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也就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第三个年头，蒋介石心里忽然蹦出一个名字。
这人便是刘峙，当年可是蒋介石最为倚重的“五虎上将”里的头号人物。
蒋介石扭头问身边的侍从：“那个刘峙，如今人在哪儿混呢？”
底下人面面相觑，支吾了好一阵子才敢吐露实情：“报告委座，他在印度尼西亚，现下正给人家当教书匠呢。”
一听这话，蒋介石的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脸拉得老长，当即拍了板：“赶紧叫他回台湾！
堂堂大将流落在外头，也不怕把我的脸丢尽了！”
哪怕是在普通人看来，一个曾经手握几十万重兵的战区最高长官，居然沦落到南洋去教小学生识字，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可在蒋介石眼里，这事儿就不光是刘峙个人的荣辱问题了，简直是在往“黄埔系”的招牌上抹黑。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四年，回到1948年的徐州战场。
那会儿的刘峙，手里的权柄可是大得吓人，捏着的正是国民党政权的命门。
这就牵扯出一个让历史学家们琢磨了半个世纪的怪圈：
蒋介石用人讲派系不假，但他绝不是个糊涂虫。
在决定国运的大决战前夜，在徐州这么个要命的地方，他怎么就鬼迷心窍，非要派一头“猪”去坐镇指挥？
若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里面其实藏着一笔极其别扭的政治账。
把目光投向1948年，就在淮海战役（那边叫徐蚌会战）快要打响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圈子里私下里疯传着这么个段子。
驻守在徐州的那些丘八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徐州这地界，那是南京的北大门，自古以来谁都要抢。
按理说，怎么也得派个老虎一样的猛将来守；再不济，弄条恶狗来看门也凑合。
好家伙，上面居然派了一头猪过来。”
大伙嘴里这头“猪”，指名道姓就是刘峙。
刘峙本事稀松，那会儿早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抗战那几年，他坐镇第一战区，日军一打过来，他是一点招都没有，除了跑就是跑，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长腿将军”的名号就响遍了全军。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人，蒋介石硬是把徐州剿总司令这颗沉甸甸的大印塞到了他手里。
图什么呢？
若是光从打仗的角度琢磨，这纯粹就是嫌命长。
可要是换个思路，钻进蒋介石的“御人权术”里看，这反倒成了一步不得不走的棋。
当时的徐州，那可是国民党在华东的一锅精肉。
要是让白崇禧这种既有真本事、又有野心，背后还站着桂系的“猛虎”去带兵，仗能不能打赢另说，但这支队伍打完了之后姓蒋还是姓白，那可就没准了。
蒋介石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头一条，将领能打仗固然好，但“听话”才是硬指标。
刘峙虽然在战场上是个草包，但对蒋介石那是死心塌地。
在老蒋看来，一支听话的败军，有时候比一支不听招呼的胜军还要让人放心。
第二条，为了给刘峙这个草包补漏，蒋介石还特意搞了个“双保险”。
他把自己的老底子杜聿明拽过来，给徐州剿总当副手。
杜聿明那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名声在外，而且徐州前线那一帮主力军长（像邱清泉这类刺头），以前都是跟着杜聿明混的。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面子上让刘峙当一把手，那是用来镇场子的，保证队伍政治上不跑偏；里子上让杜聿明当二把手，负责具体的排兵布阵，保证这仗能撑下去。
这招看起来那是相当高明：既用了“忠奴”，又用了“能人”。
可现实往往很残酷。
这套“用忠奴压能人”的班子搭配，恰恰成了徐州大溃败的催命符。
到了战场上，杜聿明虽然满腹韬略，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
战局瞬息万变，真到了该拍板的时候，他得顾忌刘峙的脸面，还得琢磨刘峙的心思。
反观刘峙，虽然不懂指挥，但他手里有否决权，更有在那儿瞎指挥的权力。
这就搞得整个徐州剿总的指挥中枢乱成了一锅粥，命令发不下去，禁令也止不住。
上面发出的每一道指令，都是互相妥协后的怪胎，既不果断，也不透彻。
这就是典型的“机关病”：为了那一丁点政治安全感，把军事效率全给搭进去了。
话说回来，刘峙到底是靠什么本事，混成了蒋介石眼里的“福将”？
这事儿还得从1924年黄埔军校刚开张那会儿唠起。
不少人觉得刘峙发迹全靠运气，其实不然。
刘峙能入蒋介石的法眼，恰恰是因为他正好卡在了蒋介石当时最头疼的用人缺口上。
那年头，孙中山在广州办黄埔军校，让蒋介石当校长。
军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广州地面上全是粤军说了算。
蒋介石要想在别人的地盘上拉起一支属于自己的私家军，选教官就成了头等大事。
蒋介石挑人，心里藏着三把尺子：
首先，资历得够。
刘峙进黄埔之前，在两广那一带已经混出了名堂，在粤军那边也有几分薄面，能压得住阵脚。
籍贯不能是广东的。
蒋介石是想借黄埔军校培植自己的羽翼，要是教官清一色都是广东本地佬，这支队伍搞到最后恐怕还得被粤军给吞了。
刘峙是江西吉安人，这个“外省佬”的身份，反倒成了他的金字招牌。
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得看“面相”。
蒋介石这人迷信得很，特看重第一眼的感觉。
刘峙长得慈眉善目，一副忠厚老实样，怎么看怎么像个本分人。
蒋介石打眼一瞧，觉得这人靠谱，不像那些脑后长反骨的家伙，不用担心他随时造反。
就这么着，刘峙顺风顺水地成了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
在后来东征北伐的那些日子里，刘峙的表现倒也真对得起“福将”这两个字。
那会儿的仗，说白了就是打“乱仗”。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大伙比的是拉开架势硬碰硬，比的是谁的兵更不怕死，谁更耗得起。
这种仗，用不着多高深的战略战术，只要当官的敢带头冲，当兵的敢玩命，往往就能赢。
刘峙虽说没喝过多少洋墨水，不懂系统的西方军事理论，但他有一套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土方子”。
这套路子对付那些旧军阀，那是相当灵光。
他打仗不要命，运气也爆棚，几场关键的硬仗都让他给拿下了。
那阵子，他在蒋介石眼里就是“五虎上将”，是黄埔系的一面旗帜。
可是，世道变了。
一脚跨进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打仗这事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欧洲的一战打到二战，杀人机器更新换代快得很。
大炮、坦克、飞机满天飞，战争变成了立体化的屠宰场。
这时候再打仗，光靠不怕死和“土方子”已经不灵了，得靠精密的步炮协同、复杂的战略迂回，还得靠对后勤补给的精准算计。
刘峙的悲剧就在于，他的脑子还停留在20年代的旧版本，可外面的战争已经升级到了4.0版本。
他那一套“摆开场子、硬桥硬马”的打法，碰上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日军，那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
当老掉牙的经验主义碰上了现代化的战争机器，结局只有一个：输得底裤都不剩。
但这不光是刘峙一个人的尴尬，也是那一代国民党“福将”们的通病。
怎么一到了抗战和内战，一个个都变得不会打仗了？
因为他们都成了“过期的将军”。
他们没那个本事跟着时代变，更没那个心思去学新战术。
在国民党那个官场染缸里，只要官做得够大，只要对“领袖”够忠心，会不会打仗其实是个次要问题。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最终让国民党军队的高层塞满了一群位高权重却不懂打仗的“好好先生”。
混到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输了个精光，刘峙这位“福将”的好运道也算是彻底用尽了。
作为一个败军之将，他没脸直接去台湾见蒋介石，而是灰溜溜地躲到了香港九龙。
后来怕被清算，又拖家带口逃到了印度尼西亚。
在印尼那段日子，刘峙过得那是相当凄惨。
他虽然带了点细软出来，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没多久就被当地的地痞流氓给抢了个精光。
为了养活一家老小，这位曾经统领数十万虎狼之师的一级上将，只能拉下老脸，在当地一所华侨小学当起了教书先生。
这种天上地下的落差，换一般人估计早就疯了。
但刘峙身上那种“老实人”的韧劲又冒出来了，书教得居然还像模像样。
直到1952年，那个来自台湾的消息，打破了他死水一般的生活。
蒋介石为什么在1952年突然想起来要召回刘峙？
那会儿国民党刚退守台湾，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蒋介石在岛上痛定思痛，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党务，清算当年的失败责任。
按常理，像刘峙这种“猪队友”，理应是被拉出来问斩的对象。
可蒋介石听说他在印尼教书后，第一反应却是“别在外面丢人现眼了”。
这话里头有讲究。
头一层意思，这是为了护住“黄埔系”最后那点面子。
刘峙再怎么不争气，他毕竟是黄埔系的门面人物，是蒋介石一手捧起来的“五虎上将”。
要是让外人知道，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外沦落到靠教小学生糊口，那丢的可不光是刘峙的脸，更是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权的脸面。
这就好比一家大公司的前任高管，被开除后去捡破烂。
虽然他已经滚蛋了，但为了公司的品牌形象，老板通常也会花钱把他养起来，哪怕是给个闲差。
再一层意思，这也是做给活人看的。
在1952年那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太需要聚拢人心了。
好多国民党将领流落在海外，人心惶惶。
蒋介石把刘峙接回来，其实是向旧部们发个信号：
只要你当年对我忠心耿耿，哪怕你本事不行，哪怕你捅了篓子，我蒋某人也会赏你一口饭吃，给你一个养老送终的地方。
这是一种千金买马骨的手段。
刘峙回到台湾后，虽然再也没摸过兵权，但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让他舒舒服服地过完了下半辈子。
如今回头再看这段往事，刘峙这一辈子，活脱脱就是国民党军事集团兴衰的缩影。
成也“忠诚”，败也“忠诚”。
因为看着老实巴交，他被挑中成了天子门生；因为听话顺从，他被一次次推上那个他能力根本驾驭不了的高位。
等到大厦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尴尬的注脚。
蒋介石骂他“丢人”，其实骂的兴许不光是刘峙，而是那个为了维护派系私利，宁肯用“猪”也不敢用“虎”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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