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台北。
这一年，张学良八十五岁了。
那晚枪火的余温，隔了足足五十七个年头，似乎还在烫手。
在一次难得的闲聊中，这位早年间呼风唤雨的少帅，冷不丁提到了那个名字。
紧接着，他抛出了一句让满屋子人下巴都快掉下来的话：
“杀了他，我心里不踏实，睡不着。”
他嘴里那个人，是杨宇霆。
当年沈阳大帅府“老虎厅”那一夜的血案，在历史课本里也就八个字：“铲除异己，维护统一”。
可要是把日历翻回1929年，站在二十八岁的张学良那个位置上，你会明白，这哪是简单的洗牌？
这是一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豪赌。
当时他心里的那笔账，比外人能看到的，要吓人得多。
1928年，皇姑屯那声巨响，把张作霖送走了。
这下子，奉系军阀这个庞然大物像是被抽了筋。
对于二十八岁的张学良来说，他是被硬架到火上去烤的。
接班这事儿，面上看着顺当，其实手里捧着的是个烫手山芋。
那时候奉系内部的局面，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崽卖爷田。
最让人头疼的钉子，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什么来头？
那是老帅留下的“顾命大臣”，要资历有资历，要战功有战功，兵工厂、讲武堂都在他手心里攥着，连钱袋子也是人家管。
在老奉军那帮人眼里，杨宇霆才是那根定海神针。
杨宇霆心里也有个算盘，打得啪啪响：少帅也就是个孩子，不懂行，我是叔叔辈的，替你当家做主，那是天经地义。
所以他见张学良，从来不叫“司令”或是“长官”，张嘴闭嘴就是“汉卿”。
这在讲究排资论辈的军阀圈子里，可不光是不给面子，这是在当众吆喝：我也许坐不了一把手的位置，但我绝对不是给你打工的。
碰上这种茬，张学良一开始的想法是：忍。
屁股刚坐上热炕头，局势乱糟糟的，得指望这帮老叔叔。
所以哪怕杨宇霆在会上当众给他下不来台，他也只能赔着笑脸。
没过多久，张学良觉得这账算得不对。
要是光为了面子，忍忍也就翻篇了。
可杨宇霆的手，伸得太长了，简直到了胳肢窝。
各个山头的军头、做生意的老板、银行的高管，背后全是杨宇霆的影子。
张学良想挪动一个人，杨宇霆那边一句话就能给你顶回来。
真正让他动杀心的，是张宗昌那档子事。
当时张学良调兵遣将要去收拾张宗昌，心思很明白：一口气把这个不听话的刺头给拔了。
谁知道前线部队莫名其妙就把张宗昌给放跑了。
回头一查，这是杨宇霆下的令。
更绝的是，杨宇霆干完这事，反手把黑锅扣在了张学良头上。
这会儿，张学良心里那本账彻底撕了：这哪是老臣辅佐，这是要架空主子啊。
要是不动杨宇霆，奉系就得冒出“两个司令部”。
今天他敢放跑张宗昌，明天他想干嘛？
摆在二十八岁张学良面前的路就剩两条：
第一，接着装孙子，当个提线木偶，等着杨宇霆一点点把权力吃干抹净。
第二，掀桌子，不玩了。
1929年1月10日。
张学良摆了一桌鸿门宴，地点就在帅府“老虎厅”。
借口找得很冠冕堂皇：商量成立铁路督办公署的事儿。
杨宇霆来了，常荫槐也跟来了。
这两人大概做梦也没想到，那个平时见人三分笑的“汉卿”，这回兜里揣着刀子。
动手快得很。
会刚开个头，几个卫士突然闯进来。
废话没有，端起短枪就扣扳机。
常荫槐当场就倒了。
杨宇霆刚站起来想张嘴，第二声枪响了。
前后加起来，不到两分钟。
没人敢劝，也没人求情。
张学良就站在边上，盯着两具尸体，一声不吭，转身出了大厅。
枪声一响，奉系内部原本两个太阳，这下只剩一个了。
外人看这一局，觉得张学良这手玩得漂亮：杀伐果断，一下子就把盘子稳住了。
善后做得也挺讲究：只杀两个带头的，厚葬死者，给家属发了一万块大洋的抚恤金。
杨宇霆手下那帮人，一个没抓，一个没杀。
这叫“点穴式”清洗，既除了心头大患，又没让部队炸营。
可事情真就这么顺当？
张学良后来搞了一连串换血：军校教官、兵工厂厂长、铁路局调度长，全换成了自己心腹。
常荫槐管的军队训练那摊子，大批基层军官被发配到了边防。
面子上看，这是“斩草除根”。
实际上，这是给东北军做了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杨宇霆活着的时候，手里攥着兵工厂、军械署、铁路、军校、财政五大系统。
这套系统虽然姓杨，但它确实转得飞快。
杨宇霆一死，常荫槐一倒，这套行政和后勤的大脑直接瘫痪了。
新换上来的人是听话，可那本事和威望能不能镇得住场子？
更要命的是钱袋子。
奉天官银号、三省总税务局、东北银行，以前都是杨宇霆在打理。
他一走，张学良发现自己根本玩不转这么复杂的金融盘子。
这步棋，看着是解了燃眉之急，实际上是引狼入室。
蒋介石正愁没缝插针呢，借着整顿财政的机会，戴笠那帮搞情报的人顺理成章地摸进了奉天。
南京那边甚至在偷着乐：那两个难缠的老狐狸死了，年轻的张学良毕竟还是嫩了点。
老虎厅那事儿过后，张学良大病了一场。
军医对外宣称是伤风感冒，可身边伺候的人都觉得不对劲。
他连着几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屋里的灯整宿亮着，茶水换了一壶又一壶。
有人听见他在梦里喊“对不起”。
他下令把老虎厅给封了，谁也不让进。
过了两年，干脆把那间屋子给拆了，改成放档案的地方。
他在拼命想把那两分钟的记忆从脑子里抠出去。
虽然他在公开场合从来没认过错，但部队里的闲言碎语成了他的心病。
老奉军内部开始起内讧，分成了“杨家旧人”和“张家新部”。
只要一有摩擦，这笔旧账准会被翻出来晒晒。
这种心里的煎熬，折磨了他半个世纪。
直到晚年，在台湾的那次闲聊里，他才断断续续吐露了真话：
“常荫槐那是必须得杀，杨宇霆其实…
我是真下不去手的。”
那个“下不去手”，或许不光是私交，更是对那场政治豪赌的回味。
杀常荫槐，是为了要把军权拿回来；杀杨宇霆，是为了彻底说了算。
但这代价太大了，东北军没了最有经验的大脑，也没了内部的平衡。
有人问他后悔吗？
这位被关了五十年的老人，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做都做了，后悔也没法重来。”
1986年的张学良，早就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帅了。
他没想给这段历史洗白，也没等着历史给他定罪。
他只是留下了一个话茬：死后，别把他的骨灰带回沈阳。
那个地方，有他回不去的风光，也有他面对不了的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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