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预估只有4.15万亿上下，相比2021年的顶峰已经接近腰斩。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很明显，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告别土地财政的时刻。
那种靠拿指标、搞商品房开发就能拉动增长的日子，不再是主流。
相反，新质生产力、高科技、硬创新，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基调。
在这一轮浪潮里，跟不上的人会被淘汰，地方政府也将经历一场从“包工头”转向“服务者”的深刻改革。
在人口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居民对美好生活要求越来越高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未来到底该怎么走？
这期我们就以《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为主题，做一个完整收尾，把这件事讲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外贸企业破产，刚刚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中国，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外部冲击。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一部分地方政府率先意识到问题，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转型改革。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合肥、深圳、杭州。
先说合肥。
当年合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20亿，却敢拿出近1/3的资金，投进京东方六代线项目。
这不是盲目豪赌。
那个年代，高科技制造业被国外卡脖子，液晶面板长期被日韩垄断，自主研发是唯一出路。
但在纯市场逻辑里，没有利润，资本就不会投。
好在东亚模式有一个特点：眼前利润重要，但不是全部。
如果前期亏损能培育出一条完整产业链，带来的就业、GDP、税收，是长期且巨大的。
于是地方政府带头注入资金，京东方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成果。
国资引领，项目落地，吸引产业聚集，形成规模效应后，资本再逐步退出。
既增加就业，又拉动产业，还能让投资人获得回报，一举三得。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杭州、深圳，以及一大批愿意布局高新产业的城市。
这种模式看起来不复杂：国资带头，企业跟进。
但带来的变化是颠覆性的。
过去房地产狂飙的年代，地方政府只要批地、搞基建、做三通一平，就能分享增长红利。
但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房价越来越高，居民财富大量锁在房产里，消费能力被压制，整个经济围着房子转。
在一穷二白的阶段，这种模式能快速拉动就业、建设城市、吸引企业。
可当城市化进入中后期，卖地就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投入越来越多，回报越来越少，最后变成负收益。
相比之下，投资有潜力的企业，同样能增加就业，还能创造高质量的高科技岗位，生产更有价值的产品。
对内，让更多人以更低成本享受科技进步；对外，让理工科人才获得应有的收入。
唯一的难点是：执行难度大幅提高。
地方政府必须跳出舒适区：
以前只要拿指标、开发地产就行；
现在要像顶级VC一样，看财报、看技术、看产品、看团队，综合判断企业前景。
要看得懂集成电路制程，要评估人工智能商业化路径，要管理长周期的耐心资本。
合肥为了吃透京东方项目，专门聘请数十位企业家做招商顾问，逐步建立专业化团队。
在转型过程中，骗补贴、套经费的现象必然会出现。
地方要做的，不是杜绝失败，而是降低失败风险，建立风险防控和容错机制。
新兴产业里，失败本就是常态。
京东方整体成功了，但合肥也在离子面板、熔盛重工等项目上栽过跟头。
关键是：建立透明化的审查机制，知道错在哪、改在哪，而不是稀里糊涂亏钱。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家才会严厉打击各类不良风气。
如果喝喝酒、聊聊天就能拿到项目，那前期严谨的调研还有什么意义？
人性很难完全规避，但规则可以提高投机取巧的难度。
难度提高了，真心干事的人才能冒出来。
在这套新逻辑里，国家拿出的核心指标叫：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产业空白、人口红利充足，TFP年均增速能达到4%以上。
到了现在，边际效益显现，TFP增速已经回落到1.5%～1.8%。
谁能更有效地拉动TFP，谁就能在下一轮竞争中占优。
中央也做出了重大调整：
2025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增加10%，从3600多亿提高到近4000亿。
重点投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
方向非常清晰：
过去我们是“从无到有”，能用就行；
现在，技术安全、技术突破，比短期盈利更重要。
未来比拼的，不再是谁拿更多工业用地，而是谁愿意在技术研究上砸更多钱、把钱用在更对的地方。
基础研究的社会回报，远大于资本回报。
短期看不到现金流，但长期能带动上下游成千上万个市场主体崛起。
很多人提到“土运退、火运起”，我不懂玄学，也不掺和。
但这个说法的底层逻辑，就是国家经济、产业、治理模式的大切换：
过去靠土地、靠关系、靠传统模式的路，会慢慢失效；
未来能拿出高科技、新能源、新文化、新产业的人、城市、企业，才是香饽饽。
记住一个道理：
财富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现在市场低迷、通缩压力显现，本质上是在为下一轮技术革命做铺垫。
很多人觉得现在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与其大水漫灌，不如改革制度，让钱不再被浪费。
读懂TFP这条新赛道，你才能明白：
为什么2025年政策重心从生产端转向需求端？
为什么国家大力提升消费、投资、关键产业？
因为这才是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未来的地方竞争，是创新生态和规则透明度的竞争。
地方政府必须从传统行政干预者，转变为现代治理的资源配置者。
具体落地，就是三件事：
第一，财税关系重塑。
过去税收以增值税为主，地方拼命招商建厂。
未来要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下放地方，引导地方从“拼生产、给补贴”，转向“促消费、优环境”。
地方收入不再看有多少工厂冒烟，而是看老百姓愿不愿意在这里花钱、生活。
工作重心自然从建厂房、拉投资，转向建公园、保安全、优配套。
第二，事权上移，基层减负。
过去财政上收、事权下移，基层在债务和“三保”之间左右为难。
未来改革方向是：
养老、社保、环保、食品药品安全等跨区域支出责任，上收到中央和省级。
避免土地财政熄火后，基层财力不足影响民生兜底。
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才能让基层腾出手做好公共服务。
第三，弥补“重土地、轻人”的长期短板。
过去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带来大量空置房、流动人口问题。
2025年，财政投入逻辑明显转向：从“养土地”转向“养人”。
北大光华的研究算过一笔账：
如果给0～2岁婴幼儿每人每年补2万元，全国2800万婴幼儿，就能带来约5600亿消费，带动巨大的乘数效应。
国家也在持续上调农村基础养老金标准，不只是公平，更是为了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只有老百姓觉得生得起、养得起、老有依靠，才敢消费、愿消费。
这才是中国经济最真实、最持久的增长动力。
最后，这一切转型，必须靠法治化、透明化来保驾护航。
从只看结果、不计过程，转向程序公平、过程规范。
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权力清单，每一笔钱流向清晰，每一个项目经得起审计。
推行零基预算，不管过去拿多少钱，现在重新审核：有没有效率、有没有民生价值。
从源头遏制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从包工头，到服务型“投行”，再到法治化服务者，
地方政府这场跨代升级，必然伴随阵痛，但却是在土地信用的废墟上，重构中国增长动力的唯一出路。
只有实现财税体制纠偏、人本治理回归，中国经济这台更换动力源的发动机，才能平稳驶向2035年远景目标。
在这个大背景下，每个人都要认清一个核心：
没有长期计划、没有强执行力，未来成功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未来卷的不是时间，而是有效时间——先思考，再执行，而不是蛮干。
对有头脑、没背景、肯执行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AI工具越来越强，想法可以快速落地；自媒体可以低成本放大；做起来了，就能拿到城市资源、政策支持。
这个城市不支持，就换一个支持你的城市。
对只想钻空子、一夜暴富的人来说，这个时代越来越难。
对勤勤恳恳的普通人来说：
房价、物价趋于平稳，高薪岗位要求更高，阶层会慢慢固化，但基层生活会逐步改善。
关键在于：你的欲望和能力是否匹配。
欲望大于能力，痛苦是必然；
能力匹配欲望，辛苦但满足；
能力高于欲望，就是真正的“版本之子”。
这一轮改革已经走到后半段，从上到下的传导正在全面落地。
2028年之前，一切都会有清晰结果。
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回头看，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场巨大的浪潮。
只是身处其中的我们，很难立刻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