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的清晨，汉口至大连的绿皮车刚刚进站，一位裹着蓝布褂子的中年妇人扶着车门跳下月台。冷风扑面而来，她却顾不上系紧围巾，四下张望，生怕耽误转车时间——前方七十多个小时的旅途，有人正在病榻上等她。这位妇人叫徐文金，湖北大悟人，今年四十五岁，别人管她叫“徐大嫂”，可在她心里，自己只是去看父亲的“女儿家”，那个让她望穿秋水的父亲，正是戎马半生的徐海东大将。
车窗外掠过的冬林勾起记忆。二十三年前的除夕，她在自家田里插秧，忽地被几名解放军请回家。那一日，身穿新棉军装的军代表说出一句让全村轰动的话：“你父亲没死，而且是咱们军里的大首长，请你跟我们走。”一九五一年春，她被护送到大连疗养院，看见了许久只存于黑白照片中的那张面孔。久别重逢，只剩下颤抖的手和热泪。父女相望，良久无语。
过完年，她鼓起勇气向父亲提了个小小愿望——在城里找份工作。当时的徐海东刚过五十岁，面庞消瘦，胸口还贴着纱布。听罢，他摇头：“咱们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国家刚解放，家家都得从头来，你回村干活，也能闯出好光景。”说完，他递上两双胶鞋，“别总打赤脚。”这份坚守原则的倔强，让女儿瞬间红了眼，却只是重重点头。
回到烂金套后，徐文金嫁给隔壁村的贫农高正凯。三十亩薄田，一家七口，日子掰着指头过。三年困难时期，更是一日只剩一顿糠菜粥。邻居劝她：“写信给将军，让孩子去北京投奔外公。”她抹把汗，低声回绝：“找爸爸的门子，就是给国家添堵，这锅我不敢端。”夜深人静，天井里只听得见磨镰石和稀饭气泡的声音。
高正凯积劳成疾，一九六二年春寒里撒手人寰。棺木是借人家的旧料拼成的，土丘草浅，只有孩子们的哭声此起彼伏。村里人叹她命苦，可她从未后悔当年那趟从大连返回乡下的决定。她念着父亲的话：“用自己的双手过日子。”于是白天犁田插秧，夜里纺线纳鞋底，四男一女被她一把扛大——保国、卫国、建国、新国、翠珍，名字都是老爷子当年亲笔写进家书的。
正在她日子稍稍见亮的时候，噩耗传来：徐海东病情加重，住进大连陆军医院。寒风挡不住孝心，她挑着一担红薯干和鸡蛋北上。走进病房那一刻，昔日“百将之雄”的钢铁汉子骨瘦如柴，靠在枕头上喘息。老人伸手，声音沙哑：“文金，你是不是怨我，让你一辈子种地？”妇人扑通跪下，泪落如雨：“从来不怨，没爹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看见爹，还怨什么？”
那天的病房，床头灯昏黄。父亲的手背布满针眼，女儿掌心全是老茧。两代人的心事，却在一句对答间化作沉默。徐海东擦干泪，又嘱托：“回去吧，好好过日子，别给组织添麻烦。”临别，他把自己仅有的津贴信封塞进她手里，被她原样放在枕边，只带走了一顶洗得发白的旧军帽。
比起家事，徐海东同样把“公平”视作生命。一九五五年，军委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人们以为他会欣喜若狂，谁知病中的他彻夜辗转，第二天写信上报，婉言辞让，理由只有一句：战后多年卧病，贡献不如昔日。周恩来总理亲赴病房劝慰：“这是对你从红军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功勋的肯定，不高也不低。”老人这才勉强答应。
授衔风波刚过，一位老战友南下探病，言语间难掩对自己军衔的失落。徐海东听完，只让警卫把门带上，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低吼：“老兄，咱们的命是战友用血给的，你还计较这一颗星两道杠？对得起地下的弟兄吗？”一句话呛得对方老泪纵横，拍着自己胸口保证“绝不再提”。
时光很快推到一九九六年。徐文金已七十一岁，皱纹深处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爽利。那天，她在门口编筐，忽见几位素不相识的北方客，送来父亲遗物：那封被她退回的津贴信、那顶发黄军帽，以及老人用力写下的几行字——“以后想我，就摸摸这顶帽子。”老人已于一九七〇年底溘然长逝，距今整整二十六年。
客人告辞时，夕阳正坠下山梁。徐文金把那顶帽子小心翼翼挂进堂屋。屋外，几个村娃在晒谷坪上翻跟头，笑声穿过薄暮。她抿嘴微笑，转身提了一筐红苕进灶屋，火苗跳动，照出满墙红影。大将的女儿依旧是农妇，可在这片红土地上，她与父亲一样，把一生的重量安放在人民中间。