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那个深秋，那场把中国家底差点掏空的武汉大会战，总算是落了幕。
结果大家都看见了，武汉还是没保住。
这消息传到第五战区的一把手李宗仁耳朵里，这位平日里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桂系头面人物，这回是怎么也压不住心头的火苗子。
搁在当时那帮国民党将领身上，败仗吃多了，脸皮早就练厚了。
丢了地盘那是家常便饭，只要手里兵还在，那就不叫跑路，美其名曰“转进”。
可李宗仁心里那个堵啊。
他憋屈的不是日本人有多凶，而是看透了一层窗户纸：这仗，有些人压根就没想好好打。
瞅着退下来的那些垂头丧气的兵，他长叹一声：“总是打败仗，这锅到底该谁背？
真替那些死去的弟兄不值！”
这话听着像问老天爷，其实李宗仁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笔烂账，全记在一个人头上。
这人名头可响，胡宗南。
咱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回到战事最紧要的关头。
那时候李宗仁刚生完大病，重新接管第五战区。
蒋介石为了显摆自己那是真想决战，特意给李宗仁塞了个“大红包”——胡宗南军团。
整整三个军，全是中央军的嫡系，装备那是顶呱呱，人手也足。
可李宗仁是啥人？
老江湖了，一眼就瞅出这“红包”烫手。
胡宗南那是谁？
那是蒋介石的心头肉，黄埔系的大师兄，正儿八经的“天子门生”。
把这么一位爷派给桂系的李宗仁当部下，这事儿琢磨起来就有意思了。
没出所料，胡宗南一进场，那架势就摆得足足的：我是来捧场的，可不是来送命的。
照李宗仁后来的说法，这主儿简直就是二郎神下凡——听调不听宣。
起初在罗山正面，仗打得还凑合，跟日军那个筱冢义男有来有往。
毕竟中央军的底子厚，硬骨头还是有两块的。
可后来形势不对了，日本人那是铁了心要拿武汉，兵力越堆越多。
这时候就看指挥官的成色了。
李宗仁得顾全大局，给胡宗南下了道死命令：
不管对面来多少鬼子，你得给我层层阻击。
底线是死守信阳，实在扛不住，再往鄂北三关撤。
这算盘打得很精：胡宗南顶在前面，是给后面几十万友军留出撤退的时间和路子。
信阳那是咽喉，一旦丢了，几十万人就成瓮中之鳖了。
命令是下去了，可胡宗南那边，小算盘拨得那是噼里啪啦响。
他心里明镜似的：
要听李宗仁的死守信阳，那就得跟鬼子拼刺刀。
筱冢义男那是善茬吗？
这一仗下来，自己这三个军的老本起码得折进去大半截。
要是拼光了，图啥？
武汉估计还是悬，李宗仁他们倒是能跑路，可自己手里没了枪杆子，以后在蒋介石面前还怎么挺胸抬头？
这不光胡宗南这么想，大伙儿都这么想。
只是这一回，胡宗南玩得更绝。
他不敢赌。
所以，面对李宗仁那道“死守信阳”的铁令，胡宗南做出的决定让人下巴都掉地上：不守了。
他既没层层阻击，也没去鄂北三关，而是带着主力，大摇大摆直接溜到了南阳。
这一跑，可不光是地图上挪个窝那么简单。
对面的日军一看，哎哟，最硬的骨头自己跑了，信阳大门敞开，随便进。
对李宗仁来说，这简直就是背后挨了一闷棍。
几十万友军的肋巴骨全露给人家了，整个战区的布局瞬间稀碎。
李宗仁气得直哆嗦，可他能咋整？
毙了胡宗南？
那可是蒋介石的宝贝疙瘩。
没办法，只能走程序，一封加急电报发到蒋介石桌上，把胡宗南擅自撤退、丢城失地的罪过列了一大堆，请求严办。
结果呢？
四个字：石沉大海。
连个响儿都没有，更别提处分了。
胡宗南在南阳照样吃香喝辣，好像罗山丢了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事儿还不是个例。
这种“自己人犯错罚酒三杯，外人犯错杀头示众”的双标戏码，李宗仁见得多了。
就在武汉会战那会儿，蒋介石广播里天天喊着“严肃军纪，赏罚分明”。
听着挺带劲，实际咋操作的？
马当要塞丢了，那是大败笔。
最后毙了谁？
毙了个薛蔚英。
可真正该背锅的第16军军长李韫珩，却屁事没有。
再看看张发奎，北伐名将，“铁军”的老大，就因为从马当撤退，立马被撤职查办。
同样是跑路，同样不听话，张发奎被撸了，胡宗南却毫发无伤。
更恶心的是，追究罗山失守责任的时候，上面居然想找川军当替死鬼。
当时配合胡宗南作战的，是孙震带的川军。
这帮兄弟装备烂得掉渣，却跟日本人硬拼，死伤惨重。
结果出了事，上面不找胡宗南的麻烦，反倒差点把屎盆子扣孙震头上。
要不是孙震硬气，拿着作战记录和伤亡名单怼回去，这口“丧师辱国”的大黑锅，怕是真要让四川袍哥们背了。
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军纪”。
这玩意儿，专门用来收拾杂牌军，专门用来清除异己。
在李宗仁看来，这哪是抗日，分明是借日本人的刀，割地方军阀的肉。
这种让人心凉的事，不光在战场上有。
李宗仁在武汉养病那会儿，碰见了老朋友黄绍竑。
黄绍竑也是桂系大佬，之前在山西娘子关硬扛过，后来回浙江当省主席。
这次来武汉，本来是看望李宗仁，结果带来一肚子的苦水。
咋回事呢？
原来黄绍竑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电报。
语气那是相当重，说他在浙江“名声臭了”，让他“自己看着办”。
黄绍竑懵了：我在浙江没日没夜组织抗战，咋就名声臭了？
他气不过，跑去找蒋介石当面问个究竟。
蒋介石给出的理由，让黄绍竑简直哭笑不得。
敢情在蒋介石眼里，黄绍竑有两条“大罪”：第一，从山西回来后，嘴里老夸八路军会打仗；第二，在浙江主政的时候，跟新四军走得太近乎。
在蒋介石看来，这简直就是脑子坏掉了，是大逆不道。
要不是黄绍竑背后站着整个桂系，面子太大，他收到的恐怕就不是警告信，而是逮捕证了。
李宗仁听完，只能苦笑着直摇头。
这就是国民党的绝症。
大敌当前，半壁江山眼看都要没了，最高统帅部琢磨的不是怎么拉人头打鬼子，而是天天盯着谁跟那边走得近，谁手里的兵权是不是太大了。
像李宗仁这样的实力派，心里跟明镜似的。
当局者迷？
不，这帮人其实比谁都清醒。
他们心里清楚，蒋介石从来没放下过“铲除异己”的念头。
既然老大都在算计，底下的将军们自然也得留个心眼。
汤恩伯在台儿庄，李宗仁催破了喉咙他都不动，非得等蒋介石亲自下令才肯出兵。
为啥？
怕被桂系拿去当炮灰使唤。
胡宗南在罗山，眼看风头不对立马抹油开溜，完全不管友军死活。
为啥？
怕把老本拼光了没地位。
大家都在拨算盘，都在留后手。
所谓的“协同作战”，在利益面前，那就是个笑话。
武汉最后还是丢了。
李宗仁站在地图跟前，看着大片大片变色的山河，那种“英雄气短”的感觉直往脑门上涌。
台儿庄的大捷像是个意外的彩票中奖，而武汉的沦陷才是这个摊子必然的下场。
只要“保存实力”还是各路诸侯（包括中央军）的第一生存法则，只要“排除异己”还是最高统帅的第一政治任务，中国军队哪怕人再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
当年围剿红军的时候，几十万大军怎么打都没戏，根子就在这儿：心不齐。
现在对着日本人，这毛病一点没改，反倒借着“抗日”的大旗，内部的勾心斗角变得更阴暗、更丑陋。
李宗仁那句“到底败在谁手里”，问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问的这个已经从根子上烂透了的规矩。
几年后，当抗战胜利的鞭炮声刚停，这个看着庞大无比的国民党政权，仅仅用了不到三年就稀里哗啦塌了架。
好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可对于经历过武汉会战、看懂了胡宗南撤退逻辑的人来说，这一切，早在1938年的那个秋天，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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