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下旬，苏北盐城的一片野松林里，寒风卷着枯叶。
一声枪响打破了寂静。
动静不大，噗的一声，像是闷雷。
翻开这人的履历，你挑不出半点毛病。
赣南出来的老底子，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了，还在陈毅手底下干过，业务能力没得挑，政治背景比蒸馏水还干净。
可粟裕杀起人来，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甚至连个像样的公审大会都没开。
这事儿做得这么绝，是因为就在半天前，要不是那盒不起眼的香烟摆到了粟裕的案头，苏中军分区的整个指挥中枢，差点就让日本人给连锅端了。
这不仅是几条人命的事，背后藏着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暗战。
咱得把时间条往回拉，说说那个烟盒。
11月12日一大早，苏中军分区的联络点来了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
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直哆嗦，扔下一句话：“这是施先生的烟。”
这一路简直是跟阎王爷赛跑。
烟盒先到了黄桥，紧接着骑兵接力，把马跑得口吐白沫，才送到了盐城南郊八滩——粟裕的司令部就在这儿。
粟裕掀开盖子。
烟还是那几根烟，没人动过。
蹊跷在盒盖反面。
有人用铅笔在那儿描了个画。
没写字，也没标地点，就画了个耳机子，后面拖着根弯弯曲曲的线。
外行看这玩意儿，八成以为是哪家熊孩子的涂鸦。
可粟裕边上的无线电参谋凑过去一瞧，脸当场就白了：“坏了。
这画的是B-2型耳机，苏联货，只有南线的电报科才有这装备。”
粟裕盯着那个烟盒，脑子转得飞快。
施亚夫是何许人也？
那是咱们插在汪伪心脏里的一把尖刀，混到了伪军第七师的中将师长。
这么一位在狼窝里跳舞的主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送出来的不是鬼子的扫荡图，也不是兵力表，偏偏是个耳机。
这啥意思？
意思是外头没毛病，毛病出在咱自己屋里。
意思是日本人的耳朵，早就贴到了新四军的嘴巴边上。
那会儿粟裕的处境，说是在悬崖边上跳舞都不为过。
按老规矩，叶飞走的路线是：靖江南渡，经海安，回江都。
这条道儿平时走惯了，沿途全是咱们的根据地或者游击区，按理说比保险箱还安全。
可要是电台漏了底呢？
粟裕没找人商量，也没发电报请示，当场拍板下了两道死命令。
头一道，给骑兵连：“别管马死活，务必把叶飞追回来，让他们原地掉头，改走盐城北线。”
第二道，给作战科：“全军所有电台，马上关机。
谁也不许发报，全面静默。”
这招其实是步险棋。
打仗的时候搞无线电静默，等于把指挥部变成了瞎子和哑巴。
万一这时候鬼子摸上来，部队就是一盘散沙。
但粟裕是在赌。
他赌的是，只要自己把嘴闭上，日本人立马就得变成聋子。
骑兵连那帮兄弟也是拼了命，跑死了好几匹马，终于在凌晨四点，在江都东边把叶飞给截住了。
这会儿，叶飞那帮人离鬼子的伏击圈，也就剩下几个钟头的脚程。
要是粟裕当时稍微迟疑个把小时，或者想“先查查清楚”，苏中军分区的半壁江山怕是都要折进去。
火烧眉毛的事儿解决了，回过头来就得清理门户。
粟裕的眼神，冷冰冰地钉在了电报科身上。
那个画耳机的施亚夫，其实就在几天前的11月上旬，刚参加完鬼子的一场“清乡”动员会。
会上，日军南通的一把手小林信男狂得没边。
这个老鬼子拿着指挥棒在地图上划拉。
他嘴里蹦出一句日语，听得施亚夫后背直冒冷气：“这回清乡，咱不抓大头兵，专门抓当官的。”
紧接着，他在地图上勾了几条红道道。
每一条，都跟新四军高层的返程路线严丝合缝。
施亚夫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侦察啊，这是开了天眼了。
连几点过哪条河都掐得准准的？
只有一种解释：咱们这边刚用电台布置完任务，日本人那边就听了个满耳。
而且，他们连密码都破了。
施亚夫不敢写字。
在鬼子眼皮底下，稍微带点字的纸条要是被搜出来，立马就是个死。
他只能画画。
他把宝都押在了粟裕能看懂这幅画上。
粟裕还真就看懂了，而且想得比施亚夫还要深一层。
通常来说，电台监听顶多能测出你在哪块区域，或者破译点简单的明码电报。
但这回不对劲。
叶飞的路线是核心机密，用的那是高级加密。
如果日本人能实时掌握，说明只有一种可能：要么密码本被人偷了，要么发报的人就是鬼子。
粟裕让人把电报科28个人的花名册拿来。
老资格，技术大拿，平时话也不多。
可偏偏就是这个“老资格”，成了最大的嫌疑对象。
那会儿电报科分工细着呢。
译电的只管翻，发报的只管敲。
能同时摸到底稿、拿着密码本，还有权改发报格式的人，除了科长没别人。
抓人是在半夜动的手。
最后，在墙角夹层的一个破皮包里，翻出个要命的东西：一本印着“陆军第五通信队”编号的日军密码本。
铁证如山。
问他图啥，他就吐了两个字：“怕死。”
说来也挺讽刺。
一个爬过雪山草地硬汉，没死在国民党的枪林弹雨里，最后却跪在了日本人的恐吓跟前。
1940年，他在南昌当护士的亲妹妹让日本宪兵队给逮了。
打1941年起，他就成了日军插在新四军大本营里的一根“毒刺”。
这小子精得很，知道直接发明码电报那是找死。
这种细微的手脚，自己人听着就是信号不好，可受过特训的日军监听台一听就懂。
缴获的那个密码本上记着呢：“X点发报，呼叫Y点，确认为军分区目标。”
怪不得日军的伏击圈能精确到十米以内。
粟裕看完口供，把本子往桌上一摔。
第二天下午，直接枪毙。
粟裕心里清楚，杀人容易，补漏难。
他在电报科立了三条死规矩：
头一条，发报必须两个人互相盯着，谁也别想单独干；
第二条，密码本归主官随身带，谁敢复印拍照直接抓；
第三条，密钥格式由总部统一发，一个月换一回。
这三条看着是行政命令，其实是把“人性”这玩意儿从制度里剔出去了。
在情报战场上，没谁是绝对靠得住的，只有流程才是铁打的。
原本那个28人的电报科，一口气调走了22个，基本换了一茬人。
粟裕后来感慨过：“电报科这地方，比前线战壕还凶险。”
前线那是明刀明枪，这儿全是背后捅刀子。
至于那个送情报的施亚夫，他在敌营里一直潜伏到了抗战胜利。
1942年那个冬天，他靠着一盒香烟，把苏中军分区的指挥层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可他自己，依然每天都在刀尖上过日子。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很少吹嘘自己多能耐，只提到了那种透不过气的压抑。
他说：“从我收第一份电报那天起，我就知道早晚得死人。
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死。”
这话听着渗人，可这就是情报战的底色。
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决定生死的往往不是千军万马的冲杀，而是一个眼神、一张画着耳机的废纸，和一个指挥官在一瞬间做出的生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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