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府春节记
“大明风华”中的成都年味
胡开全
岁时记
在成都的历史长卷中，“壮丽以示威仪”的明代蜀王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春节期间，蜀王府中呈现的各种祭祀活动、诗歌文学、民风民俗等元素，共同绘成了一幅传统成都新年的画卷。当岁末的寒风掠过成都平原，这座始建于洪武年间的皇家宫阙便悄然披上节日的盛装。透过五部传世的《明蜀王文集》，我们仿佛能听见600年前，那片绿色琉璃瓦覆盖、楠木支撑的王府内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看见烛火摇曳的守夜人，触摸到那些镌刻在春联上的吉祥文字——这些穿越时空的细节，勾勒出成都人与春节的古老缘分。
惠王朱申鑿笔下的“表里不殊青翡翠，玲珑都是碧琅玕”，即明朝成都蜀王府的绿色琉璃瓦。
初二之国 藩王的边陲担当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初二，明朝第一任蜀王——献王朱椿（1371年—1423年）的船队从南京出发溯江而上，经过50余天航行，终于抵达成都。这位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称为“蜀秀才”的皇子，此行肩负着维系西南疆域的重任。据《明实录》记载，他甫一登岸便紧急上奏：西番蛮人作乱，烧毁黑崖关，劫掠百姓。朱椿当即调遣都指挥使翟能、同知徐凯率一万三千精兵，会同凉国公蓝玉出征大渡河以南。这份军情奏报仅用16天便传至南京，为平叛赢得先机。
明蜀献王朱椿像（明空据资料推测绘制）
作为手握实权的明朝藩王，蜀献王朱椿不仅是四川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更是西南疆域稳定的核心支柱。即便在春节这样的佳节，他依旧兢兢业业处理政务，带领蜀王府内臣高效完成本职工作，以“勤政爱民”的理念奠定了蜀王府世代相传的家风。他对属下的表彰毫不吝啬，在著作《献园睿制集》中的《赐引礼舍人刘嗣俨出使诗序》中，便称赞其“朝谒庆贺之往来，钱谷甲兵之端绪，其助上官居多，由是中外交誉其能”，字里行间满是对勤勉下属的认可与嘉奖。
蜀王府深知边境稳定的重要性，通过积极参与边茶贸易，既打通了川藏线的经济脉络，又以“薄来厚往”的包容政策善待各族土司，吸引周边少数民族专程赴成都朝觐交流。第九代蜀成王朱让栩（1500年—1548年）更在武侯区红牌楼修建红牌坊，以契合少数民族习俗的红色作为迎宾之礼，成为明代民族交融的生动象征。在明代诸多藩王府中，蜀王府以“以文教守西陲，称忠贤名四方”的美誉闻名遐迩，凭借文治武功将成都及周边地区牢牢嵌入中华大一统的版图。
岁末祈福 祭船神与修武侯祠
在没有战事的和平年景，蜀王府的春节始于一场庄严的船神之祭。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蜀献王朱椿都会派遣中护卫指挥同知李真，以“牲醴之奠”祭拜“黄船之神”（维舟之神）。他在祭文中坦言：“予钦承上命，分封于蜀，岁时朝觐，出巫峡，浮大江，以达于京，皆资于舟楫之利也。”亲身经历过长江险滩的他，深知“仰巫峡之高，历瞿塘之险，间关万里，幸获平安”的不易，也明白水运安全关乎蜀地的经济命脉与民生福祉。祭文中“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古语，既道出了古人对造船技艺的敬畏之心，也流露了他向潭王请求支援造舟、保障水运畅通的迫切愿望。
这份对水运的重视绝非多余之举。对于地处内陆、需经长江水道运输物资的蜀地而言，航行安全是头等大事，更是克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最佳选择。蜀地三大奇产——蜀锦、蜀扇、蜀杉，以及川蜡、川茶等特产，皆需借舟楫之便，通过长江水系输往江浙地区。正如祭文所言，“默相其间”的护佑，实则维系着江浙经济中心与蜀地和藏区紧密的经济联系。当王府护卫在江渎庙焚香祭拜之时，成都的商贾们正将满载货物的船筏驶向下游，这些穿梭于江河之上的舟楫，构成了明代西南经济的生命线。而成都城外的锦官驿作为水陆两用驿站，也在这繁忙的商贸往来中，逐渐恢复了“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昔日盛景。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椿亲自主持修缮了武侯祠。他将诸葛亮像移入汉昭烈庙内，形成了独特的君臣合祀格局。自此，“武侯祠”的名称扩展至整个建筑群，使其成为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庙。他在祭文中盛赞刘备与诸葛亮：“信同心而协力，视当代而有光……睹閟宫之颓圮，叹古柏之荒凉”。当修缮后的祠庙“屹栋宇之崔嵬，焕丹青之焜煌”，朱椿将这份“新规模于今日，聚精神于一堂”的修缮成果，巧妙映射到其“以文教守西陲”的治蜀理念之中——他希望借助诸葛亮的忠勇智慧与刘备的仁政思想，教化民众，稳固西南。此后，蜀王府又陆续对武侯祠进行增扩建，使其逐渐形成了后世所见的宏伟规模。
除夕守岁 烛影摇红待春红
明代过年假期仅有四天，从除夕至初三。即便如此，蜀王府与地方官员重臣在初一仍需向皇帝遥祝拜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他们的休假时间。但即便事务繁忙，节日的仪式感与烟火气也未曾消减。
挂彩灯是成都与蜀王府过年的惯例。五颜六色的彩灯挂满宫阙街巷，张灯结彩的景象最是烘托节日气氛，这些灯会通常会一直延续到元宵节，为漫长的冬夜增添了无尽暖意与亮色。
岁末除夕，威严的王府内褪去了平日的庄重，弥漫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第七任蜀惠王朱申鑿（1458年—1493年）的《惠园睿制集》中有一首《辛亥除夕》诗，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守岁场景：“守岁今宵残腊尽，循环一气转乾坤。烛花频剪光盈室，炉火重添暖袭人。”诗中描绘的剪烛添火、暖意融融的画面，与今日成都人围炉守岁的传统何其相似。“更深四鼓浑无寐，坐待天明是早春”，这份静候新春的期盼与澄澈心境，跨越五百年时光依然令人动容。
明代除夕夜里有换桃符的仪式，桃符之上，或画吉祥图案，或题吉祥文字，而明代的桃符多以题字为主。如惠王朱申鑿《除夕》（二首）中“笔题户外桃符换，火在炉中兽炭温”的诗句，便生动再现了蜀王在府中烤着炭火、信笔题写桃符的场景。蜀王题写的桃符会赏赐给众人，让成都许多人家在新年里多了一份藩王御笔的睿制礼品，这份来自皇家的祝福，为普通百姓的年节增添了格外的荣耀与喜气。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馆馆藏《惠园睿制集》卷五载《除夕》二首和《元日试笔》。
除了烤火写桃符，吃肉喝酒也是除夕不可或缺的环节。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过年盛行喝“屠苏酒”。第五任蜀定王朱友垓（1420－1463）的《定园睿制集》中有一首《除夜》诗，“爆竹声中蜡炬然，屠酥酒暖好年延”的描写，正是今日成都人“过年喝屠苏酒”习俗的源头。提及屠苏酒，人们总会想到“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千古名句。据说屠苏酒由华佗研制，后经唐代药王孙思邈流传开来。孙思邈每年腊月都会向百姓赠送屠苏草，让人们将其泡在酒中，待到除夕饮用，以此预防瘟疫、保健身体。这一习俗逐渐融入成都人的年节文化，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延续至今。
元日新象 春联爆竹贺新春
除夕之夜，蜀王府众人守岁至天明，刚睡下不久，外面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宣告着新春的到来。待到晨曦初露，王府仆从卷起帘栊，蜀定王朱友垓凭栏远眺，写下“渐觉韶光盈宇宙，卷帘闲坐看青山”的诗句。成都平原的早春气息，就这样悄然漫进这座皇家宫阙，正月初一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也随之有条不紊地展开。
正月初一，蜀王府会举行盛大的朝贺仪式，首要之事便是前往祖庙祭告先祖。当日，地方官员齐集端礼门（今天府广场北面），他们头戴朝冠，身着朝服，脚蹬朝靴，手捧朝笏，整齐排列在门外等候。时辰一到，蜀王便带领布政司、按察司、都司、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等各级官员“望阙遥贺”。朝贺仪式结束后，蜀王还会宴请官员，赐下美食。至此，忙碌的地方官员才得以正式休假，享受春节的闲暇时光。
元旦之后，蜀王府仍有一系列祭拜与迎春的习俗。蜀王府的诸位王爷多为文人雅士，他们以笔墨寄情，用诗句记录新春景象，如蜀定王朱友垓的《元日》诗云：“凤暦新颁四海春，三阳开泰转鸿钧……民物咸同乐岁新。”诗中“三阳开泰”的典故，巧妙暗合了成都“阳城”（古蜀语中“日出之地”）的别称，将皇家的恢宏气象与成都的地域文化完美融合。其《早春》诗中“新春天气渐融和，起看郊原景物多”、《新春即事》中“草玄亭上倚阑干，料峭春风拂面寒”等诗句，则生动记录了成都早春“草长莺飞二月天”的物候特征，字里行间满是对春日的喜爱与赞美。
值得一提的是，门上贴春联的习俗在蜀王府同样盛行。蜀惠王朱申鑿亲书的门帖“自书门帖握唫毫，景象精神物色饶”，不仅展现了他精湛的书法造诣，更将文人雅士“握笔迎春”的雅趣融入民间传统之中。那些用朱砂写就的吉祥文字，承载着对新年的美好期盼，其墨香仿佛穿越600年时光，至今仍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飘散。后世的蜀王更是将这一习俗发扬光大，专门编纂出版写对联的书籍。如成王朱让栩除了留下文集《长春竞辰稿》外，还亲自撰写《适庵韵对》，另有被江浙书商借鉴套用的《大川对类》，为春联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渎祭祀 国家地理的礼赞
正月祭祀江渎神，是蜀王府春节期间的重要典礼，堪称“国之大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正月，蜀献王朱椿派遣使者前往成都南郊的江渎庙，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这座始建于隋代的庙宇，是古代“岳镇海渎”祭祀体系中长江之神的本庙，享有“名高四渎、德冠五行”的尊崇地位，是国家级的祭祀中心。在祭文中，朱椿虔诚祈愿江渎神“垂佑无穷”，希望蜀地能够风调雨顺，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这份祭祀江渎神的殊荣，不仅彰显了蜀王府对水利的重视，更凸显了成都在国家地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经过蜀王府历代王爷的悉心经营，江渎信仰在成都地区深入人心，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成化六年（1470年），第六任蜀怀王朱申鈘（1448年—1471年）心怀家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亲自主持筹集经费，对江渎庙进行整体修缮。他还下令为江渎神铸造铜像、铜钟、铁五供等金属器物，仅其中九件铜器就耗费了一万八千斤铜，足见其对此次修缮与祭祀的重视。
蜀怀王主持铸造的江渎神像
这尊新铸的江渎神铜像，带有明朝造像的典型风格，与通行的真武大帝像有几分神似；身旁的二神妹，其形象源于江渎神最早“帝女”的传说，是辅佐江渎神的得力助手；印册金童负责管理各类事务，香花玉女则执掌礼仪之事。这套神像配置，既符合神明的身份规制，又暗合了官府的基本架构，隐含着江渎神已被纳入国家祭祀体制、受朝廷礼制约束的深意。大像庄严肃穆、神威凛凛，令人望而生敬；小像则更显亲切，可用于出外巡游或被百姓请回宅院供奉。最后再配上一口浑厚的铜钟，整个铸造工程圆满完成，成为成都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有力见证，也为蜀王府的春节增添了浓厚的山川信仰色彩。
元宵观灯 光照蓉城十万家
明朝的春节假期分为两段，除夕至初三的四天，礼仪繁多、事务繁忙；而元宵节则有十天假期，这段时间不拘礼数，人们可以尽情欢庆。这一假期制度的起源，据记载是“永乐己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为始，赐元宵节假十日。盖以上元游乐，为太平盛事，故假期反优于元旦，至今循以为例”。与元旦节一样，元宵节期间，蜀王府也会组织文人雅士举办诗会，蜀王自己也会即兴作诗，将春节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
蜀定王朱友垓的《元夜观灯》一诗，将明代成都元宵节的盛景描绘得栩栩如生：“秦楼十二玉梯横，火树银花灿灿明，捧辇云中祥凤过，驾山海上灵鳌行。绮罗散作长春苑，星斗犹悬不夜城，万朵金莲开紫陌，双轮香毂下蓬瀛。歌声缓起连云远，香气潜来袭袂轻，天上蟾光明此夕，人间和气霭春荣。髙堂屏展开云毋，画合帘垂晃水晶，白面郎敲金镫响，红妆人揭绣帘听。玩赏不知天早晚，归来踏月已三更。”诗中“火树银花”“不夜城”“万朵金莲”等意象，勾勒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的元宵盛景，歌声、香气、笑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都市画卷。
蜀怀王朱申鈘的《怀园睿制集》中，也有一首《元夕观灯》，全诗虽篇幅不长，却以小见大，生动展现了元宵佳节的繁华：“荧煌火树簇银花，光照蓉城十万家。宝马香车争玩赏，笙歌处处正喧哗。”宝马香车往来穿梭，笙歌笑语四处回荡，寥寥数语，便将成都元宵之夜车水马龙、盛世繁华的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元宵节期间，历代蜀王们秉持着与民同乐的理念，悄然融入百姓之中，共享节日欢乐。蜀定王朱友垓的《元宵》一诗，便记录下了这样的场景：“银汉月华明，游人队队行，笙歌归禁苑，灯火下蓬瀛。笑语喧花市，星毬璨锦城，良宵堪玩赏，归去马蹄轻。”这种“归去马蹄轻”般悄无声息的参与，使得蜀王府在民间的存在感看似不强，但实则“此处无声胜有声”。蜀王府在公众场合的低调内敛，既彰显了淡泊高雅的气质，又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成都的城市品位，恰是“忠孝贤良”的生动体现，成为其年味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注脚。
蜀王府年味威仪与温情的交响
回望明代蜀王府的春节，我们既能感受到“祈愿蜀地安宁”的王室威仪，也能体味到“爆竹声中蜡炬然”的人间温情。蜀献王朱椿家族将儒家治国理念与成都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春节传统：祭江渎神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古老礼仪，修武侯祠传承了三国时期的忠义文化，而一首首守岁诗、迎春诗则浸润着蜀地文人的风雅情怀。
这些穿越600年时空的文献记载，如同一扇雕花木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年成都城中那场盛大的岁时庆典。当今成都人在武侯祠前张贴春联、在江边燃放河灯、在元宵之夜赏灯祈福时，或许未曾想到，这些习以为常的习俗，其种子早已在明代蜀王府的春节中悄然萌芽。
600年岁月流转，成都的城市面貌已然变迁，但那份对家国安宁的祈愿、对新春气象的期盼，却是成都人从未改变的春节情怀。明代蜀王府的春节，是威仪与温情的交响，是传统与地域的融合，它不仅为成都的春节文化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更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印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如今，当我们再次品读那些古老的诗句、回望那些流传至今的习俗，依然能感受到年味的温暖与厚重，它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成都的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让这座城市的春节文化在时光的长河中愈发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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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6年1月28日第12版
文/图：胡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