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陆路交通体系中，除了最基础的步履跋涉，畜力牵引的车舆便是承载长途运输与社会往来的核心工具。从畜力车的动力来源看，虽然牛、羊、骡甚至鹿都曾被用来拉车，但最为普及、也最能彰显身份的始终是马车。
古代贵族出行时，极其讲究马匹的阵仗，他们以车代步，纵马成列，车马相连，形成了“出则连骑，归从百两”的壮阔场面。这种由骏马拉载的繁华也延伸到了名士的社交中：大才子蔡邕的宅院周围“常车骑填巷”，马蹄声与谈笑声不绝于耳；间谍隐蕃在吴国潜伏时，院落内也是“车马云集”，靠着骏马往来营造出宾客盈堂的假象。然而遇上战乱年代，即便身为官吏，买不起马匹也是常有的事。崔琰从弟崔林任邬县县长时就因“贫无车马”，只能步行上任，可见在当时，有无马匹代步是衡量家底的重要标尺。
古代车马仪仗队。文康林 摄影
森严的等级制度
对马匹数量和颜色都有严格要求
尽管冲锋陷阵的战车到汉代已逐渐退出一线，但车舆制度却因马匹的使用而愈发森严。马的数量、形制以及马具的装饰，成了划分等级的硬性标准。在那种“天子驾六，诸侯与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逸礼·王度记》）的规矩下，拉车的马匹数量直接对应着主人的尊卑，任何人不得逾矩。天子最正式的车驾被称为“金根车”，由六匹骏马拉拽。根据仪仗的繁简，天子的车马队又分为大驾、法驾、小驾，其中大驾的从车多达八十一乘，法驾则有三十六乘。为了彰显皇权的五行之说，这些属车中还配有五色安车，连拉车的马匹也按五种色彩挑选，合称“五时副车”，民间俗称为“五帝车”。曹操在任魏王时，虽无皇帝之名，却公然在坐骑规格上僭越，乘坐由六马牵引的金根车，并配齐了五时副车，司马昭任晋王时向曹操看齐，全盘“抄作业”，这些野心家的僭越行为无疑是权力更迭的预演。
马车车箱的颜色与装饰同样彰显着权力。青色盖头、黄色内里的“青盖车”是皇室的专属，董卓进长安时便乘坐这种由马匹拉载的青盖金华车，因车厢上有爪画装饰，被时人戏称为“竿摩车”。即便他未成年的孙女董白，也依仗权势乘坐金华青盖车，后经蔡邕劝诫才改为黑色的“皂盖车”。东吴孙皓则更迷信马车带来的天命，他曾载着后宫数千人北上，幻想靠着“青盖入洛”的马队顺应天命，结果却遇上大雪，在怨声载道中狼狈而返。
铜车马。文康林 摄影
不同功能的马车
对马的要求各不相同
天子亲耕时乘坐“耕根车”，由四匹马拉动，把手上挂着农具；魏明帝时还讲究色调统一，车身尚黄，拉车的马匹也选用纯白的白马。狩猎时的“猎车”同样驾四马，为了抵御猛兽，这种车轮高大厚实，又被称为“蹋猪车”或“蹋兽车”。孙权当年更是自制“射虎车”，车箱只容一人，车顶开孔，由马拉着在林间穿梭，他则在车中射击猛兽，体验狩猎之乐。天子的战车选拔最壮硕的四马拉载，车上悬挂金鼓羽旗，布满弩矛，威震四方。
然而，失去权力的落魄者，自然也会丧失华丽马车维护的尊严。当汉献帝被李傕、郭汜追赶，北渡黄河时丢失了所有的车马辎重，贵为天子也只能落得“步行”的凄惨境地。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后，送葬的马车仅有几辆且没有魂幡，围观百姓指着那寒酸的马队感叹“这是被杀的天子”，令人读之悲哀。
铜车马。文康林 摄影
在日常生活中，马车的分工则更为细化。最常见的“轺车”由一匹马拉动，因车箱小、马速快，被称为“轻车”，常用于使者传令。若由两匹马拉，则称“轻传”。相比之下，装有帷幔、由两匹马拉动的“油軿车”则更为隐蔽舒适，多为贵族妇女所乘。《晋书·舆服志》记载：“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軿车，驾两马。”追求极致速度的则是“追锋车”，这种车驾两马，如同现代的超跑，司马懿在魏明帝病重时，便是乘坐这种双马追锋车紧急奔赴京师。急性子曹髦，每次急召司马望、裴秀等侍讲，会给居住在宫外的司马望特赐追锋车，遇上紧急召见，司马望就乘坐追锋车奔驰入宫。此外，还有马拉的简易大车“輂车”，以及车厢两侧装有挡泥板、由两马拉动的“轓车”。为了显示威权，皇帝的重量级使者会乘坐由一马拉动的“斧车”作为导引。而最具传奇色彩的“指南车”，则由四匹马拉动，车上的木刻仙人无论马车如何转向，手指始终指向南方，是大驾出行的科技先导。
最后，还有一种被称为“柴车”的特殊简陋车，配的是瘦弱的驽马。《韩诗外传》称：“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在曹魏时期，这种驽马柴车竟成了一种政治上清廉的符号。当时毛玠、崔琰提崇廉俭，官员们为了迎合这种评价，纷纷舍弃骏马华车，故意乘坐这种由驽马拉载的柴车，甚至有人把好马好车藏起来，故意步行上班。在这些形态各异的古代马车背后，马蹄声响起的每一个瞬间，其实都是古代等级制度与生活世相的生动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