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阳冈那头猛兽倒下后,阳谷县令满脸堆笑,让人把那一千贯赏钱抬到了武松跟前。

这会儿,武松做出的举动,让在场的人都看傻了眼,哪怕是几百年后的人读到这一段,没准也会觉得这汉子脑子不开窍。

紧接着,他把那一千贯铜钱,一股脑儿全散给了那些被老虎折腾得苦不堪言的猎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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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令眼珠子一转,心里暗赞:这人功夫了得,居然还不爱财,当场拍板——钱既不要,那就赏你个官做,来当阳谷县的步兵都头。

这一下,武松没再推脱,二话不说,跪下磕头,把这顶官帽稳稳戴在了头上。

把到手的一千贯扔了,去县衙里当个“治安大队长”,这买卖究竟亏不亏?

咱们要是开了上帝视角,把账本摊开来细琢磨,你会发现武松这步棋,简直是精明到了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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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压根不是什么视金钱如粪土的高尚品格,说白了,这是一场冷静得可怕的生存博弈。

头一个,咱们得弄明白“一千贯”是个啥概念。

大伙儿印象里,一千贯似乎就是一千两白银,是一笔泼天富贵。

按现在的购买力算,普通人几辈子都挣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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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麻烦就在于“变现”和“运输”。

北宋那时候钱币乱得很。

四川虽然有了纸币交子,但中原这块儿,老百姓手里流通的还是铜钱。

那时候的一贯钱,分量足足有六斤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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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贯得有多重?

六千多斤。

这下尴尬了。

武松是力气大,徒手能撕老虎,几百斤的石墩子能当球抛,可他毕竟不是大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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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一个人扛着三吨重的铜疙瘩上路,那是痴人说梦。

有人该说了,换成银子不行吗?

行倒是行。

按宋朝的行市,一千贯差不多能兑换一千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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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算变成了银子,那也得有一百斤重。

你想想看,一个刚把老虎打死、名声大噪的独行侠,背着一百斤真金白银在江湖上溜达,这跟在脑门上贴个“人傻钱多速来抢”的条子有啥区别?

再说了,这一千贯钱拿着也烫手。

知县话里话外透着底,这钱是“众猎户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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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要猎户凑?

因为老虎吃人,县令下了死命令限期破案,抓不到就得挨板子、罚款。

这一千贯,实际上是压在阳谷县猎户头顶上的“买命钱”和“罚款”。

要是武松真把这钱揣兜里,他在阳谷县的人缘就算彻底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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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从一个“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瞬间变成一个“搜刮猎户血汗钱的外乡人”。

所以说,摆在武松面前的这一千贯,其实是一笔“带不走、扎手、还藏着巨大风险”的死账。

与其守着这笔死账去玩命,不如把它换成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本钱——人情和名望。

武松把钱散给猎户,这一手玩得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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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户们本以为要破财消灾,结果老虎死了,罚款免了,交出去的钱还被恩人退回来了。

这种大悲大喜之下,他们对武松的感激那是掏心掏肺的。

眨眼功夫,武松在阳谷县不光有了“勇名”,更立起了“义名”。

这就是武松的第一层算盘:把没法变现的沉重包袱,置换成无形的社会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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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他走的第二步棋,关于“都头”这个差事。

不少人看戏看多了,觉得“都头”是个多大的官。

其实在宋朝的官场里,这连“官”都算不上,顶多是个“吏”。

宋朝县这一级,真正由朝廷指派、吃皇粮的“官”,一般就只有知县、县丞(八品)、主簿(九品)这么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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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都头、捕快、押司这些,属于“胥吏”。

让谁干全凭知县一句话,朝廷压根不管,也没个正式品级。

要是搁到现在,武松这个“阳谷县步兵都头”,大概齐相当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顺带兼着特警队教官。

这位置虽然不在正式编制内,但含金量那是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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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里握着合法的动武权力。

在古代,这可是稀缺货。

第二,有着极其稳定的“灰色油水”和福利。

虽说账面工资只够糊口,但作为县城的治安一把手,里头的实惠外人根本想象不到。

当然了,武松看的绝不仅仅是这点油水。

咱们得翻翻武松的老底。

来阳谷县之前,武松过的是啥日子?

从小爹妈死得早,跟哥哥武大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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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穷得叮当响,脾气又硬,信奉“拳头底下出真理”。

在清河县老家,没人敢惹他们哥俩,靠的就是武松那对砂锅大的拳头。

但这股子狠劲,是有代价的。

有回喝高了,武松跟人起争执,一拳把对方干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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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出了人命,吓得连夜跑路,躲到柴进庄上避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的流亡日子,那是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过活。

虽说柴进是个大财主,但武松脾气臭,又爱酒后闹事,在庄子上很不受待见。

甚至连宋江刚去的时候,都差点因为踩了火锨柄跟武松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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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武松人生的谷底:没身份,没钱,背着官司,还染了一身疟疾。

直到后来听说那人没死,案子消了,他才敢踏上回家的路。

宋江临走送了他十几两银子,这点钱对他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

没这十几两银子,他就不可能在景阳冈下的酒店里连干十八碗“透瓶香”,更不可能借着酒劲去闯那个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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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阳谷县令抛出“都头”这根橄榄枝时,武松眼里的不是一份工,而是一个“上岸”的良机。

从一个随时可能因为打架斗殴再次流浪的“江湖盲流”,摇身一变,成了手握实权、人人敬畏的“执法者”。

这种身份的飞跃,比那一千贯带不走的铜钱,价值高出何止万倍。

再说,这决定背后还藏着个更深的心思:他的哥哥武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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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得很,武松刚当上都头,就在街头撞见了自己的亲哥。

这简直是老天爷安排好的。

试想一下,要是武松拿了一千贯钱走了,武大郎在阳谷县卖炊饼,照样是个被人欺负的“三寸丁谷树皮”。

可现在武松留下了,成了管全县治安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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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谁还敢动武大郎一根指头?

就连西门庆这种在县里手眼通天的主儿,见了武大郎都得客客气气,甚至得想办法巴结。

这就是权力的护城河效应。

武松这笔账,算得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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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子A:拿一千贯钱(根本带不走),继续当个流浪的打虎英雄,哥哥接着被人欺负。

路子B:散财买名,接受招安,弄个合法身份,建立社会关系网,给哥哥撑起一把绝对的保护伞。

只要脑子没被老虎吓傻,是个正常人都会选B。

当然,这儿还有个技术性问题:武松凭啥能干死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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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看影视剧,觉得这段太扯。

电视里的老虎都是东北虎,身长三米,体重六七百斤,站起来比姚明都高。

别说一个武松,就是来一个特种兵班,赤手空拳上去也是送人头。

但咱们得尊重地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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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地盘主要在中原。

阳谷县在今天的山东聊城那一带,属于中原腹地。

在那个年月,这片林子里出没的老虎,大概率是华南虎。

华南虎的块头比东北虎小多了,公老虎体重一般在300斤上下,大概相当于两个成年壮汉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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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300斤的猛兽照样能要人命。

它的爆发力、咬合力和爪子的杀伤力,依然是人类没法正面对抗的。

武松能赢,其实运气占了大头。

首先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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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碗米酒,虽说度数比不上现在的白酒,但后劲足。

酒精起了大作用,既麻醉了痛感,又把肾上腺素给激出来了。

再一个,就是那个关键的失误。

武松第一棒打在树杈上,哨棒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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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棒子没断,武松搞不好会继续试着用武器格斗,大概率会被老虎扑倒咬死。

棒子断了,逼得他只能近身肉搏。

而在贴身缠斗里,华南虎体型偏小的“短板”反倒给了武松机会。

武松死死按住虎头,让老虎的爪牙施展不开,然后用他那双“平时打架练出来”的铁拳,在这个只能拼死劲的死角里,硬生生把老虎给锤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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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赢面极小的赌博。

但赢了之后,武松没被胜利冲昏头脑。

他心里明镜似的,这种运气没法复制。

要是扛着一千贯钱的路上,再碰上一伙强盗,或者再遇上一只老虎,他未必还有这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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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场关乎财富、名声和生存的博弈里,武松做出了教科书级别的选择。

他用一笔根本带不走的钱,换来了全县百姓的拥戴,换来了一身官服,也换来了兄弟团聚的短暂安宁。

虽说这官职不大,虽说这安宁最后还是被潘金莲和西门庆打破了,但在当时当刻,这是武松手里能抓出的最好的一副牌。

所有的“视金钱如粪土”,背后往往都是更长远的利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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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是个粗人,但他绝不是个糊涂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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