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的清晨，皖东大地桂子山，新四军13团已经在山间潜伏多时。
团长饶守坤举着望远镜，目光锐利地盯着山道尽头，根据情报，日伪军不过百余人，这将是一场干净利落的伏击。
可开火之后，枪声响起不过数分钟，饶守坤的脸色却陡然一沉，低声却急促地吐出一句：“不好，情报有误！”
饶守坤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情报有误？这场伏击最终结果如何？
1943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盘踞各处据点，明面上兵力收缩，暗地里却频频组织小股部队“下乡扫荡”。
饶守坤在团部接到内线送来的情报，盘踞在八百桥据点的日军一个小队，外加两支伪军中队，共计百余人，将在次日清晨出动，借“征粮”为名，向四合墩一带扑来。
情报来源可靠，潜伏多年，从未失手，饶守坤反复确认后，当即判断，这是一次不可错过的战机。
当夜，团部灯火通明，地图摊在木桌上，几名营连干部围拢在旁，饶守坤用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圈，点在桂子山的位置。
那是一片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带，山势不高，却三面环绕着狭窄山道，是敌人由据点通往乡村的必经之路。
山路弯曲，两侧杂木丛生，视野受限，一旦进入山口，前后难以呼应，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次日拂晓，13团便悄然出发，桂子山很快被他们占据。
一营埋伏在山口左侧的高地，负责主攻；二营潜伏在右侧山坡，准备侧击；三营则拉开距离，封锁后路，确保敌人一旦入瓮，便无处可逃。
轻机枪被架在隐蔽处，枪口用草叶遮掩；手榴弹整齐码放在壕沟里，只待一声令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久之后，山道尽头果然出现了晃动的人影，队伍拖着长长一列，夹杂着伪军的灰色军装，步履松散却警惕地前行。
为首的几人不时张望，显然对侦察小队的骚扰心有不甘，想要追击立功，他们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早已张开的口袋。
当敌人主力全部进入山谷中央时，饶守坤缓缓举起手枪：“打！”
一声枪响，划破山谷，紧接着，机枪怒吼，步枪齐鸣，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
山谷里硝烟翻滚，敌人猝不及防，前排数人当场倒下，伪军惊慌失措，四散寻找掩体，却发现两侧山坡早已火力交叉。
刚想后退，后路又被封死，只能在山道上乱作一团，一营的战士们压低身形，边射击边前推；二营从侧翼突击，枪声连成一片。
短短几分钟，新四军便占据了绝对主动，从部署到开火，一切都按照预定计划展开。
敌人正如情报所示，被牢牢困在伏击圈内，此时此刻，无论是营连干部，还是普通战士，都相信，这将是一场干净利落的胜仗。
可就在这看似顺风顺水的局面里，饶守坤的心却突然往下一沉。
他站在山腰一块凸起的岩石后，举着望远镜，目光并没有盯着眼前倒下的敌人，而是在烟雾与人影之间快速扫动。
他听着枪声，脸色一点点变得凝重，不对，按情报所说，敌军不过百余人，一个连左右的规模。
这样的兵力，火力密度是有数的，步枪声应该稀疏而凌乱，机枪声顶多两三挺轻机枪交替响起。
可现在，山谷里回荡的枪声却明显更密、更重，像是被压缩在狭窄空间里的铁锤，一下一下敲击着耳膜。
“哒哒哒。”一阵沉闷而持续的机枪声突然压过了其他杂音，那不是轻机枪。
那种声音低沉、连续、节奏稳定，带着一种压迫感，饶守坤的眉头猛地一皱，那是马克沁重机枪的声音。
一个连规模的日伪军，按常理不会配备重机枪，尤其是伪军，更不可能带这种重火力，眼前的枪声却分明告诉他，山谷里的敌人火力远超预期。
饶守坤没有急着下结论，他压低身子，换了一个角度，从望远镜里继续观察。
山谷前段的敌人仍在混乱中，可在后方烟雾较薄的地带，他忽然捕捉到几抹异样的光点。
那是钢盔反射出的光，伪军多半戴布帽，日军小队规模也有限，而此刻后方那几列人影，队形紧凑，动作沉稳，明显不同于前面慌乱的队伍。
他们没有急于反击，而是迅速散开，占据掩体，火力点布置得极有章法，那不是被打懵的散兵，那是训练有素的主力部队。
饶守坤脑海里迅速计算：如果情报准确，前方应是日军小队加伪军中队，总数不过百余。
可现在仅从火力判断，就已远远超过这个规模，再加上后方那几队戴钢盔的士兵，很可能还隐藏着更大规模的兵力。
或许他们早已得知我军动向，故意以小股部队为饵，引诱新四军伏击；或许他们在抢粮之外另有图谋。
但无论哪种可能，都意味着一个事实，13团正面对的，不是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而是一支有备而来的主力。
一旦敌人后续兵力全面展开，重机枪与迫击炮火力齐出，山谷将变成封闭的火炉，而他们，则会被困在炉膛中央。
他放下望远镜，深吸了一口气：“坏了，情报有误！”
就在枪声最密、战士们杀红了眼的那一刻，饶守坤突然从山腰压低身子，转头对身边的通信员厉声下令：“撤！”
通信员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山谷里我军火力正盛，敌人前队已被打散，怎么看都不像是要撤退的时候。
“传令各营，停止追击，改伏击为突围！二营留下断后，其余部队立即向西南方向转移！”
副团长陈宗胜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却难掩焦急：“团长，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敌人已经被压住了！情报说只有一个连，我们兵力占优，这时候撤，不是前功尽弃吗？”
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伏击战最忌半途而废，一旦改攻为撤，士气容易动摇，队形容易混乱。
更重要的是，没有新情报，没有电报，没有侦察报告，没有旅部指示，饶守坤的判断，完全来自他个人对枪声与战局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纸面上是无法交代的。
饶守坤目光坚定，语气沉稳：“敌人兵力远超情报，后面还有主力，现在不走，等他们火力展开，就走不了了，按命令执行！出了问题，我一人承担。”
战场上，没有时间开辩论会，陈宗胜看着团长那双冷静却急促的眼睛，咬牙转身，向各营传达指示：“执行命令！”
短短几分钟内，原本压向山谷中央的部队迅速收拢阵线，火力由进攻改为掩护。
二营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犹豫，主动向前推进，占据有利位置，掩护其余部队转移。
战士们一边射击，一边按预定方向撤出阵地，机枪手轮番压制，掷弹手在关键路口丢出手榴弹制造烟雾与爆炸声，扰乱敌军判断。
但就在我军阵型刚刚拉开的一瞬间，山谷后方忽然传来一阵更为沉重的轰鸣。
那几挺之前若隐若现的重机枪此刻彻底展开，子弹像暴雨一样泼洒下来，打得岩石碎裂，树皮飞溅。
原本还在混乱中的敌人队伍迅速调整阵型，火力点开始有节奏地交叉压制。紧接着，一声闷响从远处传来。
“轰！”第一发炮弹在山坡上炸开，泥土与碎石腾空而起，气浪将几名战士掀翻在地。
迫击炮，陈宗胜的脸色瞬间发白，情报中的“一个连”，绝不可能配备迫击炮。
可此刻，炮弹接连落下，敌人的重火力完全亮相，毫不掩饰地倾泻而出。
若刚才继续压上去，此时我军主力正集中在山谷中央，那几发炮弹足以将阵型炸得七零八落，狭窄地形一旦被火力封锁，想撤都撤不出来。
山谷里火光四起，敌人显然意识到我军在撤离，开始疯狂追击，可此时13团的主力已拉开距离，沿着山林向预定方向转移。
二营的战士们在断后阵地上咬牙坚守，交替掩护，边打边退，远处的炮声仍在轰鸣，可13团主力已脱离最危险的地带，向安全区域转移。
当夜色彻底笼罩山林，13团终于在一处隐蔽山坳里重新集结，突围成功，意味着命保住了，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今天这仗，绝不简单。
饶守坤没有立刻休息，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摊开地图，反复回想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
枪声的密度、重机枪的节奏、迫击炮落点的精准、敌后主力队形的稳健，这一切，都不像临时拼凑出来的阵势。
如果说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敌人兵力不该如此充足；如果情报失误，又为何敌军行军路线与时间分毫不差？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有人提前泄露了我军的动向，想到这里，饶守坤的神色沉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团部便展开内部复盘，参与制定伏击计划的干部逐一回忆部署细节，传递情报的路径也被层层梳理。
情报来源可靠，这一点毋庸置疑，可伏击地点、时间、兵力布置，却在短时间内被敌人精准掌握，否则他们不会故意以小股部队为前锋，将主力压在后方，摆出反包围的架势。
线索很快指向一个人，村里的伪保长，这个人平日里对新四军态度恭顺，主动提供粮草，逢人便表忠心，说自己“痛改前非”。
正因如此，部队在行动前并未刻意避开他，可仔细回想，伏击前夕，他曾频繁出入村外，说是“处理乡务”，行踪颇为可疑。
更关键的是，敌军反应之迅速，仿佛提前埋伏，若非有人暗中通风报信，日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调动一个中队的主力，配齐重机枪与迫击炮，还准确判断出伏击点。
调查人员很快查明，那伪保长在敌据点尚有旧识，得知我军掌握日伪军出动情报后，他暗中派人递信，将伏击计划大致透露给日军。
他想借日军之手除掉新四军，换取重新“风光”的日子，等敌人剿灭我军，他便可继续在村中作威作福，甚至得到日军赏识。
日军得到情报后，立刻将计就计，他们没有取消原定的“抢粮”行动，而是故意让那支百余人的队伍按计划出发，引诱新四军埋伏。
真正的主力中队，则悄然跟在后方，携带重机枪和迫击炮，只待我军火力暴露后，便实施反包围。
若饶守坤没有在枪声里听出破绽，等敌军重火力完全展开，桂子山便会成为13团的葬身之地。
伪保长很快被控制，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他辩解再多也无用，处理结果很快公布，这个潜伏在村中的祸根，被依法严惩。
桂子山的那场伏击，没有留下辉煌的歼敌数字，却留下了一堂生死课。
在枪声与炮火之间，在信任与背叛之间，一名指挥员的判断，决定了一个团的命运。
而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新四军13团，也因那一声果断的“撤”，变得更加沉稳，更加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