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兰州晚报》 作者：甘霖
兰州自西汉设金城郡，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兰州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晚清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左宗棠。
左宗棠自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至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当了十四年陕甘总督，坐镇兰州，经营西北，收复新疆。兰州虽然早在康熙年间陕甘分省就成为省会，乾隆时为陕甘总督府的治所，是陕甘宁青的政治军事中心，但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不发达，仍然是个闭塞的边陲小城。左宗棠的到来，为兰州带来一股新风，使兰州沉重缓慢的历史进程突然加快了脚步。左宗棠把兰州带到了世界近代发展的门槛前。
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和实际推动者。当时，中国最早搞起机器和轮船制造近代工业的只有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四个沿海临江城市，再加上一个兰州。左宗棠主持建起的兰州制造局和甘肃制呢总局，使一个当时闭塞落后的边城，竟然率先在全国拥有了机器制造业和毛纺业，应该说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然而，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在兰州做的意义深远的事，远不止这些。他在担任陕甘总督的十四年间，是他政治军事生涯最重要的时期，在人们的印象中，左宗棠当年坐镇兰州，似乎除了打仗，主要是办了两个工厂，一个贡院。其实作为总督，日常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大量繁琐的军政，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具体事务。左宗棠是一位有远见，有抱负，有魄力，经验丰富，务实负责的政治家。他主政陕甘期间，对吏治、军制、税收进行了坚决的改革，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贸易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对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格外的关爱，对社会环境民生工程改造付诸了大量心血，为兰州的历史和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就这些方面摘其要点介绍如下。
整饬吏治改革军制
总督是清代最高的地方长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或辖一省，或兼数省。《清史稿，职官》规定：“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甘肃没有设巡抚，所以除陕西政事由巡抚负责外，甘宁青以至新疆的军政诸务，统归他一人掌管，权力极大。
清朝晚期官场腐败，军纪弛废是普遍现象。而甘肃又甚于全国。左宗棠给光绪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分析说：甘肃贫瘠，做官的视为畏途，不愿意来。投机钻营来的，又不好好干。他们将甘肃的官位“视同敝屣，弃之如遗，求去惟恐不速。”所以整饬甘肃吏治需用特殊办法。军队也是一样，八旗，绿营腐朽不堪，一触即溃。就是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军队，却编制太多，极费粮饷。改革吏治，军制是左宗棠经营西北刻不容缓的首要措施。
左宗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空言选拔贤能是无法办到的，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一是“裁革陋规，以正其本”，二是“崇尚节俭，以养其廉”，三是“酌发廉奉，加给津贴，以恤其私”。第三条最实在，是核心，官员的待遇提高了，有了积极性，事情就好办了。这恐怕是治理贫困地区吏治的一条经验。
左宗棠三管齐下整顿甘肃官场。他在兰州整理了清朝初期两位名臣专论吏治的18篇文章，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发给属下，要他们认真学习做官的三字箴言：“清，慎，勤”。他升迁罢免官员，一律以“廉洁”“干练”为标准，不循私情，不畏背景。有两个不学无术的满洲贵族子弟托了京城的门路，借了一大笔钱来兰州做官，原以为一上任就能捞钱还债了。不料，左大帅根本不买京城衙门的账，让他们回去历练一年再来。两人鸡飞蛋打，懊恼不已。
左宗棠为甘肃建了贡院，争得了与陕西分围科考的权利，由皇上亲自委派的第一任学政大人莅临监考，是何等荣耀的事。然而，左宗棠偏不给学政大人面子。原来这位学政原在广东任职，广东的规矩是学政离任，以路费为名，送一笔不菲的银两。这次甘肃乡试圆满结束，学政大人以为能满载而归。谁能想到，左宗棠撂出几句冷冰冰的话，甘肃不比广东富饶，拿不出这么多钱。再说奉送路费这种陋习，早就应该在革除之列了。须知，学政这种官不同寻常，不由吏部任命，是由皇上钦点的。左宗棠得罪了学政，就不怕得罪皇上吗？
陕甘总督府就位于现在的省政府。总督府有一个叫何三的看门人，勤苦耐劳，深得左夫人周氏的赏识。周夫人曾多次请求左宗棠给何三挂名一个军职，领一份粮饷，左宗棠都没有答应。后来周夫人去世，左宗棠觉得有愧于周夫人，便拿出自己二百多两养廉银送给何三，算作他四年的军饷。
翻检左宗棠在甘肃期间的奏稿及信札，会发现各道府州县差不多都有不合格的主官被撤任或降职。经过整顿，各级都选拔了合格的“亲民之官”，其中不乏有才干，有政声的循吏廉吏，养成了一时一地的廉政风气，甘肃吏治大有起色。左宗棠改革军制的主要措施是“减兵增饷，恢复制兵”。过去军队战斗力弱，纪律涣散，军饷太低也是原因之一。制兵月饷只有一两五钱银子，守兵只有一两，维持家用尚且不足，怎么能不乱来呢？左宗棠将甘肃兵额裁去三分之二，只保留了一万七千名，除提高月饷外，把每年节省的六七十万两饷银补贴新疆。有步骤地遣散被裁减的兵勇，建立起正规的常备军，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改革茶税重振茶市
甘肃本来就是一个穷省，财政收入不足，加之连年战乱，经济税收状况更是捉襟见肘。左宗棠着手梳理头绪繁杂的甘肃税制，其中最可称道的是茶税的改革。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甘肃不产茶，茶税是怎么回事？兰州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是沟通中西贸易的西北大码头。茶叶是我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所以兰州就成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茶税便成为当地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当时，茶叶不能自由贸易，实行准入制，政府颁发“茶引”，即购销运输茶叶的凭证。茶商凭“茶引”到产地购买茶叶，一“引”可采购100斤茶叶。
明清时期，兰州的茶叶购销十分兴旺。清朝更盛于明代，兰州形成以陕甘晋籍商人为主的东柜和回族商人为主的西柜，东西两柜掌控了兰州的茶叶市场。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茶路阻断，兰州茶叶市场陷于萧条。加之沿途厘卡林立，茶商不堪重负，积欠税银，“茶引”滥发，形同虚设。战事平定后，左宗棠着手改革茶法。他首先豁免了茶商历年积欠的税银，消除了他们的顾虑，接着在扶持东西两柜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在兰州组建了以湖南茶商为核心的南柜，扩大茶销规模。最主要的措施是，改“茶引”为“茶票”，每票40引，可购正附茶51.2担，堵塞了偷税漏税的漏洞，严格了税收。
左宗棠还利用湖南同籍的乡谊，与湖南管理当局协商，对持有兰州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时，只征收两成的税金，其余八成由陕甘督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的协饷内划抵。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激发了茶商经营湖南黑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甘肃协饷历年拖欠的问题。
新茶法实施以后，西北茶叶经销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兰州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增加到40多家，每年经销茶叶多达数百万斤。光绪元年(1875年)，一个叫索思诺夫斯基的俄国使节参观兰州制造局，赞叹所制枪炮之精良，其实他主要是来同左宗棠谈与西北通商问题的，特别是茶叶贸易。左宗棠不同于那些目光短浅的大臣，他是主张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可以与俄国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同意将湖南，湖北的茶叶经过兰州，嘉峪关运往俄罗斯。当时，俄罗斯所需要的中国茶叶占到其用量的三分之一。这也是兰州茶市繁荣的原因。
左宗棠制定的茶法，一直沿用了六十多年。1942年，国民政府颁布《茶额统税征收暂行章程》，茶叶被列入征收统税的商品，茶票制度才告结束。左宗棠改革茶制，关键在于，改变了过去政府仅仅盯住税收，不扶持经销的作法。他将茶叶购销纳入了初步的市场运行机制，为以后茶叶的自由贸易奠定了基础。
在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当年的甘肃贡院遗址仅剩下一座“至公堂”了。1875年，在左宗棠的力主下，甘肃实现了多年来与陕西分闱科考的愿望，建起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贡院，免除了甘肃学子千里迢迢赴陕西赶考的辛苦，是他为甘肃教育事业所做的一大贡献。甘肃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的有3000多人，比以往多出三倍。1875年至1905年科举废止的三十年中，甘肃共选取举人681人，考中进士116人，超过分闱前两百年的总和，涌现出安维峻，刘尔炘，范振绪等杰出人才。左宗棠身为读书人，对教书育人格外偏爱，除了建贡院，兴科考，他对普通教育也是很重视的。
同治九年的一天，前线战事正在激烈进行，左宗棠接到甘肃布政使崇保从兰州送来的信函，是汇报兰山书院情况的。窗外炮火连天，灯下左宗棠提笔详细叮嘱崇保筹办兰山书院的注意事项。他写道：“书院招正式学生40名，每人每月生活费3两银子，附生50名，月补1.5两。每年需银2000多两，由左本人以年俸捐助，或在公款中酌拨。”他还仔细阅读了崇保带来的兰山书院学生的书信，回复“文理尚可，殊为欣然”。他在给崇保的批札中还兴致勃勃地回顾了自己的学习经验，让崇保转达给学生们。
左宗棠主政西北期间，要求各地恢复书院，兴办义学，由官府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免费发放书纸笔墨，甚至生活费。在兰州办了16处义学，划拨兰州北山775亩荒地，收租供给义学经费。我省，还有青海、宁夏及新疆部分地区，共新办了300多处义学。
推广北山砂田资助皋兰养羊
左宗棠出身湖南农家，小时候就下地劳动，深知农民的辛苦及农业的重要。他在考取举人后，三次未能考中进士，曾发誓不再谋求功名，于是遍读农书，钻研农业技术，想在农业方面有一番作为。当然，最终他还是走上了仕途，但对农业的钟情却从未忘怀。他来到兰州后，发生的一些有关农事的故事，还是对人很有启发，并值得回味的。
兰州地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天旱少雨，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然而，左宗棠经过实地考察，却有了新的发现。他说，兰州北山的秦王川一带，以前是一片不毛之地，而近来成了省城兰州的主要粮食供应基地，原来是铺压砂田的结果。他细心地发现：“砂石杂间，中含润气，虽无涌见之源泉，雨露之滋润……足萌嘉禾。”于是左宗棠让河西地区效仿秦王川的做法，用砂压碱，用细石铺地，以减少蒸发。据学者考证，兰州周围砂田的发明距今不过百年，而左宗棠是最早发现并提倡推广的政府官员。
左宗棠来自南方，他清楚南方的农民虽然生活清苦，但因为植桑养蚕，种棉纺织，穿衣不是大问题。而他到了甘肃却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农民衣不遮体者比比皆是，穿衣成了比吃饭还要紧迫的大问题。他通过调查研究，决定在甘肃推广植桑种棉，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左宗棠也听到了当地的议论，说甘肃干旱高寒，不适宜种植桑树和棉花。而他经过实地勘查，认为向阳的山坡和有灌溉条件的地方还是可以的。他提倡植桑种棉，除了想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还有一个目的，是以桑棉代替泛滥的罂粟。当时，甘肃农村广种罂粟，泛滥成灾，禁而不绝。左宗棠认为，既然罂粟长势这么好，桑棉肯定能种。他要求各道府州县有条件的地方铲除罂粟，改种棉花，适宜桑树的地方广植桑树，并从浙江招募了六十名熟悉种桑养蚕的工匠，“教民栽桑，接枝，压条，种葚，浴蚕，饲蚕，煮茧，缫丝，织造诸法。”
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左宗棠在兰州亲自编撰刊印了《种棉十要》和《棉书》两本书，详细介绍种植棉花的方法，要人们学会种棉的基本要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左宗棠明明知道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却并没有一刀切，命令式的强制推行，而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倡导推广，对成绩显著的官员褒奖提升，对推诿应付的官员督促申斥，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处罚。
有一天，左宗棠路过一位老农的棉田，得知他是铲除了罂粟种棉花的，便与他攀谈起来。左宗棠给老农算了一笔账，一亩棉花好的能收二十多斤，每斤一千文，获利与罂粟相差无几，还省去了罂粟剥果刮浆的费工。说得老农口服心服，表示以后好好种棉花。若干年后，棉花多了，跌价到每斤四五百文，罂粟价飞涨起来，那是后话。
左宗棠在扶持农民发展生产中也有失误的时候，因为错误估计了形势，好心没得好报，给后继者留下一笔糊涂账。
光绪二年，左宗棠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拨出6826两给皋兰贫民，让他们买羊放牧。此后，他制定了贷款扶持养羊的政策在河西地区推广，规定三年归还本金。结果实际情况不像左宗棠预计的那样乐观，正如继任总督杨昌浚在请求豁免贫民贷款的奏章所言：“贫民领到羊本，又以饥寒交迫，知近忧而不知远虑，坐食消耗，以致牧业废弛，不能振兴。”直到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还欠羊银九千多两。
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总的来说，左宗棠在甘肃恢复发展农业的措施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率领的湖湘子弟大都是农家出身，一有空闲就让他们开荒种地，队伍开拔时，将地和庄稼留给农民。就在他提倡推广植桑种棉五年后，他从河西到河东巡视了一遍。在河西走廊，他写道：“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而河东，“开浚河渠，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待兴。”想必此时，左宗棠的心情还是较为宽慰的。
关注民生进行城市设施建设
左宗棠当年走进兰州城的时候，眼前是一片历经战火的残垣断壁，城墙倒塌，泥水横流，街市萧条，民众生活困苦。如何使这座西北重镇在战火后重新站立起来，恢复昔日的繁荣？从哪里着手改变兰州的容貌，使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怎样让这座古城延续历史文化的传承？这些想法在左宗棠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自此，一个重建兰州的事业开始了，左宗棠与兰州的缘分和密不可分的关系，被浓笔重彩地写进了历史。
有人说，一个人激活一座城市。用这句话评价左宗棠对兰州城市建设的贡献一点都不过分。
咸丰同治十余年间，兰州城屡遭战火，疮痍遍地。左宗棠进城的时候，许多处城墙倒塌，杂草丛生，道路泥泞。一个傍河而居的城市，人们的饮水居然非常困难，靠专门以此为业的送水人从黄河打水，用车拉或肩挑送到每家每户。河水浑浊，含沙量大，又不清洁，无奈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的。
左宗棠在修建甘肃贡院的时候，曾修复了临近贡院西北角的一段城墙。光绪二年，左宗棠将原有的兰州外城进行彻底大修，城根深一丈多，城墙底宽一丈数尺，城高三丈七尺，顶宽八尺多。又掘城壕，深宽各有二三丈。还兴建了城外的四墩堡，就是四个方形的碉堡，基址边长一丈多，高约二丈，排列在城西的龙尾山上，就在现在的伏龙坪。据说，兰州新修建的西城门楼格外壮观，为的是足以显示西北重镇的雄姿，让自西而来的人们，一眼就为这座古城倾倒。可惜，兰州的西城门早就被拆除了。
重修兰州城的工程历时一年，用工170万人次。估计耗费了十多万两银子。左宗棠这个人做事既有原则又很有个性。按理说，修城费用据实呈报朝廷报销就完事了。但他清楚，一是兰州城重修没有列入国家预算，二是他用工没花多少钱，是由11个驻防营兵勇完成的。所以他仅为购买绳索，箕斗，芨草，石灰，砖瓦花去的3397两银子上报朝廷报销。不料，工部的官僚们认为如此巨大的修城工程，才花了区区三千多两银子，不可思议，于是驳回呈文，不予报销。左宗棠不再争执，只好用节余的经费垫补了。
左宗棠深感兰州百姓饮水既不方便又不卫生，于是在市区内凿造了两个饮水池，一个叫饮和池，在总督府左边，另一个叫挹清池，在府衙右边。饮和池从衙门后的黄河引水入池，春冬两季用吸水龙(兰州制造局制造的抽水机)抽水，夏秋用水车引水。挹清池则是将水从城西南的水磨沟，经西城门通过渠道引入。饮和池是同治十一年开凿的，池成后，左宗棠仿柳宗元的文体，写了一篇《兰州饮和池记》，全文一百多字，细致生动地描绘了抽上来的水流经哪些地方注入池中，水池是怎样的，工匠修了多长时间，说明是用自己的俸禄修的，最后描写了百姓们取水饮水的热烈场面。左宗棠很重视并很得意自己做的这件事，他郑重其事地用古朴的篆书书写成条屏，并勒石刻碑，拓本寄给好友。他在给年好友吴南屏的信中说，修建饮和池是兰州的一件大事，考虑到城内缺水，居民取水困难，如果万一发生战事，取水通道断了，城池难守。加之河水浑浊多沙，饮用很不安全，所以自己决定做这件事。信的末尾说“二十年后兹邦其昌乎？”还在惦念着兰州以后能否兴盛的事。
可惜后人不知珍惜前人的遗迹，在修建府门左侧电报局时，将饮和池及石碑夷为平地。今天幸亏有拓本留世，让我们得知了当年这动人的一幕。
兰州军区总医院群楼中保留的一小块水池，就是当年类比杭州西湖而号称“小西湖”的极小一部分遗址。这里原来是明肃王府的园林，名曰“西园”，又称“莲荡池”、“莲花池”。这座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园林，几经战火，建而复毁，最近一次毁在乾隆四十六年。左宗棠非常珍惜这片城中水泊，1880年，他在新疆作战时，得知暂时代理他职位的杨昌浚要重修莲花池，并命名为“小西湖”，高兴地嘱咐杨在湖边多栽一些桑树，并在东校场，总督府前后广为植桑，把兰州的绿化搞起来。他还在信中展望：“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兴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总督府原是明肃王府的旧址，府内建有很大的花园，园内枝繁叶茂，鲜花盛开，亭台楼阁，曲径通幽。左宗棠闲来园中小憩，还时常亲自灌园种菜，兴致来了为园内楼阁题诗楹联，不失为一件快活的事。他为拂云楼的题联是“积石导流趋大海，崆峒倚剑上云霄”，横额：“大河前横。”气势宏大，将帅的手笔。澄清阁是一对联句：“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联得巧妙，透出对兰州、甘肃的深情。为槎亭作了两副联，其一：“地有百区皆近水，室无一面不当山”，其二：“八月槎横天上水，连畦菜长故园春”。忽然婉转细腻，莫非左帅想家了？
有一天，左宗棠在后花园与出使过外国的同僚闲谈，得知外国有一种叫“公园”的地方，人们可以自由进出游玩，使他突然想到，总督府偌大的花园，只供自己和少数随员享用，为什么不可以让兰州的老百姓都来逛一逛、玩一玩呢？于是他决定定期开放总督府后花园，让百姓自由出入，尽情游玩。当年百姓游园的具体情节没有见到记载，想必盛况空前。这里有左宗棠亲自撰写的《兰州饮和池记》中百姓来府衙旁取水饮水时的具体描写，可以作为旁证。文中说，当宣布取水的时候，人们早就准备好了锅碗瓢盆，一拥而上。有的乞讨者拿着柳条编的器物来接水，有的直接“手掬而饮。老者，弱者，盲者，跛者，群熙熙然。”一幅官民同乐的生动画面。
左宗棠刚来兰州上任的时候，当地官绅就为他在五泉山建了一座生祠。左宗棠立即制止，命令改为泉神雹神祠，就是现在的清虚殿。而左宗棠1885年病故福州时，兰州民众一片哀惜。根据朝廷的礼法和民众的意愿，光绪十二年，兰州在曹家厅西侧，坐北朝南，建了一座颇为壮观的左公祠。1910年，澳大利亚人莫里循拍下了这座祠堂的照片。此前，左公祠还是官场高档次的接待场所，时任陕甘总督的允升还在这里接待过外宾。后来会馆兴起，左公祠逐渐衰落。再后来，被圈入了志果中学的地界，就是现在的兰州二中，渐渐地没有了踪迹。
左宗棠是1881年调离兰州的，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其间当过几个月的军机大臣。1884年6月再次奉命进京入阁，不久，中法战争爆发，福建水师全军覆灭，11月奉命督办福建军务，不幸于次年病故福州。
兰州人民感念左宗棠为兰州做的好事、实事。当时的报纸记载：“左公病逝噩耗传之陇上之时，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左宗棠在陇上民众心目中地位很高，受到非常高的尊崇，从清末到民国兰州街道的命名，可以看出这种崇敬的延续。西关大街，即临夏路，被命名为“宗棠路”，西稍城门为“宗棠门”。抗战时期，新开辟的城南国际运输通道，即现在的白银路，命名为“左公西路”，民主西路及原有的旧大路为“左公东路”。
左宗棠对甘肃及西北的开发，引进了机器生产，使数千年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根本的突破，引发了甘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尝试。
左宗棠的第一次西部开发，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应该汲取的。他的高瞻远瞩，坚决果敢，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以及广开言路，为民谋利的做法和精神，都是宝贵的遗产。
一代伟人与兰州的亲密接触，永留时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