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一架编号"222"的军用专机在南京郊外的山沟里摔成了碎片，机上坐着的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情报头子戴笠。
官方很快给出了结论：天气不好，飞行员操作有误。这事就这么定了，没人再追究。
可几十年后，当年那个被临时换下来、因此捡了一条命的飞行员赵新却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话——飞机本身没有任何毛病，坠机的真正原因，在当时根本不允许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亲历者憋了这么多年才敢开口？
1946年3月17日一大早，青岛机场跑道边上停着一架DC-47专机，机身上喷着醒目的编号"222"。这架飞机是戴笠的座驾，当天的任务是送他飞往南京。
负责执飞的飞行员赵新已经完成了所有起飞前的例行检查，包括发动机状态、油量、仪表读数、通信设备，每一项都仔细核对过，签字确认飞机一切正常，随时可以起飞。
赵新不是普通飞行员，他是黄埔军校出身，后来又被送到美国接受过系统的飞行训练，尤其擅长仪表飞行——也就是在能见度极低的恶劣天气条件下，完全依靠仪表来操控飞机。
这种能力在当时的中国空军里算得上稀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被指定为戴笠的专机飞行员。
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赵新坐在驾驶舱里等着起飞指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辆吉普车突然开到了飞机旁边，车上下来的人传达了一个命令：赵新不用飞了，换人。顶替他的是另一个飞行员，叫张远仁。
赵新后来在回忆中提到，张远仁并不是通过正常的调度程序上的飞机。这个人走了一条"捷径"——他给自己的上级塞了好处，目的很简单，借着这趟飞行任务顺路去上海办私事。
在当时的军统体系内部，这种靠关系、靠打点来抢飞行任务的事情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赵新虽然心里不痛快，但命令就是命令，他只能从驾驶舱里下来，眼看着张远仁带着副驾驶冯俊忠爬上了飞机。
这个临时换人的决定，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张远仁和冯俊忠都没有接受过美式系统训练，更关键的是，他们不具备仪表飞行的能力。
仪表飞行和目视飞行完全是两回事。天气好的时候，飞行员可以看着地面参照物来判断方向和高度，问题不大。
一旦遇上浓云大雾、暴风雨这样的极端情况，眼睛完全派不上用场，只能依靠座舱里那几块仪表盘来判断飞机的姿态、速度和高度。
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在这种条件下很容易出现空间迷失，就是分不清上下左右，甚至以为飞机在爬升实际上却在俯冲。
赵新作为专业人员，对这两个替换者的能力水平是心里有数的。
要理解这场坠机事件为什么会疑点重重，就得先说说戴笠这个人在当时是什么样的存在。
戴笠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情报头子，从1930年代开始就替蒋介石干最隐秘、最见不得光的活。
抗战期间，他把军统局发展成了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庞大情报网络，从敌后谍报、反间谍到暗杀锄奸，几乎无所不包。
军统的触角伸到了军队、政府、警察、交通、邮电等各个系统，戴笠本人也因此积累了巨大的权势。有人说他是蒋介石的一把刀，刀锋所指，没人敢挡。这话不算太夸张。
权力大到一定程度，危险也就跟着来了。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胜利者"的狂躁气息，高层和中层大面积贪腐，接收沦陷区变成了抢地盘、捞好处的盛宴。
戴笠在这个过程中一边执行肃清汉奸的任务，一边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各方利益。
那些被他打击的人、被他抓住把柄的人、以及那些在权力斗争中站在他对面的人，都巴不得他出事。
更让他处境微妙的是，他手里掌握着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高层的大量秘密——谁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谁和谁有什么不正当的交易，这些情报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但同时也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刀。知道得太多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危险的。
戴笠自己也不是没有感觉。他的行踪向来极度保密，出行路线经常临时更改，住处也是不断变换。
身边的人回忆说，他晚年的状态越来越紧绷，似乎一直在提防着什么。一个掌控着全国最庞大情报机构的人，自己却活得像被人追杀一样小心翼翼，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1946年初的政治局势对他越来越不利，国民党内部已经有不少人在酝酿削减军统的权力，甚至有人公开要求裁撤这个机构。
戴笠的处境，可以说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他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频繁出差、四处奔走，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布局。
飞机从青岛起飞后，原定的航线是先经北平、天津，再转飞南京，最后到上海。
飞行途中，因为上海方面传来暴雨的气象报告，航线被临时改为直飞南京。这个改动本身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关键在于南京上空的天气同样恶劣。
当飞机进入南京空域的时候，遭遇了厚厚的云层和强气流，能见度极低。
这个时候，仪表飞行能力就变成了生死线。张远仁和冯俊忠显然跨不过这条线。飞机在恶劣天气中失去了正确的飞行姿态，最终一头撞进了岱山脚下一个叫困雨沟的山谷里。
现场的情形相当蹊跷。机身和机翼被大火烧成了一片焦黑，但飞机尾部却几乎完好无损，上面的编号"222"清清楚楚。
在残骸里，搜救人员发现了一把龙泉宝剑和一些金条。龙泉宝剑是戴笠随身携带的物品，金条的来源和用途则没有任何公开的说明。
这些细节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渠道对此做出过解释。
蒋介石在得知戴笠坠机身亡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派出了两个人来处理善后——毛人凤和沈醉。
这两个人都是蒋介石的绝对亲信，他们到了之后迅速对外发布了官方定论：事故原因是天气恶劣加上飞行员操作不当。
这个结论出来得太快了，快到不正常。蒋介石的另一个亲信胡宗南就明确表示不相信这个说法。
胡宗南亲自找到毛人凤当面质问，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毛人凤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回答，态度暧昧。
胡宗南不甘心，提出要亲自去坠机现场查看，这个请求被上级直接否决了。一个和戴笠关系密切的高级将领，想去看看自己老朋友出事的现场都不被允许，这本身就不对劲。
从各种迹象来看，蒋介石压下这件事的动机并不复杂。如果深入调查下去，必然会牵出军统内部行贿换飞行员的丑闻，进而暴露出整个情报系统的腐败状况。
在国共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敏感时刻，这种自揭家丑的事情对蒋介石来说完全不可接受。维护政权的体面，远比一个死人的真相重要得多。
后来的知情人士衣复恩在自己的回忆中提到过一个细节：当他听说执飞戴笠专机的是张远仁和冯俊忠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就凉了。
他太清楚这两个人的飞行水平了，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应付复杂天气条件下的飞行任务。
这段回忆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在当时的军统圈子里，张远仁能力不足是公开的秘密，但这种事没有人去管，也没有人敢管。
腐败已经深入到了这个体系的骨头里。一个人靠行贿就能拿到护送情报首脑的飞行任务，这种荒唐事放在任何一个正常运转的组织里都不可能发生，但在1946年的军统，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