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正进行他第五次南巡，浩浩荡荡的御驾车队开进了杭州城。
算起来，距离雍正朝那位大名鼎鼎的宠臣李卫两腿一蹬，坟头草都已经长了四十多年。
乾隆那天心情挺美，溜达着去了西湖边的花神庙。
原计划是赏赏景，散散心，可刚一跨进庙门槛，万岁爷的脸立马就沉得像暴风雨前的乌云。
抬眼一看，神坛上高高坐着的压根不是什么花神，居然是李卫的泥塑像。
更让人跌掉下巴的是，这老小子不光自己坐那儿，旁边还居然立着他妻妾的神像，一家老小整整齐齐地在那儿吸食老百姓的香火。
乾隆当时的火气直接冲到了天灵盖。
他伸手指着那塑像就是一顿臭骂，那意思大概是：这货打根儿起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全靠着先皇宠着他才敢无法无天，这都死翘翘多少年了，居然还敢在这儿装神弄鬼？
处理结果干脆利落：拆了，一把火烧个精光。
这事儿在当时那帮吃瓜群众眼里，觉得是皇恩浩荡不可测。
毕竟李卫那是雍正爷心尖尖上的“直臣”，是大清朝响当当的劳模。
可要是把这事儿放在权力的棋盘上一琢磨，你会发现这压根不是撒撒气那么简单。
乾隆砸烂的哪里是一堆泥巴，他这是在清算一笔早就该结的“政治旧账”。
这就得聊聊李卫那套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生存逻辑了。
咱们把时钟拨回到雍正刚登基那会儿。
那时候的官场有个怪圈：读书人当了官，一个个把“体面”和“规矩”看得比命还重。
哪怕是伸手捞钱，也得引经据典找个好名头；哪怕是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奏折也得写得花团锦簇。
雍正最看不上的就是这号人。
在他眼里，这帮家伙全是提线木偶，磕头的时候脑门比谁都响，真要干活了推得比谁都快。
李卫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横空出世的。
这哥们儿连个秀才的功名都没有，纯粹是因为家里银子多，砸钱捐了个官帽子。
按当时的行情，这种出身在清朝官场那就是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大概率就是混吃等死。
可偏偏李卫是个异类。
他浑身上下透着股江湖草莽气，办事从来不看说明书。
雍正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查亏空。
这道圣旨一下，全国上下的衙门里哭声一片。
浙江更是烂到了根子里，随便拎个官出来，屁股后面都不干净。
就在这时候，朝廷派下来的钦差大臣彭维新杀到了。
这一下子给浙江那帮官员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同时也把李卫推到了第一个生死攸关的岔路口。
摆在他面前的，说白了就两条道：
第一条道，“公事公办”。
配合钦差一查到底，结果肯定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浙江官场得来场大地震，大伙儿脑袋搬家。
第二条道，“官官相护”。
想招儿给钦差使绊子，但这等于是跟皇上对着干，一旦漏了馅，那更是死路一条。
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死胡同里，李卫硬是蹚出了第三条路：做局。
他主动给雍正递了个折子：皇上您要查账，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但这钦差大人刚来，两眼一抹黑，不熟浙江的地形民情，我申请帮着一块儿查。
雍正一瞅，这态度没毛病，大笔一挥，准了。
手里捏着这就相当于“协查令”的尚方宝剑，李卫转头就把浙江那帮大大小小的官员全关进了小黑屋。
那场面，估计跟黑社会老大给小弟训话没啥两样。
李卫的话说得很露骨：想留着脑袋吃饭的，就把家底全掏出来，赶紧把窟窿堵上；不想活的，现在就给我滚蛋。
这帮官员早就吓得魂飞魄散，把李卫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一个个砸锅卖铁开始填账上的坑。
紧接着，最骚的操作来了。
钦差彭维新那可是个较真儿的主，手里的尚方宝剑寒光逼人，这一路查过来，神挡杀神。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浙江这边早就给他编好了一个笼子。
李卫一见着彭维新，腰弯得那叫一个低：彭大人一路辛苦，皇上让我给您打下手，咱们怎么个查法？
彭维新也不傻，为了避嫌，两人一拍即合：分头行动。
怎么分？
李卫出了个馊主意：抓阄。
他让人把浙江各个县的名字写在纸团上，揉吧揉吧扔盘子里。
咱俩谁也别挑肥拣瘦，抓到哪儿去哪儿，全凭老天爷安排。
这看着那是相当公平，其实里头全是猫腻。
李卫早就在纸团上动了手脚。
凡是那些亏空大得吓人、烂摊子没法收拾的县，李卫全让自己“抓”到了手；凡是账目相对干净、或者是已经补得差不多的县，全“分”给了彭维新。
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心理战。
彭维新拿着那一半名单去查，自然是查不出什么大毛病，反倒觉得浙江这地方吏治还挺清明。
而李卫自己去查的那一半“烂账”呢？
他早就跟底下人通好气了：老子给你们争取了时间，要是这时候还补不上，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的狗命。
等到两路人马汇合，李卫一脸诚恳地问彭维新：“咋样？
有亏空没？”
彭维新摇摇头：“没有。”
李卫一拍大腿：“太好了，我查的这些也没有。”
于是俩人联名上奏：浙江无亏空。
雍正一看乐开了花。
要知道，当时全国都在闹亏空，唯独浙江这块硬骨头被“啃”下来了，还没出乱子。
最后的结果是，李卫升官发财，浙江官员保住了吃饭的家伙。
在这档子事里，李卫露出了极其可怕的一面：他既不是清流，也不是贪官，他是“能吏”。
他压根不在乎程序正义，他眼里只有结果。
为了达成老板（雍正）要的那个结果（浙江安稳、国库有钱），他可以忽悠钦差、可以恐吓下属、可以把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种人，在乱世那就是把快刀。
可刀太快了，容易割着手。
李卫心里门儿清雍正稀罕什么样的人。
雍正喜欢孤臣，喜欢那种为了皇上敢把全天下人都得罪光的主儿。
于是李卫就把“飞扬跋扈”这四个字演到了极致。
他在云南当布政使那会儿，雍正赏了他一块“钦用”的牌子。
换一般人，这种御赐的宝贝得供在家里祖宗牌位旁天天磕头。
李卫偏不，他每次出门，都要把这块牌子挂在仪仗的最前面开道。
远远一看，跟皇上亲临现场差不多。
云南的官员百姓见了都得下跪，好几回吓得地方官以为真是雍正微服私访了。
这事儿传到京城，连雍正这么宠他的人都觉得有点过了，私下里嘀咕这小子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但李卫心里的算盘打得精着呢：我越是嚣张跋扈，越说明我没有结党营私，我唯一的靠山就是皇上您啊。
到了后来，这种跋扈直接升级成了对体制的公然践踏。
这就离了大谱了。
第一，这是跨省抓人，手伸得太长了；第二，这几个人犯的不是国法，是你李卫的家法，凭什么动用国家的行政资源？
家族里有人受不了他的控制，甚至想改姓，以此来摆脱这个疯子。
两江总督范时绎实在看不下去了，一状告到雍正那儿：李卫目无王法，胡作非为。
按理说，这是板上钉钉的实锤。
但雍正的处理方式，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他不但没罚李卫，反而下了一道更奇葩的命令：以后江南的军政事务，由李卫和范时绎“共同办理”。
甚至把江苏七府五州的盗窃案，全划给李卫管。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把李卫这把刀，直接捅进了江南官僚集团的心窝窝里。
雍正就是要用李卫的“不守规矩”，去冲击江南官场那套铁板一块的“死规矩”。
在雍正朝，李卫的这种“恶”，是一种被皇权特许的“恶”。
不过，所有的特权，那都是有保质期的。
乾隆三年，五十一岁的李卫病死。
他这一走，算是善终。
但他留下的那个“人设”，在乾隆眼里却是越看越碍眼。
乾隆和雍正是完全两路人。
雍正务实，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乾隆好名，讲究的是盛世气象，君臣得体。
在乾隆看来，李卫这种人，简直就是大清官场的“病毒”。
第一，出身不正。
连个功名都没有，靠着撒泼打滚上位，这对那些寒窗苦读的读书人公平吗？
第二，手段下作。
抓阄骗钦差、私设公堂、跨省抓人，哪有一点朝廷大员的样子？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点：越级碰瓷。
李卫活着的时候，嘴边老挂着“先帝”，动不动就拿雍正压人。
在乾隆看来，这不仅是不尊重现任领导，更是在挑战皇权的唯一性。
所以，当乾隆四十年后在花神庙看到李卫的塑像时，新仇旧恨一股脑全涌上来了。
他那段骂李卫的话，其实很有深意：“托名立庙…
借着先皇的名义，任性骄纵…
如果他还活着，我惩办他还来不及，怎么能让他立庙呢？”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李卫是雍正养的狗，不是大清的神。
你的那些功劳，比如修《西湖志》，比如治理浙江，那是皇恩浩荡给了你机会。
你居然敢贪天之功，给自己塑像，还把老婆小妾都摆上来？
在乾隆的政治逻辑里，李卫必须被彻底否定。
因为乾隆要建立的，是一个规规矩矩、等级森严的“盛世”。
在这个盛世里，不需要李卫这种敢在规则之外狂奔的“野马”。
砸掉李卫的像，就是砸掉那种“为了做事可以不择手段”的风气，也是在向天下宣告：
现在的规矩，是我乾隆定的。
回头看李卫这一辈子，成也“不守规矩”，败也“不守规矩”。
在雍正急需用人的乱局里，他的不守规矩是破局的利器；但在乾隆粉饰太平的盛世里，他的不守规矩就成了必须要铲除的废墟。
花神庙里的那尊泥像，终究是没能扛过皇权更迭的风雨。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