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五五年，开国授衔的大日子，将星云集。
在长长的名单里，时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的李耀，领回了属于他的中将军衔。
这名字，比起那些在百万军中杀进杀出的上将们，听着可能没那么如雷贯耳。
可你要是把他的档案袋打开，细细琢磨他走过的路，准会被这位将军身上的一股子“邪劲”给震住。
这股劲头，不是光靠那股子不怕死的狠劲，而是在这人要是被逼到了死角，脑子还能像计算机一样精密运转。
想要看懂他，别盯着五五年的风光，得把时间轴拨回到一九三三年。
那年头，为了归队，他干了一件把战友眼珠子都惊掉的事：投敌。
也没错，就是大摇大摆地钻进敌人的阵营里去。
那一年的三月，红二十五军在郭家河打了一场漂亮仗。
马鸿逵派来河南的两个团，硬是被红军给一口吃掉了，还顺手牵羊搞到了十几万发子弹和一堆重家伙。
胜仗是打痛快了，可代理营长李耀倒了霉，挂了重彩。
伤势重到担架都抬不走，组织上也没办法，只能下了铁令：原地留下，把伤养好再说。
这一留，麻烦大了。
就在他在老乡家炕头上养伤那会儿，红军主力转移了。
等他能下地走路，出门一看，四面八方全是国民党的旗子，自家的队伍早没了影。
这会儿摆在李耀跟前的，满打满算就三条道。
头一条，把枪一埋，就在当地做个庄稼汉。
这路最稳当，可那是当逃兵，李耀要是肯干这个，当初就不出来闹革命了。
第二条，凭着两条腿瞎撞，去追大部队。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法，可这是玩命。
封锁线一道挨着一道，一个病号单枪匹马在外面晃荡，不是被抓壮丁就是被当流寇毙了。
李耀眼珠一转，选了第三条道。
那会儿，国民党军队正满世界抓壮丁、找苦力。
李耀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红军神出鬼没，我是找不到；可国民党军队肯定知道啊——他们的任务就是追剿红军，跟着他们，肯定错不了。
这就是典型的“灯下黑”。
只要混进剿共的队伍，就能搭上找红军的顺风车。
这招数，险到了极点，也绝到了极点。
旁人躲瘟神都来不及，他倒好，自己送货上门。
说干就干，李耀主动凑上去当了挑夫，硬是混进了国民党第341团。
这活儿不光要胆肥，还得心大。
天天披着敌人的皮，干着牛马活，还得在几百双眼皮子底下把红军的魂藏好了，稍微露点马脚，脑袋就得搬家。
也就是在这段“潜伏”的日子里，李耀把“胆大心细”这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
他没急着溜，而是冷眼旁观。
他发现这帮国民党兵也就是一盘散沙，特别是他待的那个排，正副排长为了那点权力，斗得跟乌眼鸡似的。
上面斗法，下面就乱套，这一乱，机会就来了。
趁着那两个排长掐架，队伍管理出现了真空，李耀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空档，脚底抹油，溜了。
事实证明，他这把赌对了。
跟着敌人的屁股后面走，果然摸到了红军的边。
当他穿着一身国民党大兵的衣服，猛地冒头在红军阵地前沿时，哨兵的枪栓都拉开了，差点就把他给突突了。
毕竟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这身皮就是最好的靶子。
李耀没跑，也没慌，对着黑洞洞的枪口扯着嗓子吼：“我是自己人！
叫你们首长来认人！”
后来电报发到了老上级郭述申手里，这才验明正身。
李耀不但成功归队，还接手了红二十八军手枪队，当了队长兼指导员。
敢只身入虎穴当苦力，这是胆魄；能利用敌人窝里斗全身而退，这是算计。
这种特质，就像烙印一样刻在李耀的骨子里。
早在当大头兵那会儿，这种“玩命也得动脑子”的风格就显露出来了。
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为了死咬住逃跑的敌人，他一个人扛着死沉的重机枪狂奔。
那是真拼命，跑到最后血都吐出来了，脚底下也没停，硬是配合大部队把敌人给包了饺子。
但这绝不是一股子蛮力气。
一九一一年生在安徽金寨穷窝子里的李耀，四岁就要饭，六岁给人放牛，十七岁入团，十八岁入党。
这种在社会最底层泥坑里滚出来的经历，让他比谁都明白怎么活下去。
长征到了陕北，李耀没把功劳簿当枕头睡。
一九三六年进了红大，转年去了抗大，四一年又钻进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
这一通恶补，让他从一个只会带头冲锋的猛张飞，蜕变成了肚子里有墨水、眼光能看长远的儒将。
一九四五年一月，李耀去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豫西军分区）当政治部主任。
那地方是个新摊子，局势乱成一锅粥，日伪军、顽军、土匪混在一起。
李耀没急眼。
他一手抓政权建设，一手搞敌后游击。
才半年功夫，他和战友们就把日伪军的扫荡给粉碎了，把顽军的进攻给顶回去了。
更绝的是，豫西这块根据地像吹气球一样，一下子扩到了二十个县，管辖的老百姓有三百多万。
从解放战争时的太岳军区独立旅政委，到建国初的第一步兵学校政委，再到五五年授衔时的总后副政委，李耀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后人只看见了他肩膀上的金星，却很少去琢磨，在那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年代，他凭什么能一次次死里逃生，还越战越勇？
答案也许就藏在一九三三年那个疯狂的决定里。
当大伙都觉得前面是万丈深渊的时候，他能看见那是一条捷径；当身处绝境的时候，他能从混乱里抠出生机。
这就是开国中将李耀的生存之道：看似是在拿命赌博，其实每一笔账，他心里都算得比谁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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