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清明刚过第三天，永阳镇的石板路上走来个穿解放鞋的军人。
裤脚还沾着泥点子，军帽下露出的额角有道浅疤这是吴富善离家14年后第一次踏上故土。
那会儿全国刚解放，到处都是新气象，但永阳镇的老樟树还跟从前一样，枝桠伸得老长，像要把游子都拢进怀里。
吴富善站在自家老屋门口，手在门环上停了半天，愣是没敢敲，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的是嫂子黄玉莲。
她端着木盆正要去河边，抬头看见这个穿军装的陌生人，手里的盆"哐当"掉在地上，皂角水溅了满地，映着解放军帽徽闪闪发亮。
"你是...三弟？"黄玉莲的声音发颤，眼睛直勾勾盯着他脸上那道疤。
这道疤是1938年聊城战斗留下的，当时子弹擦着颧骨过去，军医都说能捡回条命算造化，吴富善咧嘴想笑，眼泪先掉了下来。
14年了，从1935年偷偷跑出去参加红军，到现在当上副营长，他以为自己早把眼泪哭干了。
回乡的路可不好走，从南昌坐卡车到吉安，再换乘老乡的牛车，最后那段路只能靠两条腿。
鞋底子磨穿了，脚底板全是血泡，但一想到能见到家人，这点苦根本不算啥。
嫂子把他往屋里拉，嘴里不停地念叨："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堂屋里的八仙桌还是老样子，只是桌面多了几道新裂纹。
吴富善摸了摸桌角，那里还留着他小时候刻的歪歪扭扭的"三"字。
"你大哥在里屋躺着呢。"嫂子的声音低了下去。
吴富善心里一紧，快步走进内房，大哥吴富春躺在床上，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看见他进来，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咳得停不下来。
本来想问问大哥的病情，嫂子却把他拉到厨房，灶台上的腌菜缸还在老地方，只是缸沿的豁口用布条缠了又缠。
“你走后第三年，他就得了痨病，家里的地都快卖光了。"嫂子说着，从灶膛里掏出个烤红薯，塞到他手里。
红薯还冒着热气，烫得他手心发红，14年前离家那晚，娘也是这样塞给他一个烤红薯，那会儿他才18岁，揣着红薯在黑夜里跑了几十里，不敢回头。
"爹呢？"吴富善咬了口红薯，甜得嗓子发紧。
嫂子眼圈红了："前年冬天走的，临走前还攥着你的信哭。"她转身从樟木箱底翻出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二十多封信。
这些信是他从各个战场寄回来的，有的写在烟盒纸上，有的是撕下的笔记本页，字迹歪歪扭扭，却被父亲用线装订成册。
最上面那封是1947年写的，信封上还沾着弹孔。
"如果我回不来，就让侄子顶替我接着革命。"吴富善念着信上的话，突然蹲在地上哭出声。
他以为自己是铁打的汉子，在战场上死人堆里爬都没掉过泪，可此刻在自家厨房里，却哭得像个孩子。
住了三天，吴富善才敢仔细看这个家，前厅后灶的格局没变，只是牛栏改成了柴房，里面堆着半干的松针。
院角的柚子树开花了，香气飘得满院都是，嫂子说，这树是他走那年栽的，现在每年都结满果子。
村里开始分田地，工作队的人听说吴副营长回来了，特地来家里拜访。
《中国土地法大纲》刚颁布不久，家家都能分到自己的地，嫂子拿着土地证直抹眼泪，说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一天。
那天下午，吴富善去看老庚狗子，两人光着膀子在河里摸鱼，就像小时候一样。
狗子现在是农会主席，说起土改眉飞色舞："三儿，你走那年我还吃不饱饭，现在家里囤着两缸米！"
正说着，通信员骑着马匆匆赶来，部队要南下追歼国民党残敌，命令所有休假军官立即归队，吴富善捏着电报，手指关节都白了。
他才回来五天，就要走了，嫂子连夜给他纳了双布鞋，鞋底纳得密密麻麻。
"到了广西那边，山路滑，穿这个稳当。"她把鞋塞进背包，又往里面塞了包炒黄豆，"路上饿了垫垫肚子。"
临走那天早上，吴富善在柚子树下站了很久。
嫂子把织布梭子塞到他手里："这是你娘留下的，带着当个念想。"他把梭子揣进怀里，感觉沉甸甸的。
1950年春天，部队寄来一封烈士通知书，吴富善在广西剿匪时为掩护战友牺牲了，年仅32岁。
消息传到永阳镇，嫂子把那二十多封信又读了一遍，然后把织布梭子和布鞋放在樟木箱最底层，现在永阳镇的烈士纪念碑上，吴富善的名字刻在第二排。
每年清明，都有老人给孩子们讲那个穿解放鞋的军官回乡的故事。
嫂子黄玉莲活到91岁，临终前还让人把"三儿归来"四个字刻在柚子树的石头围墙上。
那棵柚子树现在还在，每年都开花结果。
有人说，秋天摘柚子的时候，能听见树下有脚步声，像有人穿着解放鞋，轻轻踩在落叶上。
樟树下的"三儿归来"四个字，不是简单的纪念。
那是一个儿子对家的眷恋，一个军人对国的忠诚，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永远铭记。
那些藏在书信里的思念，那些临别时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再见，都化作了春风里的柚子花香。
所谓英雄，不过是平凡人在关键时刻做了不平凡的选择，吴富善用32年的生命告诉我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种情感，再过多少年都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