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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使得吴越国再度成为诸多历史爱好者热议的话题。那么，崛起于杭州的钱氏为何要将国号定为“吴越”？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或许要从一个在《太平年》中只是偶尔出现在台词里的角色说起——钱弘俶口中的“六伯父”钱元璙。
钱元璙与苏州的不解之缘
钱元璙出生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此时经历了黄巢起义的唐王朝风雨飘摇，中枢政局动荡、各地藩镇割据加剧，彼此攻讦不断。浙江方面，曾为黄巢部将的“镇东军（义胜军）节度使”刘汉宏与“杭州刺史”董昌恶战连场，最终在这一年被董昌的部将钱镠擒杀。
刘汉宏的败亡，令董昌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为了更好地控制这片新地盘，董昌自称“知浙东军府事”，移镇越州（今绍兴），而将杭州让给了钱镠。
对于少时贩私盐为生的钱镠而言，能够成为一州之长，似乎已是“人生天花板”。因此他为这一年出生的第六子取名：元（传）璙，其中这个“璙”字，取自《诗经·小雅》，意为“大夫刀鞘上的宝玉”。
在钱元璙出生的这一年，领有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湖、杭十州的“镇海军节度使”周宝遭遇兵变，狼狈出逃。钱镠趁势出兵北上，一度收复了叛军控制的润州（今镇江）、常州等城市。
觊觎这些地盘的并非只有钱镠一家，庐江刺史杨行密此时也夺下了“镇海军”下属的宣州（今宣城），并以之为据点，又迅速攻占了润、常二州。此时钱镠忌惮身后的董昌，不敢与杨行密全力交战，只能以苏州为要塞，暂时采取守势。
钱镠与杨行密为了争夺苏州的归属权，陆陆续续打了七八年。唐昭宗乾宁四年（897），钱镠彻底击败董昌，才终于腾出手来专心对付杨行密。但杨行密在这段时间同样大肆扩张，其地盘已然囊括了“淮南、江东诸州”。钱镠趁着杨行密在寿州抵御朱温南下之际，在苏州城外击败了杨行密的部将。杨行密便还以颜色，派兵直驱杭州城下，并俘虏了钱镠的心腹大将顾全武。
有趣的是，杨行密不仅没有趁势攻取杭州，甚至在数月之后便以交换俘虏的名义将顾全武放归。而当杭州城内发生兵变，钱镠本人一度被困在城内时，杨行密更是接受了钱镠的求援。不过作为交换，杨行密要求钱镠遣子为质。当时，钱镠的长子钱元琏、次子钱元玑皆已早夭，三子钱元瑛在杭州协助父亲守城，四子钱元璲、五子钱元懿皆非嫡出，能够满足条件的仅有六子钱元璙。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年仅十五岁的钱元璙扮作顾全武的仆人，历经波折，终于抵达广陵（今扬州）。他在面见杨行密时，当面“指陈逆顺之理”，其胆色、见识令杨行密动容。杨行密甚至发出了“生子当如钱郎”的感叹，不仅没有将其扣下，反而将女儿许配给了钱元璙。
天祐元年（904），在广陵短暂居住后的钱元璙带着妻子返回杭州。此番表现令他在钱镠诸子中脱颖而出，此后几年里，钱元璙跟随父亲东征西讨，最终于后梁乾化三年（913）被任命为苏州刺史。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钱镠的官职虽然是镇东、镇海两镇节度使，但控制的仅有镇海军下属的杭、苏、湖、睦四州和镇东节度使下属的越、明、台、温、处、婺、睦七州。换言之，传统上代表“越”的浙江大体算是完整，但代表“吴”的江苏却仅有苏州一隅。或许正是秉承着“缺什么便越是要展现什么”的观念，钱镠特别强调自身对吴地的控制权。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坐镇苏州的钱元璙也被视为钱氏家族未来继承人的热门人选。
钱元璙为何未能继任吴越国主
龙德三年（923），钱镠正式被册封为“吴越国王”。但一代雄主李存勖对钱氏的分化也在同步进行。次年，后唐朝廷便单方面将苏州升置为“中吴军”，并册封钱元璙为“中吴军节度使”。而年轻气盛的钱元璙并没有发现问题所在，竟越过其父直接向后唐朝廷进贡，父子之间由此产生嫌隙。同年，钱镠在嘉兴设置开元府，嘉兴从此自苏州分离出去，领嘉兴、海盐、华亭三县，目的是防止钱元璙的权力过大。
除了与朝廷单独接触引发父亲的猜忌之外，钱元璙岳父杨行密的过早离世，对他的政治前途也是极大的打击。五代时期，翁婿关系往往也是藩镇节帅拉拢年轻俊杰的手段。如果杨行密多活几年，也会加大对钱元璙的支持力度。
正是在这种亲爹猜忌、岳父早死的窘迫境遇之下，钱元璙在吴越钱氏中的政治地位被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钱镠第七子钱元瓘却凭借着军功悄然崛起。后唐天成三年（928），年事已高的钱镠正式册立继承人，他对诸子表示：“各言尔功，功多者即立王子。”最终，得到了十五弟钱元璟等人一致推举的钱元瓘胜出，成为吴越国的继承人，而曾经拯救过钱氏政权的钱元璙却意外落选。
对于这个结果，钱元璙是否想过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史料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钱元瓘继承镇海、镇东节度使之后，钱元璙便常驻苏州，很少再回杭州。钱元璙自苏州入觐时，钱元瓘待以“家人礼”，亲自“奉觞为寿”，道：“这王位本应是兄长的，小弟居之，都是兄长所赐。”
钱元瓘摆出如此低的政治姿态，身为兄长的钱元璙也只能俯伏在地，表示：“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择贤而立。君臣之位早定，臣惟知恭顺而已。”尽管这场兄弟见面以“相顾感泣”告终，但钱元璙此后也没有选择进入吴越国的政治中枢，而是全力投入对苏州的经营。
表面上的兄友弟恭之外，苏州的版图划分也成了兄弟两人的角力场。后唐长兴三年（932）钱元瓘继位后，立即罢开元府，将嘉兴、华亭、海盐依然划归中吴军管辖，显然是安抚钱元璙的举措，有兄弟共享富贵的意思。但是当钱元瓘大位坐稳后，他又毫不客气地将嘉兴、华亭、海盐三县划出，另置秀州。
钱元璙、钱文奉的父子传承
后晋天福元年（936），后唐为后晋所取代。中原虽然再度易主，但中央朝廷对钱氏政权的分化战略却是一致的。天福三年（938），后晋政权进拜钱元璙为太傅，三年后封其为彭城郡王。天福七年（942），后晋又想进封钱元璙为广陵郡王，但封王诏书尚未下达，钱元璙便已于苏州病逝，于是“悬旨于柩前”，以广陵郡王为其追封。
晚年的钱元璙不难读懂中原朝廷对自己一再加封背后的政治用意，他之所以却之不恭，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子孙铺路。而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其所料，由于得到了朝廷的背书，钱元瓘及其继任者不敢在苏州刺史的问题上多做文章，只能任由钱元璙次子钱文奉承袭父职。
据说钱文奉自幼便聪明过人，习书史，爱弓马，精骑射，能上马运槊，以武艺高超闻名。他治军有方、礼贤下士，颇有儒将之风，子承父业后，苏州虽然地处吴越对抗南唐政权的第一线，却始终未经历大规模的战事，其施政成绩可见一斑。
除了在军事方面能够保境安民之外，钱文奉还极重文化。苏州历来人才辈出，北宋时以两浙之境论，苏州人才最多，这离不开钱元璙、钱文奉的努力。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云：钱元璙父子“皆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府于苏。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这四人是同僚，同为中吴军节度推官。
推官的身份，近似秘书。但这四位“秘书”的后人，都是北宋赫赫有名的人物：丁守节之孙丁谓，贵为丞相；陈赞明之孙陈子奇，官至太子中台，被称为“吴下三贤人”之一；范梦龄的曾孙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谢崇礼之子谢涛，官至太子宾客，是东宫官属。
钱元璙、钱文奉父子留给苏州的遗产还有园林。《吴郡图经续记》记载钱元璙“好治林圃”“酾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名品甚多，比及积岁，皆为合抱”。
当时的苏州城在战事之后人口稀少，且大多集中在城西北，城南是空旷野地。钱元璙上任后在城南动工兴建南园，其占地面积在苏州园林史上居于城内园林前列，花木亭台盛甲一时。
钱文奉也是一位狂热的园林建造者，他在苏州扩筑南园、建造东墅（又名东庄），均为吴中名胜，泽被后世。《吴郡志》卷十四载东圃为“钱文奉为衙内指挥使时所创营之。三十年间，极园池之赏”。衙内指挥使是节度使府衙内之牙将，统率最亲近的卫兵，一般为节度使子弟甚至节度使继任者。可见东圃是钱元璙尚在世时，钱文奉所建的个人私家园林。此外，钱元璙之子钱文恽在雍熙寺西筑有金谷园，园内“高岗清池，乔松寿桧”，掘池筑台，植树莳花，成为一时胜境。
钱氏遗产对后世苏州的影响
钱弘俶纳土归宋后，钱氏家族营造的园林先后荒废。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任苏州知州。他重视教育，奏请创办庙学一体的府学，定址于原钱元璙南园之中。对此，北宋苏州籍学者朱长文在其《乐圃余稿》一书中写道：“苏学昔有十题……南园者，钱元璙之所作也。钱侯好治园林，筑山浚池，植异花木充其中。未久，归于国朝，百年承平之间，万物畅茂，遂得其桓生。厥后割南园之巽隅以为学舍，遗址余木迄今犹有存者。”
政和年间（1111-1118），平江（今苏州）人朱勔受命到两浙地区搜罗奇珍进献宋徽宗，用以建造艮岳，史称“花石纲”。南园也没有逃过此劫，园中奇石珍木被朱勔运走进奉给了朝廷。《姑苏志》载：“南园昔甚广袤，异木奇石多为朱勔取进，独一松盘根，大不可移而止。今府学后一方之地，皆故园也。犹有清流重阜，可以仿佛当时之胜。”数百年后，南园已经烟消云散，唯有在苏州中学和文庙，即范仲淹所建古府学，还能约略窥见钱氏南园昔日繁华。
与南园命运相近的还有东圃，北宋年间已经沦落为普通百姓的住宅。元末明初，吴孟融在遗址上进行修整，复名东庄。其子吴宽状元及第后，来游访者益多，且赋诗题咏，东庄之名益显。明代画家沈周有《东庄图册》，正是描绘其老师吴宽的东庄。《姑苏志》卷三十二有《东庄记》：“苏之地多水，葑门之内，吴翁之东庄在焉……由橙桥而入，则为稻畦，折而南，为桑园，又西为果园，又南为菜园，又东为振衣台，又南西为折桂桥……”可惜这处园林至清代，又荒废殆尽，此地被称为“天赐庄”，遗址在今苏州大学本部。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枢密院编修朱长文的祖母买下钱文恽金谷园。朱长文之父光禄卿朱公倬在金谷园遗址的基础上向西修葺增建，面积约三十亩，人称“朱光禄园”。朱长文又进一步营建，辟有乐圃、邃经堂、琴台、墨池、鱼溪、见山冈等景，恢复了“高冈清池，乔松寿桧”的园貌，取孔子“乐天知命”之意，起名为乐圃，成为名胜。
其后历经多次变迁，南宋为学道书院、兵备道署，元代张适在此筑乐圃林馆。至嘉庆十二年（1807），叠山造园名家戈裕良重修园林，该园因其假山气势纵横而声名远扬。道光二十九年（1849）工部郎中汪藻、汪坤购得此园后重修园林东部，改称“环秀山庄”，留存至今。
除钱元璙父子三园之外，钱氏家族在苏州尚建有其他园林。如钱弘俶的妻弟孙承祐建有“池馆”，便是北宋沧浪亭的前身。《吴郡志》卷十四载：“沧浪亭，在郡学之南，积水弥数十亩，傍有小山，高下曲折，与水相萦带。”《石林诗话》以为“钱氏时广陵王元璙池馆，或云其近戚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所作。既积土为山，因以潴水。庆历间，苏舜卿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沧浪’”。
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自述：“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祐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由此可见，孙承祐池馆在北宋早期已成为弃地，但山水萦绕的园林格局尚存，于是改建为沧浪亭，并经多次兴废，留存至今。
唐末五代北方虽然扰攘，吴越国却长期安靖。在吴越王钱氏家族经营苏州期间，苏州园林的营建迎来了又一个繁盛期。“流杯亭”“惹云亭”等名称十分高雅，而曲水流觞、吟诗聚乐，也是文人雅士所热衷的活动。钱文奉晚年跨白驴，披鹤髦，漫步花径，荡舟碧池，俨然隐士风范，生动体现了唐末五代私家园林的审美意趣。
参考文献：
1.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8月
2.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8月
3.李晖达：《吴越国考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