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字季茀，号上遂，浙江绍兴人，1883年2月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赵家坂。早年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官费日本留学，与鲁迅相识，成为终身挚友。
许广平曾描述鲁迅与许寿裳的“兄弟怡怡之情”：“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无不遮瞒，尽量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
在留学日本时，鲁迅跟许寿裳一起吃面包，许寿裳爱把面包皮撕掉，鲁迅舍不得，就把撕掉的面包皮拣起来塞进嘴里吃掉，并托词说：“我喜欢吃的。”此后，凡是在一起吃面包的时候，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回国后，许寿裳刚一进入教育部，就介绍鲁迅进入教育部。他们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话，并时相偕访图书馆。
1923年，鲁迅决定买一处房产，最终定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6间房子，需资800大洋。当时的鲁迅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是许寿裳和鲁迅的另一个好友每人借给鲁迅400大洋。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定居，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期间，鲁迅没有正式工作，是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聘请鲁迅担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月薪300元大洋。这笔收入从1927年12月一直发到1931年12月，达49个月之久，期间从未拖欠，是鲁迅到上海后的最为可靠和固定的收入；而实际上，鲁迅并未为大学院写出什么著作。
对于鲁迅与许寿裳的关系，许广平叹为“求之古人，亦不多遇”；她说：“鲁迅先生无论多忙，看到许先生来，也必放下，好像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间以开怀大笑，旁观者亦觉其恰意无穷的了。在谈话之间，许先生方面，因所处的环境比较平稳，没什么起伏，往往几句话就说完了。而鲁迅先生却是倾吐的，象水闸，打开了，一时收不住；又像汽水，塞去了，无法止得住；更像是久居山林了，忽然遇到可以谈话的人，就不由自己似的。在许先生的同情、慰藉、正义的共鸣之下，鲁迅先生不管是受多大的创伤，得到许先生的谈话之后，像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静宁帖起来了。”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许寿裳接到逝世的噩耗，禁不住失声恸哭；他说：“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在唁电中，他这样说：“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
对于自己和鲁迅的交往，许寿裳曾说过：“我和鲁迅生平有35年的交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他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乃是40余年前，他剪掉辫子后的喜悦的表情；最后的而且永远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10年前，他去世两个月前，依依惜别之情。35年之间,有20年是晨夕相见的。每次相见，他总是名言百出，机智疾流，使我得一种愉快的经验，恍如坐在春风之中。这种愉快的经验，追忆起来，实在是举不胜举。”
1946年夏，应留日同学、同乡、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赴台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陈仪被撤职后，在台湾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寓所惨遭歹徒杀害。
2月20日的《公论报》如此报道：“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氏，十八日夜，在和平东路青田街六号住宅，于睡眠中被人用柴刀杀害。右脸耳朵下的颈项上一伤，约被砍三刀，长八寸，裂开约一寸，右鬓部两伤较轻，死在床上。满床鲜血。……许氏被杀的原因究竟是被人谋害，还是被窃盗所杀。已由各有关司法的机关，严密侦查中。”
很多人认为许寿裳的死是国民党的政治谋杀。因为他撰写了一系列的关于鲁迅的文章，结集为《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二书。有好心人劝他删去书中讽刺当局的段落，他说：“我都老了，害怕什么。如果删去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灵魂。”
许寿裳死后，和他一起工作的朋友李霁野、李何林、袁珂等人，都相继返回大陆，最后仅留下曾与鲁迅有深交的台静农等少数人，但终其一生避谈鲁迅。而此后不久，鲁迅的作品，更成为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