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徐州城外炮声震天。80万国军布防在十字形的铁路线上，等着和解放军决一死战。
谁也没想到，这场战役的总指挥刘峙，身边竟然藏着三个随时准备开枪打死他的人。蒋介石下了死命令：宁可让他死，也不能让他活着投降。
白崇禧拒绝了。
1948年秋天，蒋介石把白崇禧叫到南京，开门见山：徐蚌会战，你来指挥。这可是80万大军的统帅权，多少将领求都求不来。白崇禧当场答应了。
但他到徐州转了一圈，脸色就变了。数十万国军围着铁路线摆成一个大十字，黄百韬的兵团在东，邱清泉的兵团在西，孙元良守徐州，李弥在南边，黄维还在路上。这摆法，一看就是等着被人包饺子。
更要命的是，邱清泉这些嫡系将领根本不买账。白崇禧姓桂，他们姓蒋，谁听你的？
回武汉的火车上，白崇禧就想明白了——这是个死局。再回南京见蒋介石，话就变了：我身体不好，指挥不了。蒋介石气得发抖，但也没办法，桂系的30万人马还在白崇禧手里攥着，不能撕破脸。
那找谁？蒋介石的目光扫过一圈，最后停在了刘峙身上。
刘峙这个人，早年北伐的时候立过功，大家叫他"福将"。但打到抗战，仗就打不好了。1937年保定一战，日本人打过来，他带着部队就跑，跑得太快，后面的人都追不上，从此有了个外号——"长腿将军"。
邱清泉背地里骂得更难听："不派一虎，也该派条狗看门。如今派只猪，这门还守得住吗？"
但蒋介石没得选了。白崇禧不干，其他将领要么不够格，要么不够忠。刘峙虽然打仗不行，但有一个好处——听话。
1948年6月，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他接到任命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要我做官，不能奉命；要我拼命，义不容辞。"
话说得漂亮，但蒋介石心里清楚，这个人没那个本事。所以他马上又下了一道命令：调杜聿明回徐州，当副总司令，具体指挥归他。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打过仗，能打硬仗。但问题来了——名义上刘峙是总司令，实际上杜聿明在指挥，这权力到底归谁？
这个矛盾，后来要了国军的命。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第一个倒霉的是黄百韬。他的兵团在碾庄被华野包围了，10万人困在那里，出不来。
徐州的作战室里，刘峙盯着地图发愁。杜聿明站在旁边，说了一个方案：让黄百韬先守着，我带着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绕到南边，和黄维一起夹击中野。打垮了中野，再回头救黄百韬。
这个方案的前提是，黄百韬能在碾庄守一个星期。
杜聿明觉得没问题。碾庄有李弥留下的工事，黄百韬又是个能守的将领，守一个星期应该不难。
刘峙摇头："守不住，三天就完了。"
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
刘峙说："直接救黄百韬。"
这一决定，改变了整个战局。
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掉头往东，去救黄百韬。结果黄维的兵团在南边孤军深入，11月28日，在双堆集被中野包围了，12万人全困在里面。
更让人意外的是，黄百韬在碾庄守了十多天。如果当时刘峙采纳了杜聿明的方案，中野就危险了。但历史没有如果。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黄百韬自杀。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黄维被俘。徐州的30万大军，退路已经被切断。
蒋介石在南京开会，拍了桌子：撤！
刘峙先跑了。
11月28日，他调到蚌埠，把徐州交给了杜聿明。杜聿明带着30万人往南撤，结果走到陈官庄，被华野追上，包围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军五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55.5万人被消灭或改编。
这一仗，把蒋介石的家底打光了。
战役后期，刘峙总觉得不对劲。
他发现身边有三个人，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一个叫马安邦，徐州剿总办公室的少将副主任；一个叫戴以道，上校附员；还有一个叫周英，第二处的上校科长。
这三个人不管刘峙走到哪里，都在视线范围内。吃饭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在，就连上厕所，门口也站着人。
刘峙问过一次："你们三个，怎么老跟着我？"
马安邦笑笑："总司令安全要紧。"
刘峙心里直发毛。他是老江湖，这种"保护"意味着什么，他懂。
后来到了台湾，刘峙写回忆录的时候，把这件事写了出来。他说，蒋介石下了密令，指定这三个人，一旦他有投降或者被俘的迹象，立刻开枪打死他。
为什么？
但如果刘峙不愿意死呢？
那就让别人帮他"殉国"。
刘峙在回忆录里写："他们暗中做了准备，强迫我这位总司令殉国。"
这三个人，就是三颗随时可能打进他脑袋的子弹。
好在刘峙有一个本事——跑得快。
11月28日，徐州撤退的时候，杜聿明还在组织部队，刘峙已经跑到蚌埠了。后来杜聿明被围在陈官庄，刘峙继续往南跑，一路不停，跑到南京，跑到上海，跑到香港。
马安邦三个人跟着他，但只要他还在跑，就说明他没有被俘的危险。子弹，暂时用不上。
刘峙后来说："我打仗不行，逃跑还是行家里手。"这句话，救了他的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国军大员纷纷逃往台湾，连"常败将军"胡宗南都去了台湾。但刘峙去不了。蒋介石不让他去。淮海战役的责任，总得有人背。刘峙是总司令，他不背谁背？刘峙只能去香港。
他在香港的日子，一开始过得还算滋润。
这人当年在河南、陕西做过长官，搜刮了不少钱财，带到香港够花一阵子。但麻烦很快来了。
老部下们听说他在香港，一个接一个找上门来，开口就是借钱。刘峙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又不敢不借。这些人都是跟他打过仗的，翻脸不好看。借着借着，家底就空了。
1950年，刘峙带着妻子黄佩芬，跑到了印度尼西亚。想着那里华侨多,或许能混口饭吃。结果路上先遇到劫匪，抢了一次。到了印尼海关，又被勒索了一次。两口子到了雅加达，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三年后，蒋介石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刘峙在印尼靠教书为生。
蒋介石看完，扔下报纸："太丢人了。"他不是心疼刘峙，是觉得丢自己的脸。好歹是国军总司令，落到这步田地，传出去像什么话？
1953年，蒋介石派人把刘峙接回了台湾。回台湾后，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头衔，每个月发点钱，够养老。刘峙在台中买了套房子，从此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1965年，妻子黄佩芬去世。刘峙一个人住在台中，开始写回忆录。他写自己早年北伐的辉煌，写保定撤退的狼狈，写淮海战役的惨败，也写了身边那三个随时准备开枪的人。
回忆录最初是油印本，在老部下之间传阅。后来被出版商看中，正式出版，书名叫《我的回忆》。
书里有一句话，刘峙写得很平静："他们暗中做了准备，强迫我这位总司令殉国。"
但他没有多解释。那三个人是谁派的，有没有真的准备开枪，蒋介石到底下没下过这样的密令，这些问题，刘峙都没有正面回答。也许是不能说，也许是不想说。
1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中去世，终年79岁。他的一生，从福将到败将，从总司令到代课教师，最后在回忆录里留下了那个惊人的秘密——徐蚌会战的最后关头，有三个人随时准备打死他。
1948年那个冬天，徐州城外的炮火中，刘峙确实活下来了。不是因为他打赢了，而是因为他跑得够快。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