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
地点是那个气氛压抑的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
作为那场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站在了审判台前。
按常理推断，这会儿应该是一个败军之将最落魄、最灰头土脸的时候。
毕竟在外面的传言里，这位少帅就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靠老爹张作霖铺路的“花花公子”，要是离了大烟土和漂亮女人，怕是连站都站不稳。
可偏偏现场的情况，跟大伙儿想的完全是两码事。
面对台上坐着的审判官，张学良不但没有唯唯诺诺，反而腰杆挺得笔直，神情镇定自若。
问他为什么要扣人，为什么要逼着上面抗日，他回答得干脆利落，一点弯子都不绕。
哪怕明知道接下来等着他的可能是枪毙，他脸上也没露出一丁点儿怂样。
当时负责主审的李烈钧，等这事儿一结束，就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么一句感慨：
“学良真是张作霖的种啊！”
这话里有话。
它其实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在那些什么“风流大少”、“民国美男子”、“瘾君子”的花哨名头底下，张学良其实是个被严重低估的政治操盘高手。
你要是把他这辈子几个关键的节骨眼儿掰开揉碎了看，就会发现，那种混吃等死的“纨绔子弟”，压根就布不出这样的局。
咱们先把日历翻回到1929年。
那会儿“老帅”张作霖刚被日本人炸没了，张学良接过了东北军这个烫手山芋。
在不少人眼里，这就是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富二代，想要镇住奉系那帮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油条，简直是痴人说梦。
特别是那个自诩为“当代诸葛亮”的老臣杨宇霆，压根就没正眼瞧过这个毛头小子。
那张学良是怎么应对的？
他没哭没闹，也没装孙子，而是直接亮了底牌——动刀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杨宇霆和常荫槐给办了。
杀几个人立威，这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算稀奇。
但张学良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死之后，他算的那笔“账”。
杨宇霆前脚刚死，张学良后脚就送去了一副挽联，那词儿写得叫一个绝：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这两行字，可以说是搞政治公关的顶级范本。
上联借用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典故。
言外之意是：我心里也难受啊，但我必须得杀你，因为你像马谡一样捅了篓子，为了大局，我不得不“挥泪”。
这一手，既把自己摆在了诸葛亮的位置上，又暗戳戳地讽刺杨宇霆虽然自比孔明，其实充其量也就是个马谡。
下联又搬出了周公旦诛杀管叔的故事。
管叔是周公的亲兄弟，听信谣言造反才被杀。
这话是在暗示：其实我挺可怜你的，你是被流言蜚语给带沟里去了。
张作霖虽然是个草莽英雄，但他砸在儿子身上的教育经费可不是白花的。
这后头藏着的，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手腕和定力。
话虽这么说，那后来怎么就背上了“不抵抗将军”这么个黑锅呢？
这就得聊聊1931年，那个把中国命运彻底改写的九一八之夜。
当时的舆论简直要把张学良的脊梁骨戳断了。
报纸上都在传，日本鬼子都打进沈阳北大营了，这位“少帅”还在北平悠哉游哉，白天挥杆打高尔夫，晚上搂着电影明星胡蝶跳舞。
还有人编了首打油诗满大街传：“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觉得，就是因为张学良贪生怕死，才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人。
可要是咱们站在当时张学良的角度，重新复盘一下那个决策瞬间，你会发现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得搞清楚一点，那时候张学良的身份不一样了。
他不光是奉系的老大，他在南京政府里的头衔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副司令上面，还顶着个正司令，那就是蒋介石。
当兵的，特别是一个想往中央体系里靠拢的地方军阀，听指挥那是第一条铁律。
就在事变爆发的前两天，1931年9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一封分量极重的电报，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笔账，张学良当时心里是怎么盘算的？
要是打：那就是公然抗命。
东北军得单枪匹马跟日本关东军硬刚，打赢了也是惨胜，打输了老窝就没了，而且还得罪了南京方面，搞不好还得背个“破坏和平”的罪名。
要是不打：这是执行中央的命令。
他在赌一把，赌国际联盟会插手，赌蒋介石能通过外交路子把这事儿摆平。
九一八事变那年，张学良才三十岁。
他虽然见过血，但面对日本这种国家级别的全面进攻，他确实没有毛主席那种“论持久战”的战略眼光，也缺了点独立对抗强敌的狠劲儿。
他选择了听话。
谁知道，这听话的代价大到了天上——日本人一口气吞了东三省。
蒋介石的那封电报，成了套在张学良脑袋上一辈子的紧箍咒。
为了维护中央的面子，或者说是为了维护他和蒋介石之间所谓的“兄弟情分”，他一声不吭地背起了“不抵抗”的大黑锅，替蒋介石挨了骂。
这确实是个没法洗白的战略大错，但这更多是因为对局势判断失误和对上级的盲目服从，而绝不仅仅是因为个人怕死。
如果说九一八的“不抵抗”是张学良人生的谷底，那1936年的西安事变，就是他触底反弹的高光时刻。
這也是最能证明他骨子里“不纨绔”的一次。
眼看着东北丢了，热河也没守住，华北眼看也要完蛋，张学良终于琢磨明白了一件事：指望蒋介石那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套路，中国就没救了。
于是，他干了一件把天捅破的事儿：兵谏。
把委员长扣在西安，这事儿放在古代那就是谋逆，是要诛九族的。
这协议里，想到了停战，想到了抗日，想到了蒋介石的地位，甚至还照顾到了南京政府的面子。
唯独缺了一条：关于张学良自己的安全保障。
别忘了，张学良才是这场大戏的发起人。
要是为了自己那点小九九，或者像个投机倒把的政客那样算计，他完全可以在谈判的时候加一条：“事后不许追究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的责任”，或者干脆要求把自己送到国外去避风头。
凭他当时手里的枪杆子和蒋介石的小命，加这么一条简直易如反掌。
可他偏偏没加。
不光没给自己留后路，他还非要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当时周围的人都劝疯了，说你这一去就是肉包子打狗。
但张学良的脑回路是这样的：乱子是我惹的，长官的面子是我扫的，为了让蒋介石以后能体体面面地带着全国抗日，我必须把这个面子给他圆回来，哪怕拿我自己的自由当抵押。
这是一种什么劲头？
这绝不是纨绔子弟的任性胡来，这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去了南京是个什么下场，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上了飞机。
结局大伙儿都知道了，这一关就是半个世纪。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撒手人寰。
已经被软禁了快四十年的张学良，托人送去了一副挽联。
这副挽联，跟他当年送给杨宇霆的那副一样，再次让世人惊掉了下巴：
“关怀之殷，犹如骨肉；政见之争，犹如仇雠。”
短短十六个字，把这两个人纠缠了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说得透透的。
是亲如兄弟，也是势不两立的仇人。
私下的交情和公事的立场，分得清清楚楚。
回头再看张学良这辈子，年纪轻轻就带兵剿匪，二十出头在直奉大战里露脸，二十四岁平定郭松龄叛乱，在枪林弹雨里滚过，在权力的顶峰站过，也在只有四堵墙的软禁室里熬白了头。
一个肩膀扛得住事，心里沉得住气，肚子里有墨水的人，怎么能简简单单用“纨绔子弟”四个字就给打发了呢？
他犯过错，而且是误国的大错。
但在民族大义的生死关头，他把自己当成了祭品，硬生生地把历史的车轮给扳了过来。
就像李烈钧说的那样，他确实是张作霖的儿子。
只不过，相比那个草莽出身的老爹，他身上多了一份带着悲剧色彩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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