择，属于其对自身法益的自主处分，不能归责于李某某。
日本刑法中的“中断的因果关系”理论亦为此提供了分析工具：当介入因素具有异常性、独立性和压倒性时，原本的因果链条即告中断。邓某某第一次试图跳车已被同行者制止，李某某有理由相信危险得以消除；其后邓某某在未再次开门的情况下直接从车窗跳出，这一行为无论从方式、时机还是动机上均超出正常社会经验所能预见的范围，属于独立的异常介入因素，彻底切断了李某某未停车行为与重伤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
（二）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与注意义务边界
过失犯的成立以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为前提，这是责任主义原则在过失犯领域的具体体现。预见可能性的判断，应当以行为时特定情境下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能力为标准，而非事后诸葛亮式的倒果为因。
本案中，李某某能否预见到邓某某会从车窗跳车？答案应当是否定的。首先，从行为情境分析：邓某某系成年男性，其与同伴陈某某二人同行，人身安全并无现实威胁；跳车意味着从60km/h时速的车辆上坠落，常人能够认识到此举极有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的严重后果。一个理性人在没有面临紧迫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不会选择此种自损行为。李某某作为出租车司机，其日常经验所构建的认知框架中，乘客可能因不满而投诉、拒付、争吵甚至动手，但“跳车”并非合理预期范围内的反应方式。
其次，从动态发展过程观察：邓某某第一次拉开车门欲跳车时，已被陈某某制止拉回。在这一时刻之后，李某某有理由相信危险已经消除——同伴的阻止行为在一般经验上意味着跳车意图的放弃。即便邓某某后续仍有喊叫，李某某也难以预见其会再次实施更为极端的从车窗跳出的行为。要求驾驶人员在短短十秒左右（根据车速与距离推算）的反应时间内，对已经中止的危险突然以更极端方式再现保持预见，显然超出了合理注意义务的边界。
再次，从注意义务的规范目的分析，刑法要求出租车司机对乘客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其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司机主动实施危险行为或因严重疏忽将乘客置于现实危险境地。本案中，李某某未及时停车的行为固然不当，但其规范违反的程度尚未达到刑法需干预的门槛。正如再审裁定所指出的，不能片面强调司机对乘客的义务而忽视了乘客亦负有支付车资的义务。李某某的行为本质上是未能在私力救济与承运义务之间作出最佳平衡的民事或行政不当行为，而非刑法意义上的过失行为。
（三）被害人自陷风险与刑法上的责任分配
本案还涉及被害人自陷风险的法理问题。刑法理论区分“自己负责的自陷风险”与“他人支配的自陷风险”，前者中被害人对危险的发生具有自主决定权，损害结果应主要由被害人自行承担；后者中被害人的危险行为受到他人支配或强制，责任归属于支配者。本案显然属于前者：邓某某的跳车决定是在人身安全未受威胁的情况下自主作出的，李某某并未实施任何威胁、胁迫或暗示跳车的言行。被害人因车资纠纷产生不满情绪，继而自行选择极端方式表达抗议或逃离现场，这一风险决定应由其自身负责。
从责任分配的经济分析视角审视，将跳车致伤的结果归责于司机，将产生不良的制度激励效果：驾驶员为避免承担刑事责任，可能在任何乘客发出停车要求时立即停车，即便处于高速公路、隧道等更危险的地段，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公共安全风险。明确被害人异常自陷风险行为的责任自负原则，有助于引导理性行为，符合刑法作为最后手段的谦抑性品格。
三、辩护思路总结与裁判要旨的启示 （一）辩护律师应如何构建无罪辩护策略
在处理因乘客跳车致伤引发的过失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围绕过失犯的构成要件，从因果关系断裂、预见可能性阙失、被害人自陷风险等核心维度展开系统性的无罪辩护。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着力切割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 辩护律师应当首先论证，被告人的行为（如未及时停车）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足以导致被害人跳车重伤的后果。为此，需要向法庭充分呈现以下要素：被害人跳车行为的极端异常性——正常理性人在未面临紧迫人身威胁时，不会选择从高速行驶的车辆上跳下；跳车方式的反常性——被害人并非在车辆低速或静止状态下开门下车，而是从车窗跳出，这一方式本身即表明其行为的非理性和不可预见性；以及介入因素的独立性——被害人第一次试图跳车已被同伴制止，其后再次实施的跳车行为已超出被告人合理预期的范围。辩护律师应当援引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和中断因果关系理论，主张被害人的自主异常行为已构成独立的介入因素，彻底切断了被告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
第二，从根本上否定过失的成立，重点击破“预见可能性”。 过失犯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辩护律师应当围绕“一般理性人标准”展开论证：在案发时的具体情境下，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能否预见到乘客会采取跳车这一极端自损行为？为此，可以着重呈现以下事实：被害人系成年男性，与其同伴二人同行，人身安全未受任何现实威胁；跳车将极大概率导致重伤或死亡，正常人不会主动选择；被告人此前与被害人之间仅为车资纠纷，即便存在“斗气”行为，也远未达到足以引发跳车反应的程度。辩护律师还应强调，被害人第一次试图跳车被制止后，被告人有合理理由认为危险已经消除，在此之后再要求其对第二次、更为隐蔽的跳车行为保持预见，超出了合理注意义务的边界。此外，可以结合车速、时间、距离等客观数据（本案中约十秒的反应时间），论证被告人客观上缺乏充分反应和避免结果的可能性。
第三，充分运用被害人自陷风险理论，将被追责的重心转移至被害人自身。 辩护律师应当向法庭阐明，被害人邓某某的跳车决定是在人身安全未受威胁、意志自由未受压制的情况下作出的自主选择。根据刑法理论中的“自陷风险”原则，当被害人明知某一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却仍然自愿实施时，由此产生的损害后果应当主要由被害人自行承担。本案中，被害人并非因被告人的胁迫、威胁或欺骗而陷入危险境地，而是因车资纠纷产生不满情绪，继而主动选择了从车窗跳车这一极端方式。辩护律师应当明确指出，被告人的行为（未及时停车）与被害人的自主危险行为之间不存在规范上的归责关联，法律不能要求被告人为被害人非理性的自损行为承担责任。
第四，严格区分民事/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防止结果归责的泛化。 在类似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警惕控方或被害人一方以损害结果的严重性（如重伤、死亡）反向推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此，辩护律师需要清晰地向法庭表明：被告人的行为或许在民事上构成违约（违反承运合同中的安全送达义务），或者在行政上构成违规（如未按乘客要求停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当然符合刑法过失犯的构成要件。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只有在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且行为人对该风险的实现具有主观可归责性时，才能动用刑罚。辩护律师应当引导法庭对民事/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进行严格区分，避免因同情被害人而降低过失犯的认定门槛。
第五，善于利用证据细节和科学推算强化辩护论点。 在本案中，辩护律师可以充分利用车速（约60km/h）、跳车地点与江夏牌坊的距离（160米）、红绿灯位置、行车时间等客观数据，向法庭呈现被告人反应时间的短暂性（约十秒），从而论证被告人缺乏避免结果的可能性。同时，应重点关注证据中关于“车门开关声音”的描述：被害人第一次试图跳车时拉开车门有声音，被制止后二次跳车是从车窗跳出，没有车门开关声。这一细节差异对于证明被告人难以觉察第二次危险行为具有关键意义。辩护律师应当在法庭上提请合议庭注意，不能以事后查明的完整事实替代行为人行为时的有限认知。
（二）裁判要旨的规范启示
本案入库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对于客运交通领域因乘客中途跳车发生的过失致人重伤案件，要审慎分析驾驶人员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以及对危害结果被告人是否存在预见可能性或避免可能性。”这一要旨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其一，重申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规范性与独立性。在介入被害人自身行为的案件中，不能简单适用“若无行为则无结果”的条件公式，而必须对介入因素的异常性进行实质判断。当被害人选择以严重违背生活常理的方式自陷风险时，该介入行为足以中断因果链条。
其二，明确了过失犯预见可能性的判断基准。预见可能性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而应置于具体行为情境中，以社会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能力为标准。乘客从高速行驶车辆中跳车，属于违反基本自我保护本能的异常行为，不能要求司机对此负有预见义务。
其三，体现了刑法在运输合同纠纷领域的谦抑立场。并非所有承运过程中的损害结果都应归责于驾驶员，刑法不应过度介入因民事争议引发的意外事件。这一立场对于统一类似案件（如乘客在车辆行驶中强行开门、抢夺方向盘等极端行为引发损害的归责判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四，提示司法实践注意“结果责任”的误区。本案中被害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固然令人痛心，但刑法责任的认定必须坚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能以结果严重性反向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与过失的成立。
综上，李某某案为过失致人重伤罪中被害人异常介入行为的归责判断提供了清晰的裁判逻辑：因果关系的成立须以行为通常足以引起结果为前提，过失的成立须以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现实预见可能性为要件。在被害人自主选择极端危险行为导致损害的情形下，刑法不应轻易将责任转嫁给虽有不当前行为但并未制造法所不容许风险的驾驶人员。这一裁判立场，既是对刑法基本原理的恪守，也是对公民行为自由与合理预期的尊重。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本案提供了一套成熟、系统的无罪辩护范式：在因果关系层面切割中断，在过失层面否定预见可能性，在责任分配层面引入被害人自陷风险，在法理层面区分民事与刑事责任，从而有效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游涛，资深法律工作者，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